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型组织作为人熊共存工具的感知研究:基于COM-B框架的质性分析

《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Perceptions of relational organizing as a tool for human–bear coexistenc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8日 来源: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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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专业翻译 人类与美洲黑熊(Ursus americanus)之间的冲突在北美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荒野-城市交错带(wildland–urban interfaces)。除生态驱动因素外,冲突的缓解有赖于人类行为的改变。邻里之间的对话,即所谓的关系型组织(

  
摘要专业翻译 人类与美洲黑熊(Ursus americanus)之间的冲突在北美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荒野-城市交错带(wildland–urban interfaces)。除生态驱动因素外,冲突的缓解有赖于人类行为的改变。邻里之间的对话,即所谓的关系型组织(relational organizing),可能推动共存行为的社会扩散。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使(a)居民能够发起对话以及(b)邻居愿意倾听并采纳防熊安全实践的行为条件。本研究运用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框架(capability, opportunity,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 COM-B),对两个正在开展共存努力的美国西部社区的34名积极参与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拥有异质性的知识与技能(能力),致力于利用人际关系但担忧损害这些关系(社会机会),在项目支持和监管框架的赋能下更能参与关系型组织(物理机会),并受到身份认同、情感和后果信念的驱动(动机)。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人类与美洲黑熊(Ursus americanus)在北美广泛共享生存空间。人口扩张、远郊开发和人与野生动物活动范围的重叠日益加剧,为人熊互动和冲突创造了新的机会。当黑熊习惯于取食人类食物,即发生习惯化(habituation)过程时,人与熊相互伤害的风险随之上升。人类可能吸引熊的物品种类繁多,包括未妥善管理的垃圾、堆肥、果树果实、喂鸟器、未清洁的烤架、鸡舍和户外宠物食品等。管理这些引诱物需要与黑熊毗邻而居的社区成员采取自愿的协调行动。早期实验研究发现,一旦约60%的家庭采用安全的垃圾储存方式,人熊冲突即显著下降。地方法规和其他条例可以激励这些“防熊安全”“防熊明智”或“防熊警觉”行为,但共存项目同样依赖信息共享、社会规范执行和服务提供,以使当地居民了解、有动力并能够遵守防熊安全指南。
由于许多此类行为发生在社会环境中——例如邻里通过相互观察和交流来强化社会规范的住宅区——同伴间的影响可以强化上述三种策略。同伴——即“像我一样的人”——可以与朋友、邻居或职业同行分享信息,由于其共同身份和实践经验,他们可能被视为与专家和官员同等甚至更可信的信息来源。然而,尽管人类-野生动物共存中的沟通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学界对于是什么促使居民向社区中的其他人推广野生动物共存所知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关系型组织者如何看待其与同伴在人类-熊共存语境下沟通的驱动因素和结果。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COM-B框架(capability, opportunity,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即能力、机会、动机-行为框架)作为理论分析工具。COM-B框架由行为科学家协调努力综合现有理论而成,提出行为(B)发生在人们具备充分能力(C)、机会(O)和动机(M)之时。能力涵盖指导行为的技能和知识;机会代表约束行为的物理(包括生态)和社会力量;动机包括驱动或抑制行动的信念、情感、意图和身份认同。
研究人员在美国西部山间地区的两个城市——科罗拉多州博尔德(Boulder, Colorado)和蒙大拿州米苏拉(Missoula, Montana)开展了半结构化访谈研究。两座城市均有黑熊进入住宅区和城区的历史,以及居民和保护组织动员减少人熊冲突的相应历史。研究人员与每个城市的社区非营利组织合作招募样本参与者:米苏拉为Bear Smart Missoula,博尔德为Boulder Bear Coalition。采用链式推荐抽样(chain-referral sampling),从与合作伙伴组织密切关联或领导社区倡议的居民开始,并请受访者分享其他遇到熊或鼓励他人采取缓解人熊冲突行动的居民的联系方式。共联系43名居民,其中34人接受了访谈,回复率为79%。访谈时长30-45分钟,经参与者同意后进行录音并使用Rev.com转录。伦理批准由俄勒冈州立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授予,协议编号#2022-1480。
数据分析采用多轮编码策略:两位研究人员首先分别进行归纳式开放编码以识别涌现主题,随后将编码整合到结合既有关系型组织和COM-B文献的演绎编码的编码手册中,最后使用理论域框架(Theoretical Domains Framework, TDF)的域进行第三轮编码。TDF是嵌套在COM-B中的更详细的行为域集合,有助于识别能力、机会和动机的具体决定因素。

三、研究结果

关系型组织者在社区中发起对话
关系型组织者包括长期社区联络人、自封的“熊人”、受过培训的志愿者(如熊看守员和社区果实收获领导者)、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或董事会成员以及机构人员。许多人在专业角色之外兼做社区外展工作,充当邻里信息传递、第一响应、执法和服务提供之间的连接者。
参与关系型组织的能力
在心理能力方面,组织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培训发展知识和技能,部分人依托其传播学或冲突调解方面的过往训练及教师等专业经验。他们掌握了多种促进熊相关对话的外展策略,包括在学校和社区进行示范、准备视觉材料和讲义、遵循脚本以及进行社区逐户走访。沟通技巧包括缩短解释、以具体行动开头、关联“原因”并针对受众调整。然而,受访者的知识基础和沟通技能存在异质性,有人天生擅长与人打交道,有人则仅在亲密朋友间讨论。在身体能力方面,关系型组织本身是体力工作——发起对话、在社区活动中摆摊、熊看守和逐户走访都需要身体能力。
发起关系型组织的机会
在物理机会方面,受访者指出关系型组织需要项目支持和监管支持。行为导向的对话在组织者拥有志愿者身份、有可推广的服务(如社区果实收获或电围栏补助)或有明确的监管授权时更容易发起。参与者利用三类物理机会:激发冲突缓解的季节性事件、变化的法律或制度环境、以及促使立即行动的熊冲突事件。许多关系型组织是被动反应的——居民在目击或垃圾事件创造自然开口后发起对话。组织者依赖多种渠道使发起互动更可行,包括门挂、传单、社区通讯和集市摆摊。制度支持因辖区而异:在条例区域内,规则和服务为外展创造了支持性背景。
在社会机会方面,组织者意识到自身利用社会影响力的潜力,同时也受到社会影响——有人不愿冒社交尴尬的风险或被视为评判性或羞辱性的,有人则自认是能忽略这些社交风险的人。同伴网络、社会支持和角色合法性被视为关系型组织的赋能因素。被称为“熊人”、隶属于熊关注工作组以及与州鱼类和野生动物机构人员保持良好关系,降低了一些组织者发起对话的感知社会风险。然而,社会动态也可能制约组织机会——有人担心公开纠正会适得其反,不愿成为“无所不知的邻居”;公共羞辱对商业有效但对住宅区可能引发抵触;对州野生动物机构的不信任偶尔增加了一层抑制因素。
发起关系型组织的动机
在反思性动机方面,组织者的对话往往由其身份认同和对因果的信念驱动。许多人将自己视为熊和人类安全的代言人。关于后果的信念同样是强有力的动机——防止熊获得轻易的食物可保护人和熊,降低致命结果的风险。在自动动机方面,惊奇、对野生动物的喜爱和对社区努力的希望被认为支撑了组织者的坚持;然而,令人失望的参与度、停滞的采纳和令人不安的事件导致疲惫和倦怠。
受众倾听关系型组织者并采取共存行动
受众同样具有异质性:长期房主、新搬入者和学生群体、行动受限的老年人、高流动率的租户、有果树的房主、喂鸟器爱好者、步道使用者以及重视儿童安全的家长。受访者一致强调人际联系和信任对于支持他人采纳共存行为至关重要,但组织者很少能直接洞察表面上的认可反映的是真正的倾听还是仅仅是礼貌。
在受众倾听和采取行动的能力方面,组织者认为当信息简洁、可操作并与明确请求相关联时,受众理解更好。短而具体的指令、与价值观一致的框架以及对行为重要性的简要解释被认为能改善倾听。组织者识别出受众知识的持续缺口,包括认为黑熊对人类几乎没有风险的误解,以及难以将因果链条联系起来的问题。从倾听转向行动是一个复杂步骤,组织者观察到一旦获得清晰、行为具体的指导,社区成员确实会尝试遵守规则,但新习惯(尤其是使用不熟悉的防熊垃圾桶)需要学习曲线。在身体能力方面,部分居民面临真正限制——尤其是搬运沉重的防熊垃圾桶上坡或操作锁扣所需的力量和灵活性。
在受众倾听和采取行动的机会方面,受访者认为当环境使居民接触到及时、可见的线索时,倾听更容易,如垃圾储存标识、季节性学校或县通讯或门挂。共存取决于人们能否获得使目标行为更容易的设备和基础设施——防熊垃圾桶的现成可用性、及时维修和更换零件、共享垃圾箱或堆肥选项以及有可信后续执行的条例。折扣和补助被认为能改善可负担性。相反,物流和设计障碍(容器尺寸和适配限制、自动收集限制、锁扣设计缺陷)和服务能力有限被视为阻碍采纳的因素。在社会机会方面,实时同伴间沟通提高了受众的接受度;受众主动发起的接触尤其富有成效。相反,当外展类似强制或社会制裁时,受众倾听的可能性较低。社区项目动员当地人共同工作(如志愿者运营的果实收获项目)即使居民缺乏时间或能力也能使其做到防熊安全。社会扩散似乎也促进了行为改变——看到邻居使用电围栏或防熊垃圾桶会促使其他人效仿。
在受众倾听和采取行动的动机方面,共享的亲野生动物价值观为共存对话创造了基础合法性,但有时也会抑制接受度——如“我搬来这里是因为我爱看野生动物……我不会取下喂鸟器”的立场。组织者有时难以理解为什么鼓励更安全行为的努力未能引起共鸣——邻居可能因不便而拒绝改变。在自动动机方面,情感是组织者最积极注意到的形式。熊目击带来的兴奋和兴趣能引起受众注意但不一定促进行动;压力或恐惧事件(如熊闯入或近距离遭遇)能使人们警觉并愿意做出增量改变;被“训斥”的恼怒被认为会关闭倾听;内疚感作为动机是一把双刃剑;幽默的提醒或关于散落垃圾的诙谐便条可以在不损害邻里关系的情况下种下责任感的种子。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同伴间的共存沟通本身是一种社会情境化、实践受限且情感负荷的行为。研究结果与越来越多的COM-B知情研究一致,表明环境相关行为很少仅受动机限制——行为往往取决于社会机会、物理机会和情境特定能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型组织此前被确定为个人行动和社区行动之间的中间行为,但本研究结果使这一图景复杂化——许多受访者既是关系型组织者也是社区组织者。研究强调了物理机会对受众参与共存行动的重要性——在防熊容器和服务可用的地方,采纳得以扩展;在不可用的地方,尽管表面倾听,后续行动仍然滞后。
研究人员指出,未来对关系型组织者的项目支持可借鉴既有亲环境行为驱动因素研究:配备简单行动脚本、练习机会和赋能基础设施——这些具体杠杆能提升自我效能并弥合意图-行为差距。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聚焦关系型组织者的感知,缺乏对关系型组织有效性的实际观察和受众感知的三角验证。未来研究可纳入受众的感知——最好还有实际行为——以确定同伴对话对共存行动的影响,也可开展真实世界对话的观察研究,并评估针对关系型组织者的培训干预。
研究结论指出,关系型组织似乎是促进人熊共存的一条有前景但研究不足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同伴间的共存沟通不仅受防熊安全实践知识的塑造,还受社会合法性、情感动态以及使行动可行的实际支持存在与否的影响。通过应用COM-B框架,本研究显示共存沟通的障碍不能简化为单纯的信息缺失——它们源于组织者和受众双方能力、机会和动机的交互作用。对研究人员而言,这些发现强调了将共存沟通本身作为行为来研究的价值;对实践者而言,它们表明共存项目可通过培养居民的沟通技能、为邻里间互动创造合法开口,以及将外展与将意图转化为行动所需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政策支持相结合而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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