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生产框架下人口健康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与人口学决定因素——来自9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证据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health in 90 developing countries: panel data evidence

　　

研究人员以Grossman健康生产框架为基础，考察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与人口条件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健康相关联。人口健康通过三个互补指标衡量——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以捕捉更广泛的生存条件、早期生命脆弱性与孕产妇健康风险。研究人员使用2002—2018年9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估计国家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DKSE）以在存在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依赖的情况下加强推断。此外，研究人员使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缩尾（winsorized）设定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政府效能和人口密度始终与更高的预期寿命及更低的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相关，且这些系数符号在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定。经济痛苦指数（economic misery）在基线模型中与较低的预期寿命和较高的死亡率相关，但其显著性在部分敏感性检验中减弱。政府卫生支出和教育程度通常与更有利的健康结果相关，但其估计值在缩尾处理后稳定性较差。生态足迹在三个健康指标上呈现混合关联，而政治稳定性产生不稳定且在某些情况下与直觉相悖的系数。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健康与人的能力和制度效能的一致性关联强于单纯与卫生支出的关联。

人口健康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核心发展议题。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逐步提高，但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仍持续偏高，说明生存改善在不同人群和生命阶段并不均衡，单一健康指标难以全面反映人口健康状况。Grossman健康生产框架认为，人口健康由直接投入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和人口条件共同塑造，而非仅由医疗服务决定。已有文献多使用单一健康指标，或分别考察人力资本、经济困难、生态压力、治理与政治条件，缺少将多维决定因素与多个健康指标纳入同一宏观框架的综合证据。为此，研究人员利用90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2—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人力资本指数（HCI）、经济痛苦指数（EM）、政府卫生支出（GHE）、生态足迹（EF）、政府效能（Govt. EF）、政治稳定（PS）、教育程度（PE）和人口密度（PD）与预期寿命（LE）、婴儿死亡率（IM）和孕产妇死亡率（MM）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以国家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为基准，并使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DKSE）处理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依赖。数据来源包括世界发展指标（WDI）、宾大世界表（PWT）、全球足迹网络（GFN）和全球治理指标（WGI）。稳健性检验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以及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缩尾处理后重新估计；研究还进行了LLC、HT、Fisher-PP和Pesaran CADF单位根检验及Pesaran–Yamagata斜率异质性检验。总体结论是：人力资本、政府效能和人口密度与更好的健康结果稳定相关；经济痛苦在基线上有害但缩尾后显著性减弱；政府卫生支出和教育程度在基线上有利但缩尾后稳定性较差；生态足迹的关联因健康指标而异；政治稳定性系数不稳定甚至与预期相反。

研究结果如下。

人力资本指数：基线DKSE模型显示，HCI每增加1个单位，预期寿命提高6.236年，婴儿死亡率每千活产下降2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