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uma, Violence, & Abuse》:Association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Digital Addiction in Mainland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Review
中国内地拥有庞大的青少年网民群体、快速的数字化进程以及显著的社会文化与区域异质性,这为考察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与儿童及青少年数字成瘾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情境。尽管实证研究兴趣日益增长,但现有研究结果仍较为零散且存在高度变异。因此,本研究开展了一项三水平元分析(three-level meta-analysis),旨在生成ACEs与五种数字成瘾形式之间关联的可靠估计,并考察这些关联是否因研究层面、样本层面或测量层面的特征而存在差异。研究人员对四个英文数据库和三个中文数据库进行了系统性文献检索,最终纳入65篇文献(152个效应量;N = 218,210)。结果显示,ACEs与网络成瘾(r = .190)、游戏成瘾(r = .225)、手机成瘾(r = .284)、社交媒体成瘾(r = .225)以及短视频成瘾(r = .297)均呈显著正相关。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在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研究中,ACEs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更强;此外,中国西部地区(平均r = .319)的关联强度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平均r = .158)。总体而言,上述发现表明ACEs构成中国青少年多种数字成瘾形式的风险因素,并凸显了对主要生活在欠发达区域情境中的弱势群体开展针对性预防与干预的必要性。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引言
数字技术的高速普及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数字成瘾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数字成瘾指对数字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过度、失控及强迫性使用,忽视在使用科技与线下社交之间维持健康平衡。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由于批判性思维能力有限,且倾向于通过网络互动寻求同伴接纳和社会归属感,因而更容易受到数字成瘾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将青少年数字成瘾与睡眠障碍、心理健康受损乃至自杀意念和行为等不良发展结果相关联。
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指个体在童年期经历的广泛压力性或创伤性事件,包括各种形式的虐待、忽视和家庭功能障碍。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Model)为理解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解释:消极生活情境可能促使个体参与在线活动,以缓解痛苦并满足受挫的心理需求。暴露于不良家庭环境的儿童可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在线活动和互动,以逃避现实压力并获得情感慰藉,从而补偿线下未被满足的需求。长此以往,这种补偿性网络使用可能发展为过度和成瘾性的数字参与模式。
ACEs与数字成瘾在中国内地的研究背景
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社区,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内地网民规模超过11.1亿,占全球总数的20%以上,青少年是最活跃的用户群体之一。在数字基础设施快速扩张和青少年移动设备广泛普及的背景下,问题性数字使用的流行率估计为10%至19.2%。中国内地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结构性条件可能塑造儿童对ACEs的暴露及其对数字成瘾的易感性,但这些条件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均匀。例如,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留守儿童现象与父母忽视风险升高和情绪问题增多相关。传统教养方式强调严厉管教,可能限制家庭内部的情感联结和沟通。加之父母较高的教育期望和激烈的学业竞争,这些因素可能在ACEs暴露之外施加额外的学业压力和心理困扰。在此情境下,儿童和青少年可能转向数字平台以逃避负面情绪、寻求情感支持和联结,从而增加发展成瘾性数字参与模式的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内地关于ACEs与数字成瘾关联的实证研究迅速增长。先前的元分析主要关注虐待和忽视等特定ACEs类别,对家庭功能障碍因素关注不足;另一些元分析仅集中于单一数字成瘾亚型,未扩展到其他形式。然而,不同类型的数字成瘾可能反映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行为动机,区分这些类别对于全面理解ACEs如何塑造异质性的成瘾性数字参与模式至关重要。此外,以往综述多采用传统元分析方法,每项研究仅提取一个效应量,丢弃了潜在有价值的信息,且未能处理研究内多个效应量的统计依赖性。三水平元分析模型允许纳入同一研究的多个效应量并适当建模其依赖性,从而产生更精确、偏差更小的估计。
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
鉴于以往关于中国青少年ACEs与数字成瘾的研究存在显著异质性,考察可能解释效应量变异的调节变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研究层面、样本层面和测量层面考察了潜在调节变量。
在研究层面,发表语言可能反映传播渠道、索引覆盖和发表可及性的差异;研究设计(横断面vs.纵向)可能调节ACEs与数字成瘾的关联,因为纵向研究通常比横断面设计提供更可靠的时序关联估计;抽样方法(概率抽样vs.便利抽样)可能影响研究发现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研究质量也被纳入评估,因为方法学严谨性已被证明会影响报告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在样本层面,性别和发展阶段被考察为潜在调节变量,因为这两个人口学因素与ACEs暴露和数字成瘾易感性的差异相关。独生子女身份和留守儿童身份也被纳入考察,反映中国内地的独特社会文化特征。此外,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通常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技术较为先进,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连通性方面相对滞后。因此,地理经济区域和城乡位置被考察为ACEs与数字成瘾关联的潜在调节变量。
在测量层面,ACEs亚型被编码,因为不同形式的逆境可能对数字成瘾产生不同影响;测量工具也被编码为调节变量,因为不同工具可能捕捉ACEs和数字成瘾的不同方面。
当前研究
三水平元分析的关键优势在于能够处理同一研究衍生多个效应量之间的统计依赖性,从而提供更准确和稳健的估计。本研究旨在综合中国内地儿童和青少年ACEs与数字成瘾关联的证据,重点关注五种数字成瘾亚型,即网络成瘾、游戏成瘾、手机成瘾、社交媒体成瘾和短视频成瘾,并分别进行元分析。主要目标包括:估计ACEs与每种数字成瘾亚型的总体关联,以及识别可能解释这些关联变异的潜在调节变量。研究假设ACEs与所有数字成瘾亚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于调节变量,预期在独生子女或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研究以及经济较发达地区或较大城市地区开展的研究中关联更强。其他变量的调节效应在先前的文献中尚无定论,因此未提出具体假设,调节分析以探索性方式进行。
方法
本研究遵循系统综述和元分析首选报告项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声明的更新指南。研究人员于2025年4月9日对七个电子数据库进行了系统性检索,包括四个英文数据库(MEDLINE、PsycINFO、PubMed、Web of Science)和三个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维普[CQVIP]、万方数据)。检索策略应用于标题、摘要、关键词和医学主题词。检索共获得1,795条记录,去除重复后剩余1,202篇独特文献。
纳入标准包括:定量实证研究;以英文或中文发表于同行评审期刊;研究对象为中国内地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在读的儿童和青少年;至少识别一类正式分类的ACEs和特定类型的数字成瘾;考察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的关联;报告足够的统计信息以计算合并效应量。排除标准包括:非原始实证研究、特殊群体样本、方法或结果不清晰、缺乏足够统计信息的研究。
两名作者独立筛选文献并提取相关数据。每项符合条件的研究根据18项特征进行编码。效应量以皮尔逊相关系数(r)提取或计算。根据Funder和Ozer的惯例,r = .10解释为小效应,r = .20为中效应,r = .30为大效应。当研究报告其他效应量指标时,使用R包effectsize转换为r值。相关系数在元分析前转换为费舍尔z值(Fisher's z),分析完成后转换回相关系数以便于解释。
研究质量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观察性队列和横断面研究质量评估工具进行评估。所有分析使用R 4.4.1版本中的metafor包进行。采用三水平元分析模型合成合并效应量并考察潜在调节变量。该模型将总方差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观测效应量的抽样方差(水平1)、同一研究内提取的效应量之间的方差(水平2)以及研究之间的方差(水平3)。随机效应模型使用限制性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拟合。异质性通过Cochran's Q检验和Higgins' I2统计量评估。调节分析仅在可用证据被认为足以进行稳定估计时进行。
发表偏倚评估包括漏斗图检查、适用于多水平元分析的Egger回归(Egger-MLMA)以及精度效应检验和精度效应估计标准误(precision-effect test and precision-effect estimate with standard errors, PET-PEESE)。
结果
在1,202篇独特文献中,65篇文献(包含66项独立研究和152个效应量)符合纳入标准。其中27项研究关注网络成瘾,14项关注游戏成瘾,18项关注手机成瘾,3项关注社交媒体成瘾,5项关注短视频成瘾。发表年份范围为2010年至2025年。20篇以中文发表,45篇以英文发表。大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9项采用纵向设计。研究共涉及218,210名儿童和青少年,个体样本量从208到85,046不等。参与者平均年龄为14.28岁,女生比例范围为34.2%至64.2%。质量评估显示所有纳入研究均具有良好至中等的方法学质量。
ACEs与网络成瘾(r = .190, 95% CI [0.150, 0.229], p < .001)、游戏成瘾(r = .225, 95% CI [0.181, 0.269], p < .001)、手机成瘾(r = .284, 95% CI [0.216, 0.349], p < .001)、社交媒体成瘾(r = .225, 95% CI [0.003, 0.425], p < .05)和短视频成瘾(r = .297, 95% CI [0.240, 0.351], p < .001)之间的总体关联均显著且方向为正。根据Funder和Ozer的解释标准,网络成瘾的关联效应为小效应,其他四种类型的效应为中效应。
Q检验结果显示,网络成瘾、游戏成瘾和手机成瘾在水平2和水平3均存在显著方差成分,表明效应量在研究内和研究间均存在显著异质性。I2分布证明对这三种成瘾亚型进行调节分析是合理的。相比之下,社交媒体成瘾和短视频成瘾的异质性检验不显著,因此未对其进行调节分析,其合并估计应视为初步结果并谨慎解释。
发表偏倚分析显示,网络成瘾、手机成瘾、社交媒体成瘾和短视频成瘾的Egger-MLMA结果不显著,表明这些模型中几乎没有小研究效应或发表偏倚的证据。对于游戏成瘾,Egger-MLMA揭示了效应量与其标准误之间的显著关系,提示存在小研究效应。随后进行了多水平PET-PEESE以估计发表偏倚校正后的总体关联。PET模型中截距不显著,PEESE模型产生显著截距,表明校正偏倚后存在小的正相关。校正后与未校正的置信区间存在大量重叠,表明潜在发表偏倚对实质性结论的影响有限。
网络成瘾的调节分析显示,留守儿童比例具有显著调节效应,表明在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研究中,ACEs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更强。由于报告该调节变量的研究数量低于稳定估计的最低阈值,进行了逐一剔除研究的敏感性分析。在大多数迭代中,调节系数保持为正且与原始模型幅度相似,表明效应相对稳定。然而,当剔除某一项研究后,估计值变小且不显著,表明鉴于可用研究数量有限,该调节效应应谨慎解释。地理经济区域也显著调节了ACEs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与中部地区(平均r = .158)相比,西部地区的关联显著更强(平均r = .319)。未发现其他显著调节变量。对于游戏成瘾和手机成瘾,未检测到潜在调节变量的显著调节效应。
讨论
本研究是首次考察中国内地儿童和青少年ACEs与数字成瘾亚型关联的三水平元分析。结果显示ACEs与所有五种数字成瘾亚型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暴露于童年逆境的青少年发展成瘾性数字使用模式的风险更高。各亚型的效应量大体相当,但手机成瘾和短视频成瘾的效应量略大于传统数字成瘾形式。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青少年从一般网络使用向更具体的设备和平台特定参与的持续转变。研究结果支持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表明青少年可能将在线活动作为补偿策略以缓解现实生活逆境带来的压力或未满足的情感需求。
留守儿童比例成为显著调节变量,支持了研究假设,表明暴露于ACEs的留守儿童可能特别容易发展成瘾性网络使用。在中国内地情境中,留守儿童经常经历长期父母缺位、情感支持减少以及更高的忽视或家庭功能障碍暴露,这些因素与更高水平的内化和外化问题相关。父母监管减少和未满足的情感需求可能促使这些青少年依赖网络作为补偿性应对策略,从而放大ACEs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地理经济区域也显著调节了ACEs与网络成瘾的关联,西部地区的关联强于中部地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可能集中了多种结构性脆弱性,包括更高的父母外出务工和留守儿童暴露、社会经济劣势以及相对有限的心理社会支持资源。这些条件可能减少暴露于ACEs的儿童和青少年获得线下保护性资源的机会,从而增加他们对网络的依赖以进行情绪调节、回避或社会联结。
其他假设的调节变量未显著影响ACEs与数字成瘾关联的强度。独生子女身份与效应量变异无关,这可能反映了风险与保护因素的共存:尽管独生子女可能经历较少的同胞陪伴,但他们通常获得更多的父母关注和投入,这可以缓冲不良发展结果。ACEs类型未成为显著调节变量,表明不同形式的童年逆境可能导致大致相似的心理后果。数字成瘾测量工具未显著调节观测关联,表明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的关联在不同评估工具中基本一致。研究层面特征以及青少年性别和年龄均未表现出显著调节效应,表明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的关联在这些因素上相对稳定。
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元分析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某些数字成瘾亚型的可用证据仍然有限,特别是社交媒体成瘾和短视频成瘾,其估计应谨慎解释。其次,大多数纳入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对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时序顺序的解释,未来需要纵向或实验设计来澄清潜在因果关联。第三,尽管总体发表偏倚似乎最小,但游戏成瘾存在小研究效应。由于本综述仅限于同行评审期刊文章,未纳入未发表研究和灰色文献,无法充分评估未发表证据对发表偏倚评估的潜在影响。最后,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内地儿童和青少年,文化和情境因素可能塑造ACEs的流行率和数字成瘾模式,因此需要进行跨文化复制以评估这些发现的普适性。
实践意义
本研究结果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数字成瘾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意义。鉴于ACEs与各种数字成瘾形式之间的正相关,在社区和学校心理健康系统中对暴露于逆境的儿童进行早期识别和心理干预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处理ACEs可能是数字成瘾预防和干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与补偿性网络使用模型一致,照护者和从业者应意识到过度参与网络或数字设备可能作为应对未满足情感需求的补偿策略,而不仅仅是娱乐行为。干预策略不应仅关注限制屏幕时间,还应针对潜在的心理社会脆弱性,如情绪失调和孤独感。
在中国内地的背景下,预防和干预工作应特别关注同时暴露于家庭逆境和结构性脆弱性的儿童和青少年。留守儿童比例的调节效应表明该群体可能特别容易受到ACEs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西部地区观察到的更强关联进一步表明,在家庭分离、社会经济劣势和心理社会资源有限的欠发达区域情境中,脆弱性可能被放大。因此,社区和学校系统可考虑为欠发达地区的留守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和社会支持项目,包括可及的心理咨询、社会支持和家庭沟通干预。
最后,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的总体合并相关也表明,表现出问题性或成瘾性数字使用的青少年可能面临更高的ACEs暴露风险。鉴于儿童和青少年可能难以直接披露创伤经历,持续或过度的在线参与可作为行为信号,促使照护者、教师和从业者发起关于潜在逆境的敏感、支持性对话。这种创伤知情参与可能有助于识别隐藏的ACEs案例,并防止心理困扰和数字成瘾的升级。
结论
这项三水平元分析定量综合了中国内地儿童和青少年ACEs与数字成瘾之间关联的现有证据。研究结果显示,ACEs暴露与所有五种数字成瘾亚型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调节分析进一步表明,在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研究和西部地区,ACEs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更强。这些发现表明,针对数字成瘾的干预应考虑童年逆境的心理影响,并更加重视生活在欠发达区域情境中的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