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儿童体质指数六十年变迁：基于210,927名七岁儿童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消瘦、超重与肥胖趋势分析（1952–2017年）

《BMC Public Health》：Six decades of trends in BMI, thinness,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210,927 Swedish children in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contexts

　　

背景：儿童肥胖与低社会经济状况会增加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社会变迁可能已随时间改变了父母社会经济因素与儿童肥胖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的目的是评估1952–2017年间女童和男童体质指数（BMI）的变化趋势，以及2002–2017年间社会经济因素对BMI趋势的重要性。

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基于人群的BMI流行病学研究（BMI Epidemiology Study, BEST）队列，该队列包含1952–2017年间瑞典哥德堡市七岁儿童的BMI信息。研究人员共纳入210,927名儿童，并评估了总体趋势以及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趋势。2002–2017年间的亚组（n=65,556）可获得父母出生国家、教育水平和收入的数据。

结果：儿童BMI趋势呈现四个不同阶段：1952–1973年缓慢增长，1974–2001年快速增长，2002–2006年短暂下降，随后2008–2017年出现因父母社会经济阶层而异的差异化趋势。在后一时期，父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儿童呈现稳定趋势，而父母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低、收入低的儿童则呈现BMI上升趋势。无论收入和出生国家如何，父母教育水平低的儿童BMI上升趋势最为显著。

结论：在BMI上升和短暂下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2008–2017年儿童BMI的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其中父母教育水平低的儿童BMI增长最为显著。这些发现强调了针对性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儿童超重和肥胖的全球流行率持续处于令人警惕的高水平。儿童期高体质指数（BMI）不仅增加成年期超重和肥胖的风险，还与多种成年期疾病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包括心血管疾病、多种癌症、2型糖尿病、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血脂异常、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及骨科并发症。此外，肥胖儿童在成年早期面临的过早死亡风险是同龄普通儿童的三倍。除身体健康后果外，儿童肥胖还与焦虑、压力等心理困扰以及更高的受欺凌风险相关，甚至增加自杀风险；学业成绩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有证据表明肥胖儿童的学业成绩较低，即使在调整社会经济状况后也是如此。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儿童BMI以及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率持续上升。部分国家的数据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增长趋势可能出现平台期或趋于稳定，但这种转变是否在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中一致尚不清楚。英国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以后出生的队列中，儿童BMI的社会经济差异较前几代人有所扩大；瑞典此前的一项研究表明，2008年至2013年间，7–9岁儿童肥胖患病率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加。然而，关于哪些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与儿童BMI的长期变化关联最为密切，目前了解较少，这限制了制定有效针对性干预措施的机会。

研究人员提出的假设是：瑞典七岁儿童的BMI趋势因父母社会经济状况和人口学因素（如出生国家、教育水平和收入）而异。研究目的是评估1952–2017年间七岁女童和男童BMI（包括消瘦、超重和肥胖）的变化趋势，以及2002–2017年间社会经济因素对BMI趋势的重要性。

**二、关键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基于人群的BMI流行病学研究（BEST）队列，纳入瑞典哥德堡市1952–2017年间6–8岁年龄段至少有一次身高和体重同期测量记录的儿童，用于计算七岁时的BMI，共计纳入210,927名儿童。身高和体重数据来自学校卫生保健记录，并通过个人身份号码与瑞典国家登记数据关联。利用多代登记数据，研究人员将所有儿童与其父母关联，并从健康保险与劳动力市场研究纵向整合数据库（LISA数据库）获取父母出生国家、教育水平、收入和生育年龄信息。2002–2017年的亚组（n=65,556）可获得完整的社会经济变量数据。

BMI计算为体重（kg）除以身高（m²），并在6–8岁年龄区间内按性别分别进行年龄校正，将每个儿童的观测BMI标准化至七岁。BMI分类依据国际肥胖特别工作组（IOTF）的年龄和性别特异性切点，划分为消瘦、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父母出生国家分为瑞典（父母均在瑞典出生）或非瑞典（一方或双方不在瑞典出生）；父母教育水平分为低（双方教育年限≤12年）和高（一方或双方>12年）；父母收入按每年中位数划分为低（低于中位数）和高（高于中位数）。趋势分析采用线性回归和逻辑回归模型，使用样条法拟合非线性趋势，并通过分段线性回归模型确定断点，选择最低赤池信息准则（AIC）的模型确定断点数量和位置。社会经济因素的效应修饰通过分层分析和交互作用检验评估。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1952–2017年儿童BMI总体趋势**

整个队列的平均儿童BMI为15.75 kg/m²（标准差1.73）。样条分析显示年份与儿童BMI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分段线性回归模型识别出三个断点，将研究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73年）、第二阶段（1974–2001年）、第三阶段（2002–2006年）和第四阶段（2008–2017年）。第一阶段观察到轻度增长；第二阶段儿童BMI增长最为剧烈，男孩和女孩每五年分别增加0.14 kg/m²；第三阶段出现显著下降，男孩和女孩每五年分别下降0.37 kg/m²；第四阶段则呈现分化趋势。BMI随时间的上升在第85、第95和第99百分位数上均被观察到，表明增长并非仅局限于分布的某一端。

**（二）1952–2017年消瘦、超重和肥胖趋势**

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在第二阶段（1974–2001年）中，每五年超重的比值比（OR）男孩为1.22、女孩为1.16，肥胖的OR男孩为1.48、女孩为1.33。第三阶段（2002–2006年）中，超重和肥胖（男孩）的比值比下降。与此相对，整个1952–2017年期间，消瘦在男孩和女孩中均呈下降趋势。

**（三）2002–2017年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BMI趋势**

在第三和第四阶段（2002–2017年），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年份与父母出生国家、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交互作用，表明社会经济变量对BMI趋势具有效应修饰作用。在第三阶段（2002–2006年），所有阶层均观察到儿童BMI的下降趋势，尽管β值有所不同。然而，在第四阶段（2008–2017年），父母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低、收入低的儿童呈现BMI上升趋势，而父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儿童的BMI趋势趋于稳定。亚组分析进一步显示，父母均不在瑞典出生的儿童BMI呈上升趋势，而一方或双方父母在瑞典出生的儿童则趋于稳定。

交叉分析揭示了更细致的模式：无论收入或出生国家如何，父母教育水平低的儿童自2008年以来的BMI上升趋势最为显著。

**（四）2002–2017年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超重和肥胖趋势**

在第三阶段（2002–2006年），父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儿童超重和肥胖风险有所下降。而在第四阶段（2008–2017年），父母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低、收入低的儿童超重和肥胖风险增加。亚组分析中，父母均不在瑞典出生的儿童超重和肥胖风险上升，而一方或双方父母在瑞典出生的儿童则趋于稳定。消瘦方面未发现显著的社会经济交互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广泛的人群队列数据，分析了瑞典哥德堡市七岁儿童跨六十年（1952–2017年）的BMI及BMI分类的长期趋势。研究观察到平均BMI以及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率在2001年之前大幅上升，随后出现下降。然而，自2008年以来的趋势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存在实质性差异。

在全球范围内，过去三十年大多数地区的儿童肥胖率显著上升。1990年至2021年间，超重和肥胖的合并流行率翻倍，而肥胖率单独增加了三倍。但近年来有证据表明这一上升趋势在部分国家可能趋于平缓，与本研究观察到的BMI在21世纪初达到峰值后下降的趋势一致。BMI下降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有研究表明，社会对儿童肥胖健康风险意识的提高以及瑞典学龄儿童含糖饮料消费的下降可能对这一积极转变有所贡献。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自2008年起儿童BMI的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父母出生国家、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均与这一分化趋势相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教育水平低的儿童BMI上升趋势最为显著，且这一趋势不受收入或出生国家的影响。这些发现与英国纵向数据中观察到社会经济差异扩大的趋势以及北欧国家的横断面研究结果一致。瑞典过去二三十年间家庭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和学校隔离现象加剧，以及致肥胖环境的出现，可能对资源较少的家庭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BMI趋势的分化可能反映了预防措施采纳程度、健康不平等、健康行为差异或医疗保健可及性方面的差异。

本研究的优势包括大样本量、基于人群的数据集、由训练有素的学校护士测量的身高体重数据以及跨越六十年的广泛时间范围。此外，高质量瑞典登记数据提供了多个社会经济维度的信息。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缺乏父母BMI和生活方式因素的数据。

研究结论：本研究表明，1952年至2001年间儿童BMI、超重和肥胖显著增加，随后出现显著下降。自2008年起，研究人员观察到社会差异不断扩大：父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儿童的BMI趋势保持稳定，而父母不在瑞典出生、教育水平低、收入低的儿童则呈现BMI、超重和肥胖的上升趋势。其中，父母教育水平低的儿童BMI上升趋势最为突出，无论其收入和出生国家如何。儿童肥胖对儿童期和成年期的健康及疾病风险均有影响。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儿童健康结局方面社会经济差异日益扩大，提示需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以确保所有儿童获得公平和健康的生命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