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Politics》:Do parties respond to voter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re responses respo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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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否回应选民的环境议题?在何种条件下回应,且这些回应是否具有响应性?本研究通过考察政党在环境议题上的立场、环境政策结果与公众舆论数据来探索这些问题。通过分析1973年至2019年间32个州/国家的模型,研究发现当议题显著性在选民中上升时,政党会适度增加环境
政党是否回应选民的环境议题?在何种条件下回应,且这些回应是否具有响应性?本研究通过考察政党在环境议题上的立场、环境政策结果与公众舆论数据来探索这些问题。通过分析1973年至2019年间32个州/国家的模型,研究发现当议题显著性在选民中上升时,政党会适度增加环境议题强调,但这一效应以积极的经济增长为条件。研究还发现,经济全球化会强化这一响应。然而,这些回应是否具有响应性仍存疑,因为政党增加环境议题优先级未必伴随着选民所期望的立场或行动变化。这一点通过澳大利亚政党在气候行动上响应性的案例研究得以证明。最后,通过考察新西兰和英国的政党,研究证明政党有时会选择责任性而非响应性。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什么因素驱动政府和政党优先关注并采取行动应对环境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响应性——即代表根据选民的观点和愿望行事——处于民主政治的核心,已有证据表明当代表与选民关切一致时,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和参与度更高。然而,以往的响应性研究大多横跨多个议题领域,且倾向于聚焦国内因素而忽视国际因素——如经济全球化。本研究旨在为政党在环境议题上对选民的回应与响应性提供新的见解。
研究围绕四个核心主张展开:第一,政党增加环境议题优先级,部分是对选民关切上升的回应;第二,经济国际一体化强化了这一响应性,这与政党在经济社会左—右维度上日益难以区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近乎普遍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在环境等议题上加强竞争相一致;第三,政党增加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并不必然反映真正的响应性(即回应可能达不到选民期望);第四,当环境议题显著性较低或下降时,责任性仍可能促使政党优先考虑环境议题并以他们认为负责任的方式行事。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定量分析部分使用1973年至2019年间32个OECD国家309个政党的数据,以MARPOR(政党宣言研究项目)的环境保护强调度作为因变量,以综合价值观调查和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构建的环境议题显著性作为主要自变量,并引入经济全球化指数(KOF全球化指数)、经济增长、政党平均环境强调度等解释变量,以及政党规模、绿党得票率、意识形态、执政经验、选区平均规模、环境灾害影响等控制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绿党因作为成熟的环境议题所有者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案例研究部分选取了三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ALP)和自由党,考察政党回应选民但政策与民意不一致导致选民期望未获满足的情形;新西兰国家党和英国工党,考察在环境议题显著性低或下降时政党选择责任性而非响应性的情形。
三、研究结果
定量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政党确实对选民的环境议题显著性做出回应,当议题显著性处于最高水平时,环境强调度比最低水平时高出约2%,增幅较为温和。经济国际一体化对政党环境响应性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国际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议题显著性对环境强调度的影响约为一般发现的两倍(约4%),支持H1假设。经济增长与环境议题显著性的交互作用表明,政党的响应以积极或接近积极的经济增长为条件,支持H2假设。平均政党环境强调度与议题显著性的交互作用揭示,只有当系统内其他政党强调环境议题时,政党才开始以增加强调度来回应,且效应随全体政党强调度提高而增强,支持H3假设。此外,左翼政党、较小政党、比例代表制程度更高的选举制度以及距上次选举时间更长均与更高的环境强调度相关。
澳大利亚案例研究: 近年来澳大利亚在气候行动上表现不佳,尽管公众对更积极的气候政策支持度很高——2022年大选前每个联邦选区的多数选民都表示希望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自由党——在气候危机公众显著性上升期间均增加了环境强调度,仅从强调度看两党似乎具有响应性。然而,澳大利亚在气候表现上持续落后:人均煤炭排放量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2015年至2021年间引领全球煤电排放。2012年引入的碳排放交易计划(ETS)和矿业税均在两年内被废除。尽管工党2022年重返政府后设定了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2030年43%,2035年62%—70%),该国的回应仍不充分。2024年仅有2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政府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损害方面做得足够。该案例证明,执政党增加对环境议题的关注本身并不反映真正的响应性,政策决策与公众舆论之间的不一致表明选民期望未获满足。
新西兰与英国案例研究: 新西兰国家党在2005年和2008年环境强调度为0%(最低水平),但在2017年增至7.01%,而同期环境议题显著性从2005年的90.1%下降至2011年的60%。国家党保留了工党领导的政府引入的ETS,尽管当时仅有约三分之一的民众支持该计划,但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延迟。英国工党在2010年大选中,在环境议题显著性从2005年的69.5%大幅下降至2009年的47.5%的情况下,将环境强调度从2005年的3.37%增至2010年的5.12%。工党宣言以“绿色复苏”为号召,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选择。该案例表明,即使在环境议题显著性下降或较低时,一些政党仍会增加强调度并以他们认为负责任的方式行事。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指出,回应选民与对选民具有响应性是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政党增加环境议题强调度并不等于满足选民期望。经济全球化使政党在经济社会维度上难以区分,从而促使政党在环境等新兴政治议题上加强竞争和响应——但仅在积极经济条件和其他政党也开始回应时才如此。当议题显著性较低或下降时,责任性可能压倒响应性,促使政党以他们认为负责任的方式行事。
研究结论:定量分析发现政党通过增加环境强调度来回应公众环境议题显著性的上升;国际一体化强化了这一回应(尽管该发现在国家固定效应下不具稳健性);政党的回应以积极经济增长为条件;系统内其他政党的环境强调度也是重要激励因素。案例研究支持了核心预期,证明回应与响应性是相关但不同的事项,且在环境议题显著性低或下降时,政党有时会受响应性之外的力量影响,选择以他们认为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本研究通过建立经济全球化的相关性并将议题特定的环境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为其他类似研究提供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