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Journal of Men's Health》：“What are you Complaining About, How Hard can a Woman Hit?”: Male Experience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Help-Seeking i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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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GBV，指基于性别对个体实施的暴力行为）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女性受害者，仅有少量研究采用基于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强调种族、性别、
性别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GBV，指基于性别对个体实施的暴力行为）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女性受害者，仅有少量研究采用基于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强调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分类的相互交织与重叠导致歧视的理论）的共同生产研究（Co-Production Research，研究人员与受影响公众作为平等伙伴协作开展研究的方法）路径，探讨黑人、亚裔及少数族裔（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BAME）男性性别暴力受害者的生活经历及其求助行为。本研究弥补了这一空白，做出了原创性贡献。研究人员从英格兰（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布拉德福德Bradford、诺丁汉Nottingham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招募了30名具有性别暴力生活经历的BAME男性参与者，开展了2个焦点小组（Focus Groups，每组各5人）及20次个别访谈（Individual Interviews），并采用交叉性理论视角下的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对数据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平等权力动态的利用（Exploitation of Unequal Power Dynamics）、以社会诱导性沉默为特征的双重受害（Double Victimization）、心理困扰（Mental Distress）及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相互交织，共同限制了求助行为。研究还发现，社会和一线服务机构（Service Providers）在回应虐待事件时表现出的系统性弊端（Systemic Disadvantages）进一步阻碍了求助。研究建议，有必要开展社会心理干预（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并同步提升公众意识，以消除遭受性别暴力的男性受害者在求助行为中面临的障碍。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性别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 GBV）因其对受影响人群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福祉的严重负面影响，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健康议题。然而，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相关研究均以女性受害者为中心，对男性——尤其是黑人、亚裔及少数族裔（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BAME）男性受害者——的生活经历及其求助行为（Help-Seeking Behavior）关注极为有限。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数据显示，英国每三名家庭暴力受害者中就有一名为男性，约71.2万人；英国内政部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强制婚姻处（Forced Marriage Unit, FMU）数据亦表明，约21%的案件涉及男性受害者。性别暴力对男性可造成身体、心理、社会及经济等多方面短期与长期损害，包括心理健康恶化、自杀意念风险升高及社会退缩等。而BAME男性因种族、文化、移民身份等因素更易遭受边缘化，其求助行为面临更为复杂的障碍。然而，既有研究或泛泛关注男性群体而忽略种族/族裔维度，或仅聚焦单一族裔（如南亚裔男性的性暴力经历），缺乏从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研究和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视角出发的系统性探索。此外，文化规范（如非洲和南亚文化中男性被定位为家庭首脑）及英国执法机构与少数族裔之间历史性的不信任关系（如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案所揭示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均进一步加剧了BAME男性求助的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空白，深入理解英格兰BAME男性性别暴力受害者的经历及阻碍其求助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并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设计（Case Study Design）与质性研究路径（Qualitative Approach），并以共同生产研究（Co-Production Research）为核心方法论。研究启动之初即成立由具有性别暴力生活经历的男性（非学术组成员）和学术组成员共同组成的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每月召开会议，共同确定研究范围、设计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和焦点小组（Focus Groups）提纲。研究对象来自英格兰米德尔斯堡、布拉德福德、诺丁汉和曼彻斯特四个城市，采用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Purposive and Snowball Sampling），通过第三方组织和社区场所（如餐厅、理发店）招募。纳入标准为：18岁以上、自我认同为少数族裔、具有性别暴力受害经历或相关知识/认知、能使用英语交流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英国居民。最终30名BAME男性参与研究，其中包括非洲裔（15人）、加勒比裔（10人）和南亚裔（5人），年龄跨度18至60岁，涵盖不同教育背景、就业状况及关系类型。数据收集通过2个焦点小组（每组各5人）和20次个别访谈完成，分别持续约60分钟和45分钟。数据分析采用布劳恩与克拉克（Braun & Clark, 2006）提出的六步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法，并以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 1989）的交叉性理论为分析透镜。为确保编码信度，三名研究团队成员参与编码，另两名成员复核；指导委员会成员亦参与编码与分析讨论，以充分利用其生活经验识别关键议题。NVivo软件辅助数据管理。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不平等权力动态的利用（Exploitation of Unequal Power Dynamics）**
研究发现，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动态被女性伴侣利用，成为实施暴力的渠道。男性参与者因其男性身份及社会规范中“男性不应还手”的约束，在遭受身体攻击（如掌掴、殴打）、情感虐待和经济控制时选择不报复，而施暴方则在施暴后通过哭泣、乞求等情感操控手段维持虐待循环。此外，部分施暴女性反向诬告男性施暴，导致男性受害者反被警方逮捕，遭受“二次受害”。该主题揭示了“女性为受害者、男性为施害者”的刻板印象如何被利用，使男性陷入无法自辩的制度性困境。
**（二）以社会诱导性沉默为特征的双重受害（Double Victim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Societal-Induced Silence）**
参与者的受害经历因社会文化期望而被叠加为“双重受害”。一方面，社会规范将男性塑造为“坚强、主导、不示弱”的形象，“男儿有泪不轻弹”等文化观念使男性即便遭受虐待也不敢表达脆弱。另一方面，当男性尝试披露受害经历时，往往遭遇家人（如父亲轻描淡写地回应“别给家里丢脸”）、朋友乃至社会的嘲讽与不信任，被质问“你一个男人怎么会被女人打”。这种来自社会和文化的“诱导性沉默”，加上作为有色人种对警方歧视性执法（如不成比例的截停搜查Stop and Search）的恐惧，共同构成了限制求助的交叉性压迫结构。
**（三）心理困扰与自杀意念（Mental Distress and Suicidal Ideation）**
性别暴力对男性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参与者报告了情绪耗竭、抑郁、焦虑、低自尊乃至自杀意念和自我伤害行为（如饮用大量盐水企图自尽）。虐待带来的心理困扰不仅影响受害者的工作表现和社交功能（因羞于展示伤疤而回避社交），还导致其与子女关系疏远，产生代际连锁影响。然而，由于羞耻感与社会污名，受害者选择“沉默承受”，将求助视为不可行的选项。
**（四）社会与服务机构回应中的系统性弊端（Systemic Disadvantages in Societal and Service Providers' Response to Abuse）**
无论在非正式支持系统（家庭、朋友）还是正式支持系统（警察、法律援助）中，男性受害者均普遍感受到系统性的不利回应。报警后警方态度敷衍，“只是记录一下就走了”，甚至对受害者的陈述报以嘲笑和怀疑；部分执法者甚至在旁边评论“谁知道是不是他先动的手”。家庭暴力求助热线的工作人员则误将受害者陈述理解为施害者。家庭层面，受害者的披露被家属斥为耻辱。这种来自多层面的“受害者归咎”（Victim Blaming）和制度性的消极回应，使BAME男性产生了对司法系统“偏袒女性”的深刻不信任，从而放弃进一步求助。
**（五）社会心理干预与媒体宣传作为解决之道（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and Media Campaign as Panacea）**
参与者共同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打破求助障碍的解决方案。首先，强调需要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的心理治疗服务，反对“一刀切”（One-Size-Fits-All）模式，并指出白人全科医生（GP）或治疗师可能无法理解少数族裔男性的痛苦。其次，建议发展男性友好型服务（Male-Friendly Services），包括庇护所、求助热线和主动倾听机制，营造让男性能够无羞耻地表达脆弱的社会环境。此外，参与者呼吁通过媒体宣传活动挑战“男性即施害者”的有害性别刻板印象，提升公众对男性受害可能性的认知，实现社会态度的根本转变。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运用交叉性理论揭示了BAME男性性别暴力受害者面临的复杂障碍：种族、性别、文化与移民身份等交叉因素不仅放大了其受害脆弱性，还通过社会期望、制度性不信任和污名化机制，系统性地压制了求助行为。研究挑战了康奈尔（Connell）的霸权男性气质理论（Hegemonic Masculinity），表明在交叉性压迫结构中，男性非但无法行使支配权，反而因父权规范而沦为受害者。同时，研究亦呼应了布恩扎尔（Boonzaier）等人关于“南方男性”在白人至上主义与资本主义语境中遭受结构性从属的论述，以及梅蒙（Memon）等人关于BAME群体在心理健康服务中遭遇文化无知与歧视的研究。与凯西报告（Casey, 2023）指出的警方对女性受害者的厌女态度不同，本研究发现男性受害者也面临类似的消极回应，凸显了制度性偏见的双向性。
**研究结论**：性别暴力可对受影响男性的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严重影响，而社会诱导性期望和有害性别刻板印象的交叉作用使求助面临巨大挑战。研究的实际政策启示包括：需要开发针对心理健康和求助障碍的社会心理干预，嵌入鼓励发声、消除羞耻的有效沟通策略；针对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的心理健康干预（如经文化调适的认知行为治疗CBT和人际团体治疗）被推荐用于缓解虐待带来的心理伤害；研究结果可转化为可行建议，包括提供符合少数族裔男性需求的文化响应式服务、开展强调性别暴力社会心理影响的性别包容性宣传活动、挑战使男性蒙羞的有害社会文化规范，以及对一线从业者开展有关男性受害者适当回应的培训，以建立信任并鼓励求助。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小且仅限于英格兰北部地区，但研究结果可迁移至具有相似特征的其他情境。尽管存在局限，该研究通过共同生产设计与交叉性理论视角，在让亲历者参与知识生产与解决方案共创方面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