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KAP) toward stroke prevention among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Egypt: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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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是全球第二大常见死因，也是埃及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高血压是卒中最重要的可改变危险因素；本研究旨在评估埃及高血压患者对卒中预防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这项横断面、多中心研究于2025年6月至11月期间，采用分层比例分配方法，从城市省、下埃及和上埃及的大
卒中是全球第二大常见死因，也是埃及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高血压是卒中最重要的可改变危险因素；本研究旨在评估埃及高血压患者对卒中预防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这项横断面、多中心研究于2025年6月至11月期间，采用分层比例分配方法，从城市省、下埃及和上埃及的大学医院招募了700名高血压患者。研究人员通过面对面访谈并使用经过验证的问卷收集数据。KAP得分被划分为充分（≥75%）或不充分（<75%）。研究人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Spearman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大多数参与者表现出对卒中预防的充分知识（67.9%）和充分态度（83%）；然而，仅有33.7%报告了充分的预防实践。研究人员观察到显著的地理差异。来自下埃及（AOR=3.3；95% CI=2.2至5.0；p<0.001）和城市省（AOR=2.9；95% CI=1.7至4.8；p<0.001）的参与者比来自上埃及的参与者更可能拥有充分的知识，而充分的预防实践在城市省参与者中更为常见（AOR=2.0；95% CI=1.2至3.2；p=0.004）。较高的教育水平、血压得到控制以及先前知晓卒中与KAP各领域显著相关。态度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r=0.424）强于知识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r=0.334）。埃及高血压患者对卒中预防具有充分的知识和态度；然而，这些并未持续转化为充分的预防实践。公共卫生干预应优先考虑行为改变，解决地区差异，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社区项目，以改善卒中预防实践。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卒中是全球第二大死因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每年约有1220万新发卒中病例，1.01亿人带病生存，卒中导致1.43亿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以及每年655万例卒中相关死亡。高血压是卒中最重要的可改变危险因素，血压升高者卒中风险是正常血压者的四倍。埃及的卒中负担尤为严峻，粗患病率约为每10万居民963例，年发病率在15万至21万例之间。高血压影响约29.5%的埃及成年人，且在埃及卒中患者中约有61%至66%合并高血压。尽管卒中预防的公众认知对预防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埃及公众对卒中预防的认知仍然有限。在此背景下，此前尚无研究专门评估埃及高血压患者对卒中预防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因此开展本研究以填补这一空白。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多中心研究，于2025年6月至11月在埃及城市省、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大学医院招募了700名高血压患者。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既往确诊高血压并在大学医院就诊且接受至少一种降压药物治疗的患者；排除有记忆障碍、认知障碍或无法沟通者。样本量基于既往沙特阿拉伯研究中实践比例（47.4%）计算，考虑5%绝对偏差、95%置信水平和1.5的设计效应，最少需要575名参与者，最终纳入700人。采用分层比例分配方法，依据埃及人口与健康调查（EDHS）分类和中央公共动员与统计局（CAPMAS）2024年人口数据，将参与者按各省人口规模按比例分配至12个省。数据通过面对面访谈收集，使用经翻译和文化适应的卒中认知问卷（SRQ），包含42个条目：第一部分为7项社会人口学特征；第二部分为22项卒中知识条目（定义、危险因素、症状和并发症），采用三点Likert量表计分；第三部分为6项态度条目，采用五点Likert量表；第四部分为7项预防实践条目，同样采用五点Likert量表。KAP总分转换为百分比，以≥75%为充分、<75%为不充分。问卷内部一致性通过Cronbach's alpha评估，知识域为0.822，态度域为0.741，实践域为0.809。统计分析使用SPSS 31版，包括描述性统计、Spearman相关分析、卡方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伦理批准来自曼苏拉大学、扎加齐格大学和贝尼苏夫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s）。
三、研究结果
社会人口学特征
共纳入700名参与者，57%为女性，45.9%年龄超过56岁，71.3%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下，65%无业，80.6%已婚，45.3%居住在下埃及，74.0%报告血压控制良好，79.7%曾听说过卒中。
卒中预防知识评估
超过半数参与者正确识别卒中是特定脑部损伤（56.6%）和血液供应不足所致（69.1%）。危险因素中，高血压被正确识别的比例最高（88.6%），性别最低（30.6%）。症状方面，单侧瘫痪（80.7%）和突然丧失语言能力（79.4%）识别率最高，吞咽困难最低（56.9%）。84.1%的参与者正确识别至少三个卒中症状。并发症中，昏迷和死亡识别率最高（88.7%），脑干疝最低（24.9%）。
卒中预防态度评估
47.1%的参与者强烈同意卒中是可预防的，58%强烈同意早期诊断对预防并发症很重要，56%认为监测血压对预防卒中至关重要，44.4%支持戒烟。
卒中预防实践评估
65.7%的参与者表示会立即呼叫救护车或送卒中患者就医。个人实践方面，33.7%总是监测血压，21.1%总是尝试减重，仅13.1%总是进行规律运动以预防卒中。
KAP水平分类
以≥75%为充分标准，67.9%的参与者知识充分，83%态度充分，但仅33.7%实践充分，66.3%预防实践不充分。
KAP的决定因素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知识充分性与地理区域、听说过卒中和高等教育显著相关：下埃及参与者知识充分的可能性是上埃及的3.3倍（AOR 3.3；95% CI 2.2至5.0；p<0.001），城市省为2.9倍（AOR 2.9；95% CI 1.7至4.8；p<0.001）；听说过卒中者知识充分的可能性是未听说者的3.8倍（AOR 3.8；95% CI 2.4至5.8；p<0.001）；大学及以上教育者约为高中及以下者的1.9倍（AOR 1.9；95% CI 1.2至3.1；p=0.004）。态度充分性与地理区域、听说过卒中和血压控制相关：城市省参与者态度充分的可能性是上埃及的3.4倍（AOR 3.4；95% CI 1.7至6.4；p<0.001），下埃及为2.0倍（AOR 2.0；95% CI 1.2至3.3；p=0.003）；听说过卒中者为3.4倍（AOR 3.4；95% CI 2.1至5.4；p<0.001）；血压控制良好者约为2.0倍（AOR 2.0；95% CI 1.2至3.3；p=0.004）。预防实践充分性与地理区域、血压控制和听说过卒中相关：城市省参与者实践充分的可能性是上埃及的2.0倍（AOR 2.0；95% CI 1.2至3.2；p=0.004），下埃及与上埃及无显著差异（AOR 0.9；95% CI 0.6至1.3；p=0.790）；血压控制良好者约为1.8倍（AOR 1.8；95% CI 1.2至2.8；p=0.005）；听说过卒中者约为1.6倍（AOR 1.6；95% CI 1.0至2.5；p=0.032）。敏感性分析显示相似模式。
KAP各领域相关性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知识与态度呈中度正相关（r=0.464，p≤0.001），知识与实践呈弱正相关（r=0.334，p≤0.001），态度与实践呈中度正相关（r=0.424，p≤0.001）。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对埃及高血压患者卒中预防KAP进行大规模、地理分层的评估，核心发现是显著的“知识-实践鸿沟”：多数患者知识充分（67.9%）且态度充分（83%），但66.3%预防实践不充分。例如56%强烈同意血压监测至关重要，但仅33.7%总是执行。地理差异是重要发现，上埃及各项指标持续较低，城市和下埃及表现更好，反映社会经济和结构性不平等。态度与实践的相关性（r=0.424）强于知识与实践（r=0.334），提示态度是行为改变更关键的驱动因素，可依据健康信念模型（HBM）解释，即感知易感性、感知益处、感知障碍和自我效能均影响预防行为采纳。与尼日利亚、索马里研究相似，均存在“知识充分、实践不足”模式；但与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农村研究的知识不足结果不同，也与印度研究的知识不足但实践充分相反，表明知识-行为联系受当地文化和卫生系统影响。
研究结论为：埃及高血压患者总体上对卒中危险因素和预防具有充分知识和态度，但这些有利的认知和态度并未持续转化为有效的预防实践。约三分之二参与者知识充分、超过五分之四态度充分，但仅约三分之一报告实践充分，表明存在显著且具有临床重要性的知识-实践鸿沟。知识和态度存在地理差异，城市省和下埃及优于上埃及；但预防实践仅在城市环境中显著更好，上埃及和下埃及之间无显著差异，表明非城市地区预防行为实施不佳是普遍挑战。态度与实践的相关性强于知识与实践，强调其在行为改变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埃及高血压患者的卒中预防工作应超越提高认知，聚焦于强化动机、自我效能和持续行为改变，需针对上埃及提升可及性和健康素养、下埃及改善行为实施，并在所有非城市地区强化预防实践，以缩小知识-行动鸿沟，最终减轻埃及卒中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