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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粮食不安全水平的上升，理解食物脆弱性（food vulnerability, FV）日益具有现实意义。迄今为止，食物脆弱性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特定的粮食不安全/贫困影响因素、食物脆弱性与健康及福祉的关联，以及缓解性政策/举措。研究采
随着粮食不安全水平的上升，理解食物脆弱性（food vulnerability, FV）日益具有现实意义。迄今为止，食物脆弱性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特定的粮食不安全/贫困影响因素、食物脆弱性与健康及福祉的关联，以及缓解性政策/举措。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共访谈二十名参与者。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通过整合“局内人”（如食物援助接受者）、“局外人”（如食物援助提供者）以及曾经经历粮食不安全但成功“脱困”者的观点，本文对食物语境中的脆弱性进行了概念化。由此，借助个体生活境遇中能动性与结构的辩证互动，并结合污名化与边缘化及既有脆弱性概念，提出了一种关于食物脆弱性如何产生与再产生的新概念化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不平等、排斥、污名化、与贫困相关的成瘾以及道德和政策评判的存在，可能加剧食物脆弱性。本研究通过凸显食物脆弱性细微的多维性，并将福利供给中常常诱发食物脆弱性并使个体陷入粮食不安全恶性循环的系统性、结构性约束纳入考量，推进了食物脆弱性的理论理解。研究还讨论了更广泛的政策意义。
论文解读：食物脆弱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一项基于主位—客位视角的定性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英国，约有1400万人受到饥饿和粮食不安全（food insecurity）的影响。疫情和生活成本危机等冲击导致食物慈善机构的使用显著增长和依赖。尽管既有研究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粮食不安全问题，例如关注影响粮食安全的特定因素、食物银行的使用、更广泛的粮食安全治理，以及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相关的污名化，但仍存在理论化不足的缺陷。食物脆弱性不同于粮食不安全，后者指人们无法获得充足健康营养食物的状态或条件，而前者指使人处于可能面临粮食不安全风险的一组因素，包括削弱人们应对该情境能力的因素。现有脆弱性研究多集中于理论辩论和政策批判，而较少从实践者、服务管理者、服务使用者等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经验和视角出发关注脆弱性的经验现实。为弥补这一文献空白，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索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食物脆弱性如何产生与再生产，深化对食物脆弱性的理解。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研究采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运用主位—客位（emic–etic）方法，整合“局内人”（食物援助接受者）与“局外人”（食物援助提供者、政府机构人员、学者等）以及曾有食物脆弱经历但已摆脱者的观点。研究人员进行了20次深度半结构化访谈和一次联合讨论，样本分布于英格兰（n=11）、苏格兰（n=8）、威尔士（n=2）和北爱尔兰（n=1）。参与者根据食物脆弱性体验分为“局内人”（目前接受食物援助）、“局外人”（从事相关领域但从未接受援助）和“兼具两者经历者”（曾接受援助但现在工作于该领域且不再食物脆弱）。研究通过有目的的滚雪球抽样，经FareShare等专业网络招募参与者，并经赫特福德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数据采用主题分析方法，由两名编码者独立编码并核对一致性，结合文献进行三角验证。分析形成三个核心主题：食物脆弱性的驱动因素、恶性循环、以及逃离食物脆弱性。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食物脆弱性的驱动因素
研究发现，关系破裂、身心健康问题、失业或收入不足、长期贫困等个人境遇变化是食物脆弱性的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往往嵌入社会经济系统中，并因基础设施不足而加剧。制度忽视和安全网失灵是根本性问题，如收入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成本过高。
（二）食物脆弱性的恶性循环
研究揭示了由污名化与刻板印象、缺乏结构性支持、以及“责备受害者”的新自由主义情绪构成的恶性循环。
1. 刻板印象与污名化
许多局内人在获取食物援助时感到羞耻和尴尬，一些服务提供方式造成障碍和侵入感，如要求提供身份证件和披露个人信息，形成“脆弱性的文化脚本”。视觉刻板印象导致对需要帮助者误判，系统内存在控制和偏见。污名化损害自尊，使人们隐藏粮食不安全，形成“话语性地下”，加剧食物不安全持续存在。
2. 缺乏适当支持
缺乏适当支持使人们难以逃脱食物脆弱性。贫困正常化、福利政策不足、长期不良饮食的身心后果形成循环。多重复杂需求交织，难以厘清因果。机构间缺乏协同，医疗与社会照护推卸食物责任，进一步加剧脆弱性。食物银行提供缺乏营养的罐头食品，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3. 新自由主义的选择与责备受害者观念
许多局外人将食物脆弱性归因于个人“糟糕的选择”，强调个体需要提升韧性和信心，忽视结构性约束、污名和缺乏支持网络对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这种“责备受害者”的叙事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而非社会结构和政策失败。
（三）逃离食物脆弱性
一些食物银行、施粥所、临时中心和慈善机构提供建议、长期举措以帮助人们摆脱食物贫困。支持方式包括一对一讲习班、营养教育、超市购物指导、协同转介服务、心理咨询、社交网络等。这些举措通过提升个人技能和信心，试图帮助服务对象重建生活。然而，研究发现仅靠食物援助不足以解决问题，不恰当的支持形式反而可能削弱逃离能力。许多机构在提供关怀的同时也施加结构性约束，形成“有争议的同情空间”。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整合主位与客位视角，提出食物脆弱性生产与再生产的概念化框架。该框架显示，健康问题、成瘾、个人特征等驱动因素与刻板印象、污名化、边缘化和社会排斥相互作用，形成双向影响，并导致复杂的决策困境，延长脆弱性循环。研究强调支持结构（如福利服务、生活工资）至关重要，但仅提供支持并不足够，不恰当的支持会进一步加剧污名和心理健康问题。研究批判了客观、风险评估导向的客位方法在政策规划中的局限性，主张必须记录和放大食物脆弱者的生活经验，并呼吁将“食物权”纳入国家立法，以消除社会不平等和污名化。研究意义在于首次尝试概念化食物脆弱性的恶性循环，为后续更大规模、采用交叉性视角（关注种族、性别、阶级、残障、移民身份）的研究奠定基础。研究人员感谢FareShare UK的合作以及所有参与者的贡献，并声明无利益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