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Cognitive appraisal, negative coping, and family resilience among acute leukemia patients and their primary family caregivers: a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of quality of life
编辑推荐:
目的:本研究采用二元分析方法,考察认知评价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之间的关联,并检验消极应对和家庭韧性是否在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 AL)患者及其主要家庭照顾者的二元体中中介这一关联。方法:从中国五家医院招募了
目的:本研究采用二元分析方法,考察认知评价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之间的关联,并检验消极应对和家庭韧性是否在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 AL)患者及其主要家庭照顾者的二元体中中介这一关联。方法:从中国五家医院招募了308对AL患者-照顾者二元体。患者生活质量采用癌症治疗功能评估-白血病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Leukemia, FACT-Leu)进行测量,主要家庭照顾者则采用12条目简明健康调查量表(12-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 SF-12)进行测量。认知评价、消极应对和家庭韧性分别采用健康认知评价量表(Cognitive Appraisal of Health Scale, CAH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和家庭坚韧指数量表(Family Hardiness Index, FHI)进行评估。在R软件中运用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APIMeM)检验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其自身的积极应对(r = 0.523, p < 0.01)、家庭韧性(r = 0.489, p < 0.01)和消极应对(r = -0.466, p < 0.01),以及照顾者的生活质量(r = 0.237, p < 0.01)、家庭韧性(r = 0.436, p < 0.01)和消极应对(r = -0.234, p < 0.01)显著相关。在APIMeM中,消极应对完全中介了患者的威胁性评价与其生活质量之间的关联,而照顾者的威胁性评价则与其较差的生活质量直接相关。来自任一二元体成员的家庭韧性均预测了更好的患者生活质量。行动者效应占主导地位,患者的威胁性评价预测照顾者的消极应对是一条跨二元体路径。结论:急性白血病患者及其主要家庭照顾者表现出不同的压力-应对路径。对于患者而言,减少如回避和放弃等适应不良的应对可能有助于保护生活质量,而照顾者则可能从直接针对威胁感知和情绪负担的干预中受益。家庭韧性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模式:它对患者生活质量发挥保护作用,但对照顾者生活质量则无此作用,这提示需要制定针对性的二元社会心理照护方案。
**论文解读:AL患者与照顾者认知评价、应对及家庭韧性对生活质量的二元中介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 AL)是一种由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所致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特征为骨髓中异常白血病细胞快速增殖并向肝、脾、淋巴结等髓外组织浸润,导致正常造血功能受抑。临床上,AL患者常表现为持续发热、反复感染、进行性贫血、出血及白血病性器官浸润,其发病率与死亡率均较高,而生存率、缓解率和治愈率相对较低。AL的治疗强度大、费用高昂,不仅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心理痛苦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下降,也给主要家庭照顾者造成显著的身心负担、经济压力和照护负荷。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患者或照顾者的单方面体验,较少同时将二者纳入一个二元分析框架加以考察。然而,在AL的疾病轨迹中,患者与照顾者相互依存、彼此影响:患者的恐惧和痛苦可能反复传递给照顾者,而照顾者的情绪状态和应对方式也可能反过来影响患者的心理适应和QoL。目前,关于认知评价(即个体对疾病严重性和影响的评估)、应对方式、家庭韧性(家庭在面对逆境时获取资源和力量的能力)与QoL之间复杂的二元交互机制尚不清楚,尤其缺乏针对AL患者-照顾者二元体的定量研究。因此,有必要采用行动者-伴侣互倚中介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APIMeM),同时考察个体内部(行动者效应)和成员之间(伴侣效应)的路径,以揭示影响二者QoL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制定针对性的二元社会心理护理干预提供依据。
**二、研究开展与核心方法概述**
本研究从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在中国五家三级甲等医院便利抽样招募了308对住院AL患者及其主要家庭照顾者,纳入标准包括:患者年龄≥18岁、意识清晰、无精神障碍或沟通障碍、需要日常家庭照护且知情同意;照顾者为与患者共同居住、每日照护不少于4小时的家庭成员,意识清晰且知情同意,近期无其他重大应激事件。数据收集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关键的技术方法包括:采用FACT-Leu量表(针对患者)和SF-12量表(针对照顾者)分别测量其QoL;采用CAHS量表的一级评价维度测量二者的认知评价;采用TCSQ量表测量积极与消极应对方式;采用FHI量表测量家庭韧性。在R 4.6.0软件中使用lavaan包拟合APIMeM,以认知评价为自变量、消极应对和家庭韧性为并行中介变量、QoL为结果变量,同时估计行动者效应和伴侣效应,并运用5,000次偏差校正和加速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样本特征**
纳入分析的308对二元体中,患者平均年龄46.52岁(标准差SD = 15.22),男性占54.87%;照顾者平均年龄45.81岁(SD = 12.74),女性占56.49%。配偶是最常见的主要照顾者类型(50.65%),其次是子女(23.38%)和父母(21.10%)。多数患者(58.12%)居住在农村地区,70.13%的患者和68.51%的照顾者对疾病相关知识仅有部分了解。
**3.2 相关分析**
患者QoL与其自身积极应对(r = 0.523, p < 0.01)、家庭韧性(r = 0.489, p < 0.01)、照顾者QoL(r = 0.237, p < 0.01)、照顾者积极应对(r = 0.242, p < 0.01)及照顾者家庭韧性(r = 0.436,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患者QoL与其自身消极应对(r = -0.466, p < 0.01)及照顾者消极应对(r = -0.234, p < 0.01)呈显著负相关。照顾者QoL与其自身认知评价(r = -0.258, p < 0.01)及消极应对(r = -0.259, p < 0.01)呈显著负相关。
**3.3 APIMeM中介分析**
模型拟合指标为:χ2/df = 2.30,CFI = 0.948,TLI = 0.825,RMSEA = 0.065,SRMR = 0.043,提示模型拟合基本可接受。模型解释了患者QoL 40.9%的方差、照顾者QoL 20.7%的方差,以及患者和照顾者消极应对各23.4%和12.5%的方差。
在消极应对模型中,患者的认知评价显著预测其自身的消极应对(β = 0.418, p < 0.001)和照顾者的消极应对(β = 0.139, p = 0.012),照顾者的认知评价亦显著预测其自身的消极应对(β = 0.195, p = 0.009)。患者更高的消极应对预测其更差的QoL(β = -0.244, p < 0.001),照顾者消极应对对患者QoL的预测不显著。患者认知评价对其自身QoL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043, p = 0.538),而照顾者认知评价对其自身QoL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231, p < 0.001)。这表明,消极应对完全中介了患者认知评价与QoL的关系(间接效应β = -0.102, 95% BCa CI [-0.163, -0.044], p = 0.001),而照顾者认知评价则直接关联其QoL,不经过消极应对的中介。家庭韧性由患者或照顾者报告,均独立预测了更好的患者QoL(患者:β = 0.251, p < 0.001;照顾者:β = 0.203, p = 0.001),但仅照顾者家庭韧性预测其自身QoL(β = 0.171, p = 0.021),患者的家庭韧性对照顾者QoL无显著预测作用。各跨二元体间接效应均不显著。积极应对模型显示,患者积极应对部分中介了认知评价与QoL的关联(间接效应β = 0.07, p = 0.005),但效应量小于消极应对路径。
**四、讨论总结**
本研究基于压力与应对理论和家庭韧性理论,运用APIMeM揭示了AL患者-照顾者二元体中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和家庭韧性与QoL之间的差异化路径。对于患者,威胁性认知评价通过增强消极应对(如回避和放弃)而损害QoL,消极应对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相比而言,积极应对的保护效应较弱。这提示,在血液肿瘤护理中,常规评估患者的回避和放弃倾向并实施针对性的干预(如动机性访谈、情绪自我披露引导、认知行为治疗或接纳与承诺治疗),可能比单纯促进积极应对更能有效保护其QoL。对于照顾者,威胁性评价直接预测其更差的QoL,而非通过应对方式中介。这可能是因为照顾者面临的许多应激源(如诊断结果、治疗方案、副作用)超出其直接控制范围,削弱了应对策略的中介作用。因此,护理干预应当优先通过提供清晰的治疗信息、协调照护、及时转介医务社工和心理咨询资源等,直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和威胁感知。家庭韧性作为一种家庭系统的持久资源,独立于认知评价,对患者QoL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但对照顾者QoL无显著益处。这可能是由于高功能家庭对照顾者提出更高的照护期望和情感劳动要求,抵消了家庭韧性本应带来的心理收益。此外,患者威胁性评价显著预测照顾者消极应对这一跨二元体路径,提示二元体成员间存在情绪和行为传递,护理人员在评估患者心理状态时应同时关注照顾者的情绪反应,反之亦然。
**五、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采用APIMeM框架考察了AL患者及其主要家庭照顾者二元体中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家庭韧性与QoL之间的关联。消极应对完全中介了患者威胁性评价与其QoL的关系。与之相反,照顾者的威胁性评价与其较差的QoL直接相关。由任一二元体成员报告的家庭韧性均能预测更好的患者QoL,但对照顾者QoL无显著关联。行动者效应在各路径中占主导地位。患者的威胁性评价亦显著预测照顾者的消极应对,提示存在跨二元体影响。患者和照顾者截然不同的压力-应对模式表明,实施二元社会心理照护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