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的关联:学校依恋的调节作用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Adolescent loneliness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young adulthoo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chool attach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8日 来源: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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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群体正日益面临不稳定就业(precarious employment)的困境,然而关于早期社会经历如何与成年期劳动力市场结果相关联的研究仍然有限。基于生命历程视角,本研究考察了青春期孤独感是否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存在关联,以及学校依恋和邻里依恋是否对该关

  


青年群体正日益面临不稳定就业(precarious employment)的困境,然而关于早期社会经历如何与成年期劳动力市场结果相关联的研究仍然有限。基于生命历程视角,本研究考察了青春期孤独感是否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存在关联,以及学校依恋和邻里依恋是否对该关联产生调节作用。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美国青少年至成人健康国家纵向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Add Health)的纵向数据。青春期孤独感在第一次调查波次(Wave I)测量,不稳定就业在青年期(第四次调查波次,Wave IV)评估。为控制未观察到的家庭层面混杂因素,研究人员采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模型(sibling fixed effects models),在同一家庭内的兄弟姐妹之间进行比较。交互项用于检验学校依恋和邻里依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更高水平的不稳定就业呈正相关。这一关联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调整后仍然存在,表明其不能完全由共享的家庭背景解释。补充分析显示,孤独感与涉及工作稳定性、福利获取和工作场所控制维度的关联更强。学校依恋对该关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在学校依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中,孤独感与不稳定就业的关联有所减弱。邻里依恋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模式。这些发现表明,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就业质量的持久差异存在关联,并识别出学校是减弱这一关联的关键制度情境。上述发现表明,青春期孤独感和学校归属感应成为关于青年就业质量不平等研究与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从青春期向成年期的过渡在过去数十年间变得日益不确定,稳定、长期的就业机会对于年轻世代来说愈发难以获得。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中,青年群体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以不稳定合同、有限的就业相关福利、低工作保障和受限的工作场所自主权为特征的非正规就业形式中。这些劳动力市场状况反映了经济重构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labor market flexibilization)等更宏观的进程,它们重塑了早期职业发展轨迹。不稳定就业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进入阶段的暂时现象,而是与持久的社经劣势和就业不稳定的累积暴露相关联。

已有大量证据揭示了不稳定就业对个体福祉的不良后果,包括心理困扰加剧、物质生活困难和经済不安定感,以及自评健康水平降低和慢性病风险增加。然而,尽管关于就业不稳定性的结构性和宏观经济决定因素的研究十分广泛,但关于早期社会经历如何使个体更容易在成年期陷入不稳定就业的认知仍然十分有限。青春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的同伴互动、学校参与和社会归属感感知与社会技能、自我效能感和未来志向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对成年后的结果具有持久影响。在上述社会经历中,孤独感已成为一个尤其突出的社会心理风险因素。孤独感(loneliness)被定义为主观体验到自身社会关系相对于期望存在不足的感受,包含认知-评价成分(个体评价自身未被他人充分接纳或重视)和情感成分(伴随该评价而产生的痛苦孤立感)。孤独感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概念上可区分: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的结构性和资源性属性,指从网络位置和成员身份中获得的利益;而孤独感是对自身人际关系充分性的主观评价。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青春期孤独感与成年期的一系列不良结果(包括较低的教育成就、更高的心理困扰和恶化的身体健康)存在关联,但鲜有实证研究探讨青春期孤独感是否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尤其是就业不稳定性产生持久影响。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将青春期孤独感与后期就业质量的关联置于生命历程框架(life-course framework)内,该框架将青春期视为一个发展敏感期,其社会和情感经历会延续到后期的社经成就中。在此框架中,研究人员认为孤独感主要通过主观和心理路径与成年期劳动力市场角色的过渡相关联。反复感知到自身不被充分接纳可能降低关系性自我效能感(relational self-efficacy),削弱支撑稳定合作关系雇佣关系的普遍信任,且孤独感还与对社会威胁的高度敏感性相关。然而,这些倾向是否会转化为不稳定就业,还取决于年轻人所遇到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个体性格特征。孤独感在青春期与较低的教育成就相关,使得孤独的青少年以更薄的资历和更少的雇主所依赖的信号进入就业市场,可能通过此类选择过程被引导到更不稳定、更缺乏保障的工作中。

青春期孤独感与后期就业不稳定性的关联可能因制度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青少年嵌入于提供不同社会资源的学校和邻里中。孤独感是个体层面的主观状态,而学校和邻里是青少年所处社会环境的特征。研究人员因此将对这些情境的依恋视为一种情境性资源,可能弥补孤独感所经由运作的特定缺陷。强烈的学校归属感可以提供结构、与教师和成人的支持性纽带,以及不依赖于孤独青少年感到缺失的同伴接纳的能力感和自我效能感基础。邻里依恋则可能通过部分不同的路径缓解孤独感:凝聚力强的邻里以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为标志,即居民间共享的信任和相互支持与守望的意愿,对青少年而言意味着可获得关怀成人、非正式监督和超越家庭与同伴群体的社区归属感。

本研究使用Add Health纵向数据,考察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将不稳定就业概念化为一个涵盖工作稳定性、物质回报、就业福利和工作场所自主权的多维度构念。在方法上,研究人员利用Add Health的兄弟姐妹结构,采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模型,对同一家庭内的兄弟姐妹进行比较,以控制所有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的、兄弟姐妹共享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家庭层面特征,从而获得比汇总分析或横截面分析更严格的关联评估。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使用Add Health数据,该数据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基于学校的整群抽样设计,以与招生规模成比例的概率选取了80所学校。最终分析样本限定为兄弟姐妹亚样本,包括3101名在Wave I被调查并在Wave IV被成功追踪的受访者。缺失数据采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 with chained equations,m=10个插补数据集)处理。

主要因变量为Wave IV测量的青年期不稳定就业,通过八个调查条目捕捉五个维度(物质回报、工作时间安排、就业稳定性、工人权利与社会保护、人际权力关系),构建范围0-5的加总指数。主要自变量为Wave I测量的青春期孤独感,采用来自CES-D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的频率感受条目和来自Perlman与Peplau传统的感知接纳条目,通过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导出因子得分。调节变量为学校依恋(3个条目加总,Cronbach's α=0.86)和邻里依恋(3个条目加总,Cronbach's α=0.73),两者均进行标准化处理。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族裔、外国出生状况、出生顺序、认知能力(Peabody PVT标准化得分),以及母亲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是否与双亲生父母同住、兄弟姐妹数量和城乡居住状态。分析方法上,研究人员首先估计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作为基准,随后采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模型作为主要推断框架,并引入交互项检验学校和邻里依恋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在分析样本中,受访者青年期不稳定就业平均得分为1.41(SD=0.92),青春期孤独感均值接近零(M=0.02,SD=0.82)。基线平均年龄为16.1岁(SD=1.69),样本性别几乎均等(49%为男性),种族/族裔构成以白人为主(58%)。

*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的关联:*全样本OLS回归(Model 1)显示,青春期孤独感水平越高,与成年期更高的不稳定就业显著相关(β=0.079,p<.001)。在限定为兄弟姐妹样本并纳入相同协变量的OLS模型中(Model 2),关联依然正向且统计显著,幅度略大(β=0.097,p<.001)。在进一步纳入兄弟姐妹固定效应的更严格设定下(Model 3),青春期孤独感仍与更高水平的不稳定就业相关(β=0.110,p<.001)。孤独感系数在三个设定中保持稳定并单递增,表明即使在吸收兄弟姐妹间共享的所有家庭层面特征后,该关联仍然存在,不能完全由共享家庭混杂因素解释。

*孤独感与不稳定就业各维度的关联:*将不稳定就业分解为具体工作相关维度后,结果显示存在显著异质性。即使在控制兄弟姐妹固定效应的模型中,青春期孤独感与缺乏带薪休假(β=0.032,p<.05)、更少的就业周数(β=0.041,p<.01)、缺乏雇主提供的退休计划(β=0.046,p<.01)以及工作场所决策自主权降低(β=0.035,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相比之下,相对工资、总工作小时数、工作数量或健康保险覆盖范围在控制共享家庭背景后未观察到统计显著关联。

*学校依恋和邻里依恋的调节作用:*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模型中,青春期孤独感与不稳定就业呈正相关(β=0.066,p<.05),而学校依恋与不稳定就业呈负相关(β=-0.063,p<.05),提示保护性关联。关键的是,孤独感与学校依恋的交互项为负且统计显著(β=-0.055,p<.05),表明较高水平的学校依恋减弱了孤独感与后续不稳定就业之间的关联。预测值图示表明,孤独感与不稳定就业之间的关联在低学校依恋(-1 SD)个体中最陡峭,而在高学校依恋(+1 SD)个体中大幅减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邻里依恋既不与不稳定就业显著相关,也未显著调节青春期孤独感与不稳定就业之间的关联。

*补充分析:*将不重叠的CES-D抑郁症状条目作为额外协变量后,孤独感系数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设定中仅衰减约10%(从β=0.110降至β=0.099,p<.01),且孤独感×学校依恋交互项仍保持统计显著(β=-0.053,p<.05),无效的邻里依恋调节模式同样得以复现,表明本研究的估计反映的是青春期孤独感作为一种主观-关系性经历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非未建模的抑郁路径。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之间的关联,并特别关注学校依恋和邻里依恋的调节作用。使用Add Health纵向数据并利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共享家庭层面混杂因素后,研究发现,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风险的增加存在关联。该关联在控制观察到的个体特征和未观察到的家庭背景后依然存在,表明青春期的社会脱节主观体验可能对后期就业质量具有持久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学校依恋(而非邻里依恋)减弱了青春期孤独感与后续就业不稳定性之间的关联,突显了制度情境在塑造青春期社会经历长期后果中的重要性。

关于学校依恋缓冲作用的替代解释(即共享方差或构念重叠),研究人员提出若干证据予以反驳:交互项在兄弟姐妹固定效应设定中仍保持统计显著;与孤独感仅弱相关的邻里依恋未显示平行调节模式;实质模式符合社会-制度缓冲解释;且学校依恋与邻里依恋本身仅呈微弱且负相关(r=-0.18),表明两个情境在该样本中不构成单一无差别的社会领域。

就研究局限而言:第一,尽管分析样本的选择未与调节变量或青春期孤独感系统性相关,但与若干人口学特征相关,调节作用发现的推广应保持适当谨慎;第二,Wave I使用的孤独感测量工具未在Wave IV以可比形式复现,且学校依恋也无心理测量等价的Wave IV对应指标,无法分解青春期与同期成人孤独感的独特贡献;第三,Add Health未收集可操作化集体组织(如工会覆盖)和培训与就业能力这两个不稳定就业维度的条目,本研究指数涵盖七个维度中的五个;第四,Add Health队列在Wave IV(2008-2009年)达到青年期,处于社交媒体广泛普及、COVID-19大流行及近期劳动力市场组织变化之前,观察到的关联可能无法不变地推广到当代青少年。

本研究发现强调了将就业不稳定性置于生命历程框架内考察的必要性,该框架应考虑青春期社会经历对后期就业质量的潜在影响。青年期的不稳定就业通常被理解为与宏观经济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相关,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其也可能与更早期的社会和发展经历存在关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学校依恋较强的青少年中孤独感与就业不稳定性的关联更弱,这一发现将学校归属感识别为未来干预研究中潜在的重要背景因素。旨在培养归属感、支持性师生关系和包容性氛围的学校层面的举措,值得作为减轻社会孤立青少年长期社经脆弱性的可能途径进行进一步评估。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表明,青春期孤独感与青年期不稳定就业风险的增加存在关联,即使在校正共享家庭背景之后也是如此。研究发现,学校依恋对该关联具有调节作用:在学校依恋较强的青少年中,孤独感与就业不稳定性之间的关联显著减弱。邻里依恋未表现出类似的缓冲模式。这些发现将学校归属感识别为减弱青春期孤独感长期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关键制度情境,并支持将青少年的主观社会体验纳入青年就业质量不平等的研究与政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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