《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Gr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Sustainability Control 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Bridging Natur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Levers of Contro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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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组织如何将可持续导向的无形资产转化为可衡量的环境成果，仍是可持续会计与管理控制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挑战。本研究借鉴自然资源编排视角，考察基于Simons控制杠杆框架的可持续控制系统如何帮助将绿色智力资本（GIC）各组成部分转化为环境绩效的提升。利用来自175家
理解组织如何将可持续导向的无形资产转化为可衡量的环境成果，仍是可持续会计与管理控制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挑战。本研究借鉴自然资源编排视角，考察基于Simons控制杠杆框架的可持续控制系统如何帮助将绿色智力资本（GIC）各组成部分转化为环境绩效的提升。利用来自175家印度上市公司的调查数据，并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GIC与环境绩效呈正相关，且可持续控制系统变量在这一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将自然资源编排理论与控制杠杆框架相整合，为可持续管理控制文献作出贡献。研究结果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启示：仅仅拥有绿色知识资产并不必然带来环境绩效的提升；相反，企业需要通过可持续控制系统对这些资产进行有效的结构化（structuring）、整合（bundling）与杠杆化（leveraging），从而将GIC转化为更强的环境成果。研究结果还为致力于通过GIC与可持续控制系统的战略整合来提升环境绩效的管理者和监管者提供了实践洞见。
**论文解读：绿色智力资本、可持续控制系统与环境绩效**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不断加强的监管压力以及持续上升的利益相关者期望，迫使企业重新审视其应对可持续性问题的方式。组织不仅需要遵守环境法规，更需主动将可持续性整合进战略与运营之中。在此背景下，绿色智力资本（Green Intellectual Capital， GIC）——涵盖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结构资本与绿色关系资本——已被视为环境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然而，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企业如何将绿色知识资源转化为切实的环境绩效？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管理会计和环境绩效测量系统等具体机制，但对更广泛的可持续控制系统如何帮助企业调动、协调并战略性地部署GIC以达成环境目标，认识尚不充分。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缺口展开，其核心目的在于：以自然资源编排视角为理论透镜，探讨可持续控制系统（Sustainability Control Systems， SCS）是否以及如何在GIC与环境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选择印度作为实证情境，原因在于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自2021年起推行商业责任与可持续报告（BRSR）框架，强制大型上市公司进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信息披露，这为企业发展内部知识资源与管理控制机制创造了制度压力，也为检验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提供了恰当场域。
**二、研究开展、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基于自然资源编排理论（Natur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与Simons的控制杠杆（Levers of Control）框架，构建了一个以可持续控制系统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提出四个研究假设：GIC各要素与环境绩效正相关（H1）；GIC各要素与可持续控制系统正相关（H2）；可持续控制系统与环境绩效正相关（H3）；可持续控制系统在GIC与环境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H4）。通过对175家印度NSE 500指数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为首席财务官及资深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GIC对环境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16，p=0.001）；GIC对可持续控制系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35，p<0.001）；可持续控制系统对环境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82，p=0.004）；可持续控制系统的间接效应显著（β=0.179，p=0.005），且直接效应仍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四个假设均获得支持。该研究证实：企业不仅需要拥有绿色知识资产，更需通过可持续控制系统这一组织机制对其加以有效编排，才能实现环境绩效的实质性提升。研究论文发表在《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期刊上，其意义在于：理论上，将自然资源编排理论与控制杠杆框架进行了创造性整合，拓展了GIC研究从“资源拥有”向“资源编排”的视角转换；实践上，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强制可持续披露制度下提升环境绩效提供了路径指引——单纯依赖外部披露要求并不足够，企业必须同步建设内部可持续控制系统。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样本来源于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SE 500指数上市公司。研究人员通过公开企业名录与公司网站获取潜在受访者联系方式，共通过邮件发放565份调查邀请，于2023年4月至2023年8月期间收集数据，收到175份有效回复，回复率为31%。问卷基于已有成熟量表：GIC采用Chen（2008）及Chang和Chen（2012）开发的14个题项，涵盖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结构资本与绿色关系资本三个维度；可持续控制系统基于Simons（1995）控制杠杆框架，参考Wijethilake（2017）等研究，采用12个题项；环境绩效采用Lisi（2015）开发的4题项量表。数据分析使用SmartPLS 4软件，遵循Hair等人（2019）提出的两阶段PLS-SEM分析流程：先评估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再检验结构模型与假设。此外，为规避共同方法偏差，采用Kock和Lynn（2012）的全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为评估无响应偏差，进行了早期与晚期受访者的多群组分析（MGA）。
**四、研究结果**
**4.1 反映型测量模型评估**
研究人员通过外载荷、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onbach's alpha、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以及异质-单质比率（HTMT）对一阶与二阶反映型测量模型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所有指标的外载荷均超过0.70的推荐阈值（少数如GHC05为0.701，EP02为0.729，但仍可接受）；所有构念的组合信度与Cronbach's alpha均高于0.60；AVE值均大于0.50，表明收敛效度良好；HTMT置信区间不包含1，确认各构念间具有判别效度。此外，GIC作为由三个一阶维度构成的反映型二阶构念，其维度载荷、AVE、组合信度与Cronbach's alpha均达到可接受标准。该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可支撑后续结构模型检验。
**4.2 结构模型评估**
结构模型的解释力通过R2、f2与Q2进行评估。R2显示，模型解释了可持续控制系统40.3%的方差和环境绩效31.3%的方差，表明模型具有中等解释力。f2效应量显示，GIC对可持续控制系统具有大效应（f2=0.676），而GIC对环境绩效（f2=0.085）及可持续控制系统对环境绩效（f2=0.061）的效应较小，但仍具有意义。Q2值均大于零，表明模型具有充分的预测相关性。模型拟合指标SRMR值为0.086，低于0.10的阈值，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4.3 假设检验**
路径系数结果显示：GIC→环境绩效（β=0.316，p=0.001），支持H1；GIC→可持续控制系统（β=0.635，p<0.001），支持H2；可持续控制系统→环境绩效（β=0.282，p=0.004），支持H3。控制变量方面，行业类型（β=-0.040，p=0.553）与公司规模（β=0.043，p=0.573）对环境绩效均无显著影响，表明在本样本中环境绩效主要由GIC与可持续控制系统等理论构念解释。针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显示，GIC通过可持续控制系统对环境绩效的特定间接效应显著（β=0.179，p=0.005），同时直接效应亦显著（β=0.316，p=0.001），表明可持续控制系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4获得支持。
**五、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可持续控制系统是GIC转化为环境绩效的关键组织机制。GIC提供绿色资源基础，可持续控制系统则通过诊断控制与交互控制实现资源的协调与部署。仅拥有绿色知识资源不足以自动带来环境改善，企业必须通过正式化的管理控制机制对绿色人力资本、绿色结构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进行结构化、整合与杠杆化。研究还发现，行业类型与公司规模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NSE 500样本企业均处于印度BRSR框架下，面临相似的制度期望与环境问责压力，结构性特征的解释力因而减弱。从理论意义看，本研究将自然资源编排视角延伸至可持续管理控制领域，阐明了控制杠杆如何作为资源编排的具体运作机制；从实践意义看，管理层应将可持续性目标嵌入诊断与交互控制流程，监管者则应鼓励企业在外部披露之外加强内部可持续控制系统的建设。研究亦存在局限：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单一国家背景、横截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跨国家比较，并考察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环境管理会计等能力与可持续控制系统的交互效应。
研究结论部分可总结为：本研究基于自然资源编排视角，实证检验了GIC、可持续控制系统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GIC对环境绩效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且这一影响部分通过可持续控制系统的中介作用实现。这意味着，企业若要将绿色智力资本转化为可衡量的环境成果，必须建立并有效运用可持续控制系统，以结构化和系统化的方式编排其绿色知识资源。本研究的发现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控制文献提供了新的理论洞见，也为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在新兴经济体背景下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实践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