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Post-abortion contraceptive uptake among women seeking care for incomplete or induced abortions in Northern Ethiopia: a facility-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a humanitaria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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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摘要**
**引言**：流产后意外妊娠在人道主义环境中是一个主要关切问题，此类环境中避孕服务的可及性往往有限。增加流产后避孕服务的可及性对这些环境中的妇女和女童尤为重要。然而，来自受冲突影响的埃塞俄比亚的相关证据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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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流产后意外妊娠在人道主义环境中是一个主要关切问题，此类环境中避孕服务的可及性往往有限。增加流产后避孕服务的可及性对这些环境中的妇女和女童尤为重要。然而，来自受冲突影响的埃塞俄比亚的相关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评估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地区人道主义环境中，因不全流产或人工流产而接受照护的妇女流产后避孕措施采用情况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研究人员在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地区受北部冲突影响的七个人道主义区域中，选取了31家公立医疗机构，开展了一项基于医疗机构的横断面研究，共纳入1,642名参与者。研究人员使用半结构化问卷收集数据，并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识别与结局显著相关的因素；对p值<0.05的变量报告调整后优势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研究环境中流产后避孕措施总体采用率为27.8% [95% CI: 25.6–30%]。单身婚姻状况[调整后优势比（AOR）: 1.96; 95% CI: 1.39–2.75]、既往人工流产史[AOR: 2.00; 95% CI: 1.42–2.83]以及接受高水平以人为本的全面流产照护（person-centered comprehensive abortion care, PC-CAC）服务[AOR: 3.39; 95% CI: 2.39–4.82]的妇女，其流产后避孕措施采用的优势比显著更高。相比之下，有自然流产史的妇女和女童采用避孕措施的优势比显著更低[AOR: 0.73; 95% CI: 0.55–0.97]。
**结论**：在此人道主义环境中，流产后避孕措施采用率较低，表明流产后照护（post-abortion care, PAC）的提供存在显著缺口。流产后避孕采用率低可能增加重复意外妊娠的风险，并对妇女和卫生系统造成额外后果。解决这一缺口需要加强高水平以人为本的全面流产照护（PC-CAC）的提供，包括为所有妇女提供及时、准确且可及的避孕咨询和服务。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人道主义危机加剧了性与生殖健康（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RH）服务获取的障碍，使妇女和女童面临更高的意外妊娠和不安全流产风险。在此类环境中，全面流产照护（comprehensive abortion care, CAC）至关重要，其内容包括提供安全的人工流产、通过流产后照护（post-abortion care, PAC）管理流产相关并发症，以及确保自愿避孕服务的可及性。这些服务对于预防重复意外妊娠、降低孕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至关重要。避孕咨询是全面流产照护（CAC）的关键组成部分，流产后（无论是人工流产还是自然流产）尽早启动避孕，对于希望推迟或避免未来妊娠的妇女十分必要。研究人员所称的“以人为本的全面流产照护（person-centered comprehensive abortion care, PC-CAC）”是指通过积极让妇女和女童参与自身照护决策、尊重其价值观和偏好、促进有效沟通并提供个性化支持，从而确保高质量流产照护并提高流产后避孕采用率的方法。
现有来自人道主义环境的证据显示，流产后避孕采用率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南非一家医院报告总体采用率为74.5%，在COVID-19疫情期间甚至超过90%。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期对人道主义环境中流产后照护（PAC）的评估也发现差异极大：避孕咨询覆盖率在中非共和国一家医院达到99%，而在尼日利亚仅为39%；相应的避孕方法采用率分别为63.4%和4.7%。流产后避孕使用还受到年龄、婚姻状况、既往避孕史和咨询质量等社会人口学及情境因素的影响。贫困和受教育机会有限等持续存在的社会和系统性障碍，也限制了流产后避孕服务的获取和采用。
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但关于人道主义环境中流产后避孕采用率的数据，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仍然有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评估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地区人道主义环境中流产后避孕措施采用情况及其相关因素。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于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在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地区受北部冲突严重影响的人道主义环境中开展了一项基于医疗机构的横断面研究。研究在提供全面流产照护（CAC）的公立医疗机构中进行，包括转诊医院、初级医院、综合医院和卫生中心，重点关注接受全面流产照护（CAC）服务的妇女。研究人员从受冲突影响的七个人道主义区域中选取了31家医疗机构，按设施类型分层后，纳入全部3家转诊医院、14家初级和综合医院（占30%）以及14家卫生中心（占20%）。研究人群为数据收集期间（2023年9月21日至2024年3月30日）在上述机构因不全流产或人工流产接受流产照护服务的妇女和女童，共1,642名参与者。
数据收集采用半结构化问卷，通过KoboCollect移动应用程序和纸质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以降低数据丢失风险。研究人员使用PC-CAC测量工具评估照护的以人为本程度，该工具最初在肯尼亚验证，后经专家内容效度评估并适应埃塞俄比亚情境。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为流产后避孕措施采用，定义为妇女在完成流产程序后启动并接受一种现代避孕方法。研究人员在出院前评估所有参与者的避孕采用情况；对于出院前未接受避孕方法者，在两周随访时通过电话确定其是否随后启动了避孕。数据分析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先进行双变量分析，将p值<0.25的变量纳入多变量模型，最终调整后优势比（AOR）及其95%置信区间用于报告p<0.05的显著性关联。
**三、研究结果**
**参与者社会人口学特征**：研究共纳入1,642名参与者。其中438名在出院前已接受流产后避孕方法，其余1,204名进入两周随访，且无失访。大多数参与者年龄为20–29岁（54%），已婚（79%），家庭主妇（46.7%），居住在城市（71%）。约三分之一（33.7%）仅完成小学教育，42.5%有1–2次活产史，29.3%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生殖与流产照护特征**：约三分之二（65.9%）因不全流产就诊，其余寻求人工流产服务。8.3%报告妊娠由强奸所致。大多数流产（70.8%）发生在孕早期，10.4%在入院时报告有流产相关并发症。28.8%有自然流产史，14.1%报告既往人工流产。服务提供方面，三分之一在转诊医院提供，综合医院占28%，初级医院占23.1%，卫生中心占18.6%。助产士提供了62.9%的全面流产照护（CAC）服务。约四分之一参与者报告经历低水平PC-CAC。
**流产后避孕咨询与采用情况**：约62%的参与者接受了流产后避孕咨询。在接受咨询者中，41.5%获得了流产后避孕方法，而未接受咨询者中该比例仅为5.3%。总体流产后避孕采用率为27.8%。在获得避孕方法者中，96%在出院前获得，4%在两周随访期间从附近其他医疗机构获得。采用者中最常选择注射避孕药（58.1%），其次为依托孕烯植入剂Implanon（28.1%）和口服避孕药（11%）。咨询和采用情况在不同流产类型、PC-CAC水平、机构类型和提供者类型之间存在差异。
**影响因素的多变量分析**：基于预定义标准（p<0.25），研究人员从双变量分析中选出10个变量进入多变量分析。最终多变量逻辑回归显示，四个因素与流产后避孕采用显著相关。单身婚姻状况[调整后优势比（AOR）: 1.96; 95% CI: 1.39–2.75]、既往人工流产史[AOR: 2.00; 95% CI: 1.42–2.83]以及接受高水平PC-CAC服务[AOR: 3.39; 95% CI: 2.39–4.82]与较高的采用优势相关；而有自然流产史者[AOR: 0.73; 95% CI: 0.55–0.97]则相关于较低的采用优势。模型拟合良好（Pearson卡方拟合优度检验Prob > chi2 = 0.1392）。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中流产后避孕采用率高于尼日利亚的报道，但显著低于中非共和国等人道主义环境。这一差异可能主要与避孕咨询提供情况、服务整合和可及性不同有关。在中非共和国，避孕服务完全整合入流产后照护（PAC），并在统一管理结构下系统提供出院前咨询；而本研究所在的人道主义环境中，避孕服务与PAC整合程度较差，有时由不同部门管理，且常受避孕方法缺货限制，从而降低了即时采用率。
关于影响因素，单身妇女更可能采用流产后避孕，可能与害怕经济依赖和文化上对未婚妊娠的污名有关；但在某些情境中，年轻未婚女性可能因家庭或社会网络影响而自主性较低。既往人工流产史与较高采用率相关，可能因为经历过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妇女，尤其是在人道主义环境中，更倾向于避免重复经历。相反，有自然流产史的妇女采用率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渴望怀孕，希望尽快恢复生育能力。
关于照护质量，接受高水平PC-CAC的参与者更可能采用流产后避孕，这与尼日利亚和中非共和国的研究一致。在人道主义环境中，高质量、个体化的照护环境可以改善照护体验并促进避孕采用。尽管提供者类型未显示统计学显著关联，描述性结果表明助产士在咨询和采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转诊医院和卫生中心显示较高的采用率，可能分别与转诊医院的综合能力和卫生中心的个性化服务及社区邻近性有关。
总体而言，研究人员强调，低采用率不应被解读为个人不依从或缺乏需求，而应归因于结构性因素，如服务碎片化、避孕选择有限、提供者能力不足、不安全感和照护连续性中断。这些因素制约了妇女做出知情和自愿生殖决策的能力。研究结果凸显了在埃塞俄比亚人道主义环境中加强流产后避孕服务整合、保障供应链、提升人员能力和推广以人为本方法的需要，并指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7和5.6方面的持续差距。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基于医疗机构的设计限制了向更广泛人群的推广性；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社会期望偏倚和回忆偏倚不可避免；避孕采用率在出院前和两周随访时分别测量，时间差异可能影响累积估计。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人道主义环境中的流产后避孕采用率仍然较低；然而，从生殖正义的角度看，这一缺口应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和情境障碍所致，而非缺乏个人需求。服务碎片化、避孕选择有限、提供者能力制约、不安全感和照护连续性中断共同限制了妇女做出知情且自愿生殖决定的能力。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加强流产照护质量，维护尊严、自主权和免受强制。人道主义环境中的流产后避孕照护应优先考虑所有妇女的知情和自愿决策，并对多样化生殖史（包括自然流产或人工流产经历）保持敏感。在照护点加强整合的、以人为本的咨询和方法提供，对于确保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也能满足妇女的生殖健康需求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