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isk perception among school and nursery school teachers concerning potential health effects of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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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公众对低于法定限值的电磁场（EMF）暴露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存在相当大的担忧。学校及幼儿园教师是健康相关信息的重要传播者，在涉及EMF等环境暴露方面亦是如此。目前尚未有研究调查这些职业群体中与EMF风险感知相关的因素。方法：这项2024年横断面研究调查了德
背景：公众对低于法定限值的电磁场（EMF）暴露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存在相当大的担忧。学校及幼儿园教师是健康相关信息的重要传播者，在涉及EMF等环境暴露方面亦是如此。目前尚未有研究调查这些职业群体中与EMF风险感知相关的因素。方法：这项2024年横断面研究调查了德国各地的学校教师（N=1,053）和幼儿园教师（N=329），以考察与参与者EMF风险感知相关的因素。研究人员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EMF风险感知（高与低）与技术接受度、媒体健康素养、阴谋信念、对各类组织和机构的信任以及一般环境担忧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认为，部分个体在低于法定限值的EMF暴露下会产生不良健康效应。阴谋信念与高EMF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学校教师：OR: 2.87，95% CI: 2.36–3.43；幼儿园教师：OR: 2.88，95% CI: 2.00–4.00）。技术接受度（学校教师：OR: 0.47，95% CI: 0.39–0.55；幼儿园教师：OR: 0.69，95% CI: 0.51–0.89）、媒体健康素养（仅在学校教师中，OR: 0.71，95% CI: 0.61–0.82）以及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权威机构的信任与EMF风险感知呈负相关。结论：研究结果强调，个体对科学证据的评估——此处涉及EMF暴露——不仅与媒体健康素养等个体技能有关，还与阴谋信念倾向或对组织的信任等个人态度相关。
学校及幼儿园教师对电磁场暴露健康风险感知的相关因素：一项德国横断面研究解读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Wi-Fi、智能手机及电子家用电器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从极低频到射频范围的非电离电磁场（EMF）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暴露于EMF可对人体产生生物效应，如刺激神经细胞或升高组织温度。在遵守法定暴露限值的情况下，这些热效应未显示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然而，公众对低于法定限值的EMF暴露可能存在的非热效应仍存有相当大的担忧。以往调查显示，欧洲多国普通人群对手机通话、Wi-Fi设备附近等EMF暴露情境的危险性评分平均约为3分（5分制），德国约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对智能手机、基站和高压线产生的辐射非常担忧。尽管科学出版物是权威信息源，但非专家往往难以理解，这可能加剧科学证据与公众担忧之间的差距。因此，有效的风险沟通和知识传递至关重要。
学校及幼儿园教师是健康相关信息的重要传播者，是将科学知识传递给儿童、家长及更广泛公众的关键接口。然而，EMF在德国学校课程中仅受到有限关注，除物理教师外，教师培训中很少涉及该主题。此前尚无研究专门调查这一职业群体中与EMF风险感知相关的因素。基于对医生群体的研究，技术接受度（TA）、媒体健康素养（MHL）、阴谋信念、对不同组织和机构的信任以及环境担忧被认为是可能影响EMF风险感知的变量。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检验以下假设：更高的技术接受度与更低的EMF风险感知相关（H1）；更高的媒体健康素养与更低的EMF风险感知相关（H2）；更高的阴谋信念与更高的EMF风险感知相关（H3）；对组织和机构的信任与EMF风险感知相关（H4）；EMF风险感知与一般环境担忧正相关（H5）。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4年6月至12月在德国开展了一项横断面在线调查。研究人群由学校教师和幼儿园教师组成，采用便利抽样，通过社交媒体、报纸广告、联系相关联邦/州协会以及向各州准随机选择的学校设施和日托机构发送2,400份邮政邀请进行招募。参与者完成问卷后可获得价值25欧元的购物券作为激励。最终纳入学校教师1,053名（占75.2%）和幼儿园教师329名（占23.5%）。研究经慕尼黑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项目编号24-0204）。
主要结局为EMF风险感知，通过单一条目测量：“存在一些个体，在低于法定限值的电磁场暴露下会产生不良健康效应”，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0=“不同意”至4=“同意”），将高于中间选项的回答归类为高风险感知，0-2归类为低风险感知。自变量包括：技术接受度（12个关于5G的陈述，评分0-48）、媒体健康素养（8个关于互联网健康信息搜索与评估的陈述，评分0-32）、阴谋信念（5个陈述，评分0-20），以及信任变量（对WHO、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等组织和机构的信任度）和一般环境担忧（关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等6个项目的担忧程度）。所有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92、0.86和0.90，显示内部一致性良好。
统计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针对学校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建立模型，调整年龄、性别、机构赞助类型、市镇类型和联邦州。连续变量（TA、MHL、阴谋信念）进行了标准化。敏感性分析包括使用原始5点条目的有序logistic回归，以及对TA、MHL和阴谋信念进行相互调整的二元logistic回归。估计值以中位数和95%最高后验密度区间（CI）汇总，使用R软件中的rstanarm和brms包进行贝叶斯分析。
**3. 主要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31.0%）同意“EMF健康效应低于法定限值”的陈述，学校教师（31.2%）与幼儿园教师（31.6%）之间无显著差异。技术接受度平均值为25.3（SD: 11.9），媒体健康素养平均值为23.2（SD: 5.7）。幼儿园教师的阴谋信念平均得分为9.3（SD: 5.3），明显高于学校教师的5.0（SD: 5.0）。对WHO、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和德国消费者组织联合会的信任度在两组中均较高（均值分别为2.9、3.2和3.0）；对公民倡议的信任度最低（均值2.0）。在所有机构中，“科学”获得的信任度最高（学校教师均值3.4，幼儿园教师均值2.7）。超过半数参与者（57.9%）报告存在较高的环境担忧，幼儿园教师（63.6%）略高于学校教师（55.8%）。
**3.2 logistic回归**
技术接受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校教师的高EMF风险感知几率降低53%（OR: 0.47，95% CI: 0.39–0.55），幼儿园教师降低31%（OR: 0.69，95% CI: 0.51–0.89）。媒体健康素养与EMF风险感知的负相关仅在学校教师中显著（OR: 0.71，95% CI: 0.61–0.82），幼儿园教师无显著关联（OR: 0.93，95% CI: 0.70–1.19）。阴谋信念得分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两组教师的高风险感知几率均增加近两倍（学校教师OR: 2.87，95% CI: 2.36–3.43；幼儿园教师OR: 2.88，95% CI: 2.00–4.00）。对联邦政府、政治家、政党、科学以及媒体的信任均与较低的风险感知相关。高环境担忧仅在学校教师中与高风险感知相关（OR: 1.90，95% CI: 1.35–2.53），幼儿园教师中无关联（OR: 0.98，95% CI: 0.49–1.65）。
在有序logistic回归敏感性分析中，各变量与结局的关联方向及强度与二元回归高度一致。在相互调整TA、MHL和阴谋信念的模型中，TA和阴谋信念仍与风险感知独立相关，而MHL的关联消失（学校教师OR: 1.00，95% CI: 0.83–1.18；幼儿园教师OR: 1.00，95% CI: 0.70–1.33），提示TA和阴谋信念是比MHL更 dominant 的相关因素。
**4. 讨论与结论**
最突出的发现是，即使在调整技术接受度和媒体健康素养后，阴谋信念与EMF风险感知在两组教师中仍呈强正相关。幼儿园教师的阴谋信念得分高于医生和学校教师，可能与其教育水平较低及更常使用另类媒体有关。技术接受度的负相关在两组中均稳健，表明对技术效用的认可可能降低风险感知。对权威机构的信任（如WHO、联邦辐射防护办公室、联邦政府、科学）与较低的风险感知一致相关，这与医生群体及普通人群中的研究结果相符。环境担忧与EMF风险感知的关联仅见于学校教师，可能由于学校数字化进程使其更关注环境与健康议题，但这属于事后解释，需谨慎对待。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使用便利样本可能引入选择偏倚，但先前分析显示偏倚影响不大；主要结局仅用单一条目测量，可能未完整覆盖风险感知构念；在线招募无法完全排除机器人作答，但已采取CAPTCHA和过滤措施；参与者的职业身份无法绝对确认。
研究意义在于，学校及幼儿园教师作为健康信息传播者，其风险感知受个人态度（如阴谋信念、技术接受度、机构信任）的显著影响，而非仅取决于媒体健康素养等技能。因此，风险沟通策略应不仅提供事实信息，还需通过增强公众对科学机构的信任、提高媒体健康素养、促进参与和透明度来应对阴谋叙事，从而减少无根据的健康担忧。未来研究应开发多条目风险感知量表，并在不同国家背景下验证这些关联的因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