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成人诱骗(Adult Grooming)中的人际信任与信息披露:施害者亲社会-反社会特质与权力情境的实验研究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early-stage adult grooming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8日 来源: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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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成人诱骗(adult grooming,指施害者通过建立关系来操纵或控制成年受害者的蓄意过程)面临社会质疑且在法律层面具有复杂性。尽管文献中日益认识到可能存在与成人诱骗相关的过程,但仍缺乏实证证据。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施害者特质(perpetra

  
**目的:** 成人诱骗(adult grooming,指施害者通过建立关系来操纵或控制成年受害者的蓄意过程)面临社会质疑且在法律层面具有复杂性。尽管文献中日益认识到可能存在与成人诱骗相关的过程,但仍缺乏实证证据。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施害者特质(perpetrator's disposition)及信任发展情境对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的影响,为早期阶段成人诱骗影响因素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基础。

**方法:** 采用混合实验设计,最终样本(N = 135)的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两种条件之一(亲社会[prosocial]、反社会[antisocial]),并向其呈现三个情境vignette(工作场所、体育和大学),均描绘了权力不平衡关系中的互动。

**结果:** 测量了处于权力地位的个体(施害者)的可信赖度感知(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权力较低个体(受害者)披露个人信息的可能性以及参与者自身的信任倾向(propensity to trust)。结果表明,与反社会施害者相比,亲社会施害者被认为更值得信任且更可能引发信息披露。此外,与体育和大学情境相比,工作场所中的施害者被认为最不值得信任且最不可能引发信息披露。

**结论:** 本研究为可能影响早期阶段成人诱骗的因素提供了一定见解,具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信息并推动制定应对现实情境策略的潜力。
**论文解读:早期成人诱骗中的人际信任与信息披露——施害者特质与权力情境的实验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成人诱骗(adult grooming)是指施害者蓄意且有步骤地通过与个体建立关系来操纵或控制对方的进程(Metropolitan Police, 2025)。与儿童诱骗(child grooming)已有较为完善的法律界定不同,成人诱骗的概念在法律层面仍具有复杂性,且面临社会质疑。现有文献虽然日益认识到成人诱骗可能存在一个既定的过程——Sinnamon(2017)提出了包括选择受害者、收集信息、建立个人联系、满足需求并建立资质、引导目标、发起性接触以及控制受害者七个关键阶段——但成人受害者仍需基于已造成的伤害(如强制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经济剥削)寻求法律救济,而非基于诱骗过程本身。这意味着受害者必须在遭受伤害之后才能获得帮助,难以在成人诱骗的早期阶段获得有效干预。因此,亟需建立对成人诱骗构念的实证支持,以深化理解并探索是否能在潜在伤害发生前采取更多措施。

从现有文献来看,Sinnamon(2017)提出个体在经历心理情感脆弱(如低自尊)、身体脆弱和/或经济脆弱时更容易被锁定为目标。Jeglic和Winters(2024)的案例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同时强调施害者的表现方式(如是否具有魅力或良好声誉)以及施害者采取的建立资质的行为(如沟通、赞美)可能影响信任的建立。这意味着,无论受害者自身的信任倾向如何,施害者的人格特质或其建立信任的策略可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成人诱骗发生的常见情境被认为涉及明显的权力不平衡(power imbalance),可能阻碍个体自由表达同意的能力。Hofstede(2011)的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理论指出,权力距离越大,信任和情感亲密度通常越低。然而,截至目前尚无研究直接比较不同情境中关系动态如何影响成人诱骗中的信任发展。在信任发展与信息披露方面,Tait和Jeske(2015)发现参与者的信任倾向是分享个人敏感信息意愿的预测因素之一,但情境性权力不平衡如何进一步影响信息披露尚未明确。在亲社会行为与信任建立方面,Mayer等人(1995)提出寻求获取信任的个体具备能力(ability)、仁慈(benevolence)和正直(integrity)三个特征。Levine和Schweitzer(2015)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不真诚的亲社会行为(如亲社会性谎言)也能促进信任。然而,反社会操纵在成人诱骗中是否同样可能发挥作用尚不清楚——虽然直觉上反社会手段不太可能促进与亲社会策略相同的信任发展,但已有研究识别出反社会性掠食者通过恐吓来"鼓励"他人服从的操纵策略(Bolino & Turnley, 1999; Steep & Bourdage, 2025)。鉴于成人诱骗领域实证证据的缺失,有必要考察不同操纵策略(亲社会与反社会行为)的可能作用。

基于上述文献空白,本研究作为必要的第一步,旨在探索与成人诱骗相关的一些因素:第一,探索成人诱骗在不同环境情境(工作场所、大学、体育)中的差异,这些情境中施害者-受害者权力不平衡可能存在差异;第二,探索亲社会与反社会特质的基础表现如何影响对施害者可信赖度的判断和信息披露意向,为未来研究和教育宣传提供信息。

**二、关键技术方法概述**

本研究获得阿德莱德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5/34),采用2(施害者特质:亲社会、反社会)× 3(情境:工作场所、大学、体育)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情境为组内变量。通过G*Power进行先验效力分析,设定Cohen's f = 0.15(β = 0.80, α = 0.05),每组需64名参与者。最终样本共135名参与者,其中78%为女性,22%为男性,平均年龄26.02岁(SD = 12.61)。参与者来自大学学生(n = 87,以课程学分作为回报)和两个心理学研究Facebook群组(n = 59)。三个情境vignette分别描绘雇主-雇员关系(工作场所)、荣誉导师-学生关系(大学)以及教练-运动员关系(体育),每个vignette中受害者均呈现两种个人脆弱性(如经济困难、人际冲突、学业压力等),施害者被描述为处于权力地位的可靠人物。施害者特质通过亲社会行为(赞美和表扬)或反社会行为(粗鲁、使他人哭泣等)进行操纵。因变量包括施害者可信赖度(单一项目,7点量表)和受害者信息披露可能性(两项平均,7点量表)。信任倾向采用一般信任量表(General Trust Scale, 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 6项目5点量表, Cronbach's α = 0.79)和人际信任量表(Trust in People Scale, Arbor, 1964, 3项目, McDonald's ω = 0.63)测量。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31进行混合方差分析(ANOVA)、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操纵检查(Manipulation Checks)**

首先,通过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确认随机分配至亲社会和反社会条件的参与者在两种信任倾向量表上的基线得分无显著差异(一般信任量表:F(1, 132) = 1.52, p = 0.22;人际信任量表:F(1, 132) = 1.44, p = 0.23),排除了预先存在的信任倾向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其次,以施害者可信度(credibility)感知作为权力感知的代表指标进行操纵检查。2(特质)× 3(情境)混合ANOVA结果显示:特质主效应显著(F(1, 130) = 30.80, p < 0.001, ηp2 = 0.19),亲社会施害者的可信度评分显著高于反社会施害者;情境主效应显著(F(2, 260) = 6.80, p = 0.001, ηp2 = 0.050),工作情境中施害者可信度(M = 4.69, SD = 1.26)显著低于大学情境(M = 5.02, SD = 1.14)和体育情境(M = 4.95, SD = 1.11),大学与体育情境之间无显著差异。此外,特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2, 260) = 7.63, p < 0.001, ηp2 = 0.055),在反社会条件下,工作情境的可信度评分显著低于大学和体育情境。

**(二)信任倾向(Propensity to Trust)**

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显示,参与者的一般信任倾向(人格特质层面)与施害者可信赖度感知之间存在中等正相关(r(132) = 0.42, p < 0.001),与受害者信息披露意愿感知之间存在弱正相关(r(132) = 0.25, p = 0.004)。然而,参与者的人际信任(认知信念层面)与施害者可信赖度感知(r(132) = 0.11, p = 0.21)及信息披露意愿感知(r(132) = 0.10, p = 0.27)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

**(三)信任感知与信息披露意愿(Perceptions of Trust and Willingness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2(施害者特质)× 3(情境)混合MANOVA结果显示:特质对合并因变量的主效应显著(Λ = 0.58, F(2, 129) = 46.30, p < 0.001, ηp2 = 0.42);情境对合并因变量的主效应显著(Λ = 0.51, F(4, 127) = 30.98, p < 0.001, ηp2 = 0.49);但特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不显著(Λ = 0.97, F(4, 127) = 1.02, p = 0.40, ηp2 = 0.03)。

后续单变量ANOVA分析进一步表明:就施害者可信赖度而言,特质主效应显著(F(1, 130) = 81.32, p < 0.001, ηp2 = 0.39),亲社会施害者(M = 5.24, SD = 0.83)显著高于反社会施害者(M = 3.91, SD = 0.86);情境主效应也显著(F(2, 260) = 33.43, p < 0.001, ηp2 = 0.21),采用Bonferroni校正(p < 0.025)的事后比较显示,大学导师(M = 4.83, SD = 1.33)和体育教练(M = 4.85, SD = 1.29)的可信赖度评分均显著高于雇主(M = 4.06, SD = 1.27),大学与体育情境之间无显著差异。就信息披露可能性而言,特质主效应显著(F(1, 130) = 50.70, p < 0.001, ηp2 = 0.28),亲社会条件下受害者被认为更可能披露信息(M = 4.72, SD = 1.06)相比反社会条件(M = 3.34, SD = 1.17);情境主效应显著(F(2, 260) = 38.08, p < 0.001, ηp2 = 0.23),大学生被认为最可能披露信息(M = 4.46, SD = 1.57),显著高于雇员(M = 3.49, SD = 1.48)和运动员(M = 4.15, SD = 1.48),运动员的信息披露可能性也显著高于雇员。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早期成人诱骗相关因素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基础。第一个关键发现是,处于权力地位的亲社会个体(施害者)相比反社会个体被认为更值得信任且更可能引发信息披露。这一发现扩展了既往研究,表明即使在施害者意图有害的情况下,亲社会行为仍可能促进信任发展(Levine & Schweitzer, 2015),与Sinnamon(2017)提出的亲社会性是成人诱骗早期阶段关键因素的构想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施害者在大学和体育情境中仍被评定为高于平均水平的可信赖度,且参与者在受害者是否会披露信息的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提示信任判断的复杂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个关键发现是情境差异可能影响早期成人诱骗。工作场所中的雇主被认为可信度和可信赖度均显著低于大学导师和体育教练,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参与者在工作情境中感知到更大的权力距离,因而感知到更少的信任和情感亲密度(与Hofstede, 2011的理论一致)。在大学情境中,无论施害者展示亲社会还是反社会特质,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可信赖度,但在亲社会条件下显著更高。在信息披露意愿方面,大学情境中信息披露可能性最高,而大学与体育情境之间差异不显著。此外,一般信任倾向(作为人格特质测量)可能与成人诱骗背景下的信任感知相关,这一结果与Mayer等人(1995)的信任模型以及Tait和Jeske(2015)关于信任倾向可预测个人信息分享意愿的发现一致。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其一,各情境vignette中嵌入了特定于情境的受害者脆弱性描述以增强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但这可能使参与者因对各情境的内隐偏见而对vignette作出不同解读,限制了结果的可推广性(generalisability);其二,参与者样本来自大学人群,可能对大学导师-学生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而运动参与和就业经历未被测量;其三,可信赖度仅通过单一项目测量,未来应考虑信任构念的更大复杂性;其四,施害者特质的操作化采用二元且鲜明对比的方式(亲社会/反社会),未来研究应探索这些广义表现内部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其五,未来研究还应考虑重复测量效应(如 carryover 效应)在实验研究中的潜在影响。

**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为一个研究严重不足的构念贡献更深入的理解,这代表了文献中的一个重大空白。本研究通过实验方法探讨了可能影响成人诱骗的因素,当前发现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长期目标旨在服务于现实情境。研究结果为在成人诱骗情境中如何感知可信赖度和信息披露提供了实证基础。未来研究应考虑个体因素(可能与施害者行为相互作用以增加或减少受害可能性)以及可能实施的潜在策略(以干扰施害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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