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调解之间:乌干达女性草根领导应对性暴力的实践

《Global Public Health》:Between justice and mediation: Women’s grassroots leadership in responding to sexual violence in Ugand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8日 来源:Global Public Health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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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翻译摘要: 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SV)在乌干达广泛存在,然而社区层面的救济路径尚未得到充分描述。研究人员探讨了地方议会妇女事务秘书(“妇女秘书”)如何在地方治理结构内调解案件,及其对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的影响。研究人员对来自大

  
专业翻译摘要:
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SV)在乌干达广泛存在,然而社区层面的救济路径尚未得到充分描述。研究人员探讨了地方议会妇女事务秘书(“妇女秘书”)如何在地方治理结构内调解案件,及其对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应对方式的影响。研究人员对来自大马萨卡(Greater Masaka)地区37个被确定为SV高发村庄的妇女秘书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采用归纳与演绎编码对访谈资料进行主题分析,分析框架基于街头官僚理论(Street-Level Bureaucracy)、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性别与权力理论(Gender and Power)以及社会生态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妇女秘书是幸存者的首要接触点,反映出幸存者偏好接触可及、邻近的女性领导者。她们的核心实践包括家庭咨询、仲裁以及对青少年的道德引导。非正式司法占主导地位,包括金钱赔偿或受害人与施害者之间的包办婚姻,偶尔也出现私刑式回应。转介至警察和卫生机构的情况较为普遍,但多为程序性操作。医疗护理所需的警方介绍信要求、腐败以及短期拘留削弱了问责机制。正义被等同于家庭和解;仅少数人支持以惩罚作为威慑。妇女秘书将幸存者与国家系统联系起来,但其任务授权和资源极为有限。有必要加强以幸存者为中心的记录和转介工作,明确警察和卫生协议,遏制强迫和解,并将问责制改革与规范变革和社会保护相结合。
关键词:性暴力、非正式司法、女性领导力、地方治理、街头官僚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SV)是全球性公共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为严重。乌干达约四分之一女性报告遭受性胁迫或强迫性行为,约三分之一女童经历过儿童期性虐待。SV的后果包括HIV风险升高、意外怀孕、抑郁、污名和辍学。乌干达1997年《地方政府法》建立了五级地方议会(Local Council, LC)体系,在村一级(LC1)设立妇女事务秘书(Women Secretaries),由全女性名单选举产生,以代表妇女利益。尽管分权设计具有性别敏感性,但女性地方领导面临资源约束、文化阻力和有限制度授权。国家政策框架虽明确应对机制,但部门间职责不清、资源不足、社区法律意识低下,导致法律规定与执法实践之间存在持续鸿沟。多数幸存者未寻求帮助,家庭和社区常转向金钱赔偿、强迫婚姻或地方调解等非正式途径。这些途径可能快速恢复社会平静,但也可能压制幸存者声音并助长有罪不罚。关于“谁定义正义、以何种条件、幸存者有何保护”的问题亟需研究。
**二、研究目的与理论框架**
既有研究记录了乌干达SV的普遍性和求助障碍,但对女性领导者在非正式司法中的具体贡献关注不足。妇女秘书处于独特位置:她们经选举产生以保障妇女福利,却缺乏执法权和资源。本研究分析她们的观点,以考察结构性不平等和社区规范如何塑造SV的发生与应对,以及村庄治理前沿的正义协商。研究基于四个互补框架:街头官僚理论(解释前线官员在资源稀缺、规则模糊下行使自由裁量权)、交叉性理论(分析性别、阶级和政治边缘化的交互作用)、性别与权力理论(揭示父权规范对女性领导者的信任与约束)、社会生态模型(多层面理解暴力风险与应对)。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技术**
研究在大马萨卡地区五个行政区(马萨卡市、马萨卡区、基奥泰拉区、卢恩戈区、卡隆古区)开展。该地区具有HIV高流行、性别暴力高发、多维贫困、性别不平等和酗酒等结构性风险。招募与地区警察局儿童和家庭保护部门(CFPU)合作,从其记录中识别104个SV“热点”地方议会,随机抽取39个,最终37个村庄同意参与。对37名妇女秘书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访谈指南经英语-卢干达语翻译和回译,由受过培训的乌干达研究人员以卢干达语实施,时长约90分钟,录音后逐字转写并译为英语。采用主题内容分析,结合演绎和归纳编码,编码框架由街头官僚理论等指导。研究伦理经乌干达病毒研究所(UVRI)、乌干达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HS2364ES)、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批准。
**四、主要研究结果**
(1)妇女秘书作为第一响应者和性别化守门人:幸存者首先找妇女秘书,而非村委会主席、警察或卫生服务。原因在于可及性和性别信任,女性领导者倾听时不会责备,能保守秘密,讨论性议题时避免尴尬。
(2)调解实践:咨询、仲裁和道德引导:核心角色是调解家庭冲突,召集双方家庭协商,以和解而非惩罚为目标。预防SV常表现为对青少年的道德引导,如禁止去迪斯科舞厅、鼓励学习、远离不良群体。也会利用集会、葬礼等公共场合进行宣传教育。
(3)非正式司法:赔偿、婚姻和私刑:非正式解决因快速、廉价且能恢复社会平静而占主导。经济压力促使家庭接受金钱赔偿,如“施害者被要求支付五十万先令,事情就了结”。有些社区采用强迫施害者娶受害者的方式保全家庭名誉。谈判失败时,社区可能殴打施害者。也有社区储蓄小组作为集体韧性形式,减少对剥削性赔偿的依赖。
(4)与正式机构的接触:无正义的转介:妇女秘书常引导幸存者去警察或卫生机构,但多属程序性步骤。警察提供介绍信以便就医,医院也要求警方信函才治疗。尽管政策已取消该要求,但实践仍存在差距。警察腐败、亲属贿赂导致施害者被释放,短期拘留削弱问责。
(5)领导力约束:有限权威和社会压力:妇女秘书只能建议,不能强制出席或执行决定。男性可能威胁“我们无权干涉”,家庭要求保密以免名声受损。双重约束包括薄弱的制度支持和强调保密而非公开的规范。
(6)竞争的正义观:和解与问责:多数妇女秘书将正义等同于家庭和解和恢复和谐,认为“双方家庭原谅彼此并和平生活就是正义”。少数人支持监禁以威慑,但对短暂拘留和腐败表示沮丧。这种张力反映了文化和谐规范与系统性失败之间的冲突。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与既有证据一致:腐败、延误和缺乏幸存者中心关怀促使家庭远离正式司法。妇女秘书既是社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又在严重资源匮乏和有限权力下工作。性别和权力理论及女性主义制度主义解释了自由裁量权为何被男性主导的组织文化过滤。正义偏好受文化叙事和不平等物质条件影响,表面上的“和谐偏好”可能是对不平等结构的务实回应。政策与实践的差距(警察信函要求)表明需要健康工作者培训、社区意识和常规监测。制度设计机会包括建立性别响应型“锚点”机构,如妇女警察站,增强信任。共同生产协议、明确调解阈值、减少举报的社会和物质代价,以及数据系统记录非正式案件处理,均是可行策略。局限性包括仅代表妇女秘书观点、单一地区、缺乏幸存者纵向追踪。研究结论:妇女秘书处于性暴力应对前沿的矛盾角色——受信任的性别化守门人,却受制于父权治理结构的约束性调解者。其依赖和解和非正式解决反映了社区规范和国家正义系统的失败。应对乌干达性暴力需加强正式机构,同时承认和支持前线女性领导者的关键但受限工作。多层面策略包括:(1)通过性别响应型地方锚点扩大安全渠道;(2)使前线自由裁量权与幸存者中心阈值和可信升级一致;(3)减少当前使沉默和和解成为理性选择的社会和物质惩罚。简言之,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治理意味着建立负责任的调解路径,保留可及性和信任,同时将权力转向安全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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