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与出行及居住模式的关联研究:远程办公强度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作用

《Journal of Urban Mobility》: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eleworking, mobility, and residential patterns: The role of teleworking intensity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8日 来源:Journal of Urban Mobility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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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办公(teleworking)与出行及居住决策相关联。远程办公强度(teleworking intensity)与不同的行为变化相关联。中等强度远程办公(moderate-intensity teleworking)与适应性出行调整相关联。高强度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teleworking)与出行及居住决策相关联。远程办公强度(teleworking intensity)与不同的行为变化相关联。中等强度远程办公(moderate-intensity teleworking)与适应性出行调整相关联。高强度远程办公(high-intensity teleworking)与结构性居住迁移(structural residential relocation)相关联。远程办公强度表现出空间异质性的迁移模式(spatially heterogeneous relocation patterns)。
居住地与工作地点的位置是解释人口日常习惯的关键因素,并对出行行为及居住决策具有重要作用。远程办公(teleworking)作为一种从常规办公地点(通常为家中)执行工作任务的工作安排,虽已存在三十余年,但新冠疫情促使其从边缘安排转变为主导安排。已有研究广泛记录了远程办公与出行方式选择、居住偏好和居住迁移之间的关联,但多数文献将远程办公视为同质化实践,忽视了远程办公强度(teleworking intensity)的差异及其可能带来的不同行为响应。为填补这一缺口,研究人员以西班牙马德里地区(Madrid Region)为案例,系统探讨不同远程办公强度是否与不同的出行和居住模式相关联。

研究人员基于2022年10月至12月开展的专项调查,目标人群为马德里地区16岁及以上居民(2022年共5,778,523人),通过电话与在线双模式招募,按16个区域进行半比例配额抽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5,309份。调查涵盖社会经济、远程办公、出行模式与居住模式四部分内容。研究人员将每周远程办公频率划分为非远程办公(no teleworking)、中等强度远程办公(moderate-intensity teleworking)和高强度远程办公(high-intensity teleworking)三类,并设置“主要出行方式是否改变”和“居住地是否改变”两个二值因变量。统计方法包括:用于双变量关联检验的皮尔逊卡方检验(Pearson χ2 test)与Cramér V系数;用于多变量分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并计算优势比(odds ratio)、边际效应和预测概率,同时检验多重共线性(VIF)和无关独立性假设(IIA)。

### 马德里地区远程办公变化分析
结果显示,疫情后马德里地区远程办公率从2019年的16%升至2022年底的30%。中等强度远程办公比例翻倍,从10%增至20%;高强度远程办公从6%增至10%。类别转移分析显示,约13%的非远程办公者转向中等强度远程办公,表明远程办公正经历以中等强度为主的巩固过程。

### 远程办公与模态转换的关联
描述性分析显示,25%的受访者改变了其主出行方式,远程办公者中这一比例升至29%。双变量模型表明,非、中、高三种强度类别的模态转换率分别为23%、26%和32%(χ2=68.792, p<0.001; Cramér V=0.067),关联虽显著但强度较弱。二元Logistic回归进一步显示,中等强度(OR=1.185, p<0.001)和高强度(OR=1.766, p<0.001)远程办公均显著提高模态转换概率,预测概率从非远程办公者的23%分别升至26%和34%。此外,女性、年轻群体、非高收入者及拥有汽车或公交月票者更易发生模态转换。

### 远程办公与居住迁移的关联
描述性分析显示,17%的受访者改变了居住地,远程办公者中该比例为24%。双变量模型显示,非、中、高三种强度类别的居住迁移率分别为15%、23%和25%(χ2=181.222, p<0.001; Cramér V=0.109),关联强度高于模态转换。二元Logistic回归确认了远程办公强度的独立作用(中等强度OR=1.225,高强度OR=1.414),预测概率从16%升至19%和21%。多项Logistic回归揭示了空间异质性:高强度远程办公显著关联于从马德里市向外围圈层(Outer Ring)的迁移(RRR=2.679),但也显著关联于从外围圈层返回马德里市的迁移(RRR=2.406),表明其作用并非线性的单向外迁。

讨论部分指出,远程办公者倾向于减少公共交通并增加汽车使用,且向都市圈(Metropolitan Ring)及外围圈层迁移,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与模态转换相比,居住迁移与远程办公强度的关联更强,反映了适应性调整与结构性决策之间的本质区别。社会经济特征(如性别、年龄、家庭结构、收入和出行工具可用性)和居住密度均对两类行为变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说明远程办公与出行、居住决策的关联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研究结论可概括为:远程办公已由疫情驱动转变为后疫情时代的稳定工作安排,其中中等强度远程办公成为主要形式;不同远程办公强度对应不同的行为路径——中等强度远程办公与适应性出行调整相关,高强度远程办公则更可能引发结构性居住迁移。将远程办公强度纳入行为模型,对于理解运输需求、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空间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应借助纵向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厘清这些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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