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野生与养殖鲑鱼的“疾病陷阱”

《Canadian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A disease trap for wild and farmed salmon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9日 来源:Canadian Journal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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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理论显示,野生鱼类与养殖鱼类之间的生态和经济互动可能导致以渔业为主或以水产养殖为主的沿海海域出现不稳定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s)。在这篇Perspective文章中,研究人员认为,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

  
最新理论显示,野生鱼类与养殖鱼类之间的生态和经济互动可能导致以渔业为主或以水产养殖为主的沿海海域出现不稳定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s)。在这篇Perspective文章中,研究人员认为,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 BC)的野生与养殖鲑鱼情境中,形成这种双稳态(bistability)所必需的关键特征均存在。具体而言,“疾病陷阱”(disease trap)由渔业衰退、水产养殖增长激励和寄生虫传播三者构成的反馈回路所形成。在这些条件下,理论预测野生鲑鱼种群可能被养殖鲑鱼在沿海海域维持的病原体群落(pathogen community)困于崩溃状态。重要的是,病原传播并不需要是渔业崩溃的原始成因,BC野生鲑鱼的渔业崩溃被认为是多因素造成的。该理论与BC省野生鲑鱼恢复工作以及鲑鱼水产养殖政策相关,其中可以规划出一条要么加剧、要么避免疾病陷阱的路径。
**论文解读:BC省野生与养殖鲑鱼的疾病陷阱**

**一、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理论常涉及临界点和替代稳定态等复杂动力学,这些动力学已在渔业管理、珊瑚与藻类优势转换、过度捕捞以及贫困与传染病陷阱等案例中得到验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鲑鱼生产经历了从渔业主导向水产养殖主导的快速转变。野生鲑鱼渔业崩溃部分源于为保护濒危种群而实施的捕捞限制,以及商业重要种群丰度下降。这些野生成年鲑鱼丰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涉及海洋阶段存活率变化,包括海洋气候变量、竞争、捕食以及来自养殖鲑鱼的病原传播。大多数濒危种群位于BC南部,如弗雷泽河红鲑、银鲑、奇努克鲑和温哥华岛西海岸奇努克鲑,它们洄游时经过水产养殖活跃区域或近期关闭但行业游说回归的区域。鉴于这些趋势,有必要考虑近期理论:野生和养殖鱼类的基本生物经济互动可能导致渔业主导或养殖业主导的替代稳定态。若养殖鱼对野生鱼有负面生态效应,且两者在市场上存在竞争,渔业与养殖业的生产性共存仅在生态效应相对较小时才可能。研究人员认为,BC野生与养殖鲑鱼的情境中,病原传播构成了生态互动,而渔业崩溃通过多种经济与政策途径激励了养殖业增长,由此形成疾病陷阱。

**二、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首先阐述了疾病陷阱的概念来源——Orobko等(2023)模型。该模型将渔业的Gordon–Schaefer剩余产量模型与水产养殖增长经济模型耦合,其中野生鱼和养殖鱼供应同一市场,且养殖鱼丰度对野生鱼存活有负面生态效应。模型显示,只有当养殖对野生鱼的生态效应足够小时,渔业与养殖业才能稳定共存;否则共存不稳定,系统出现以野生鱼或养殖鱼主导的双稳态。疾病陷阱发生在养殖业主导的稳定态,此时养殖鲑鱼种群携带的寄生虫和病原体群落抑制同域野生鲑鱼。这一概念需满足三个假设:病原传播强度与宿主丰度成比例(密度依赖性传播);养殖鲑鱼的健康管理虽有成本但无法消除与野生鱼的病原互动;野生和养殖鲑鱼在海鲜市场上至少部分可替代。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要求疾病是野生鲑鱼衰退的原因,任何独立扰动都可使渔业从生产性状态转向崩溃状态,但病原互动可维持野生鲑鱼于崩溃状态,从而阻碍仅针对其他影响的恢复计划;若疾病互动保持较低,系统则维持恢复力,野生与养殖鲑鱼可生产性共存。

其次,研究人员论证了渔业衰退对养殖鲑鱼增长的激励作用。除了市场可替代性,渔业衰退后释放的适宜环境、海产加工基础设施和市场品牌等间接激励也促进了养殖业发展。政府政策方面,联邦政府1995年《水产养殖发展战略》和2002年《水产养殖发展框架》明确了支持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的承诺,省政府的《1999年BC鲑鱼水产养殖政策》也提供了场地和管理框架。各级政府还通过研究与开发项目投资养殖业发展,如ACRDP、BC鲑鱼恢复与创新基金,以及太平洋鲑鱼论坛等。然而,1990年代和2000年代政府投资养殖业的同时,DFO预算削减导致野生鲑鱼种群评估监测减少,最新评估显示BC三分之二的鲑鱼种群在过去十年缺乏监测数据,监测不足为产业环境外部性创造了更宽松的空间。

再次,研究人员分析了疾病互动证据。由于养殖鲑鱼位于野生鲑鱼洄游路线和栖息地的网箱中,病原体可随水流自由传播,如海虱可扩散约30公里,环境DNA可扩散2–3公里。近年来对野生鲑鱼、养殖鲑鱼和环境DNA的传染病原筛查数据显示,野生鲑鱼中检测到的42种传染病原也全部在养殖鲑鱼中检测到。其中,鱼源性正呼肠孤病毒(Piscine orthoreovirus)、Tenacibaculum属细菌和海虱被鉴定为养殖场放大并传播给野生鲑鱼的保护关注病原,且与存活率下降、体况下降和洄游成功率降低相关联。环境DNA数据还显示鲑鱼养殖场局部放大了多种传染病原,总发生率提高3–4倍,包括两种细菌(Moritella viscosa和Piscirickettsia salmonis)和两种病毒(切喉鳟病毒CTV-2和大西洋鲑鱼杯状病毒ASCV)。多数病原的传播动力学具有密度依赖性,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更多病原可达到建立和传播的宿主密度阈值。因此,疾病陷阱并非单一物种(如海虱)的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多病原系统,并伴随毒力进化和抗生素耐药性等强化疾病互动的过程。近年来从发现群岛和布劳顿群岛拆除鲑鱼养殖场提供了生态评估机会,但现有三项海虱丰度研究结果多变,且海虱只是多病原系统中的两个物种,尚无研究描述整个病原群落的响应,因此数据尚不足以全面评估。

**三、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文主要基于理论模型分析与已有实证数据综合。研究人员引用了Orobko等(2023)的生物经济模型,该模型结合Gordon–Schaefer渔业模型与水产养殖经济模型,分析双稳态条件;同时整合了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加拿大渔业与海洋部(DFO)数据库的养殖与商业捕捞产量数据,以及近年来对野生鲑鱼、养殖鲑鱼和环境DNA的大规模传染病原筛查数据。样本来源包括BC省多个养殖区域及对照海域的野生幼鲑、养殖鲑鱼及海水环境DNA样本。通过比较病原检出率、环境DNA扩增信号、海虱丰度监测以及养殖场移除前后的生态响应数据,结合理论模型进行定性分析。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该理论对BC省鲑鱼养殖政策具有直接意义。联邦政府已承诺将产业从网箱养殖模式转型,理论表明避免疾病陷阱的关键是最小化养殖鱼对野生鱼的负面生态效应。然而,现有证据和历史表明,在加拿大和欧洲所有鲑鱼养殖产区,生产性野生鲑鱼渔业与网箱养殖的共存从未被实证证实,本地野生鲑鱼和海鳟种群均出现下降或处于保护关注状态。要防止病原互动,需有效隔离野生鲑鱼与养殖鲑鱼的病原体群落,这需要某种形式的封闭式养殖及相应的进出水处理。疾病陷阱并不要求疾病是渔业衰退的驱动力,但要求渔业衰退激励养殖增长,这在BC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政策中明显存在,符合图3中崩溃路径;而弱疾病互动情形下本应出现的恢复和共存并未实现,因此病原互动可能已成为限制野生鲑鱼恢复的主要机制。野生鲑鱼种群存在十年至百年的自然波动,这些波动与疾病陷阱理论兼容,且外部扰动可导致系统在替代吸引域之间切换(即“闪烁”现象)。大量公共研究资金投向鱼类健康和病原问题,这一现象正是疾病陷阱在实际中应有的表现。野生与养殖鲑鱼生产性共存的不稳定性可能解释了这一问题上公共和科学辩论的激烈与对抗性质,监管者面临双重任务(促进开放式网箱养殖与保护生态系统)无法兼顾的困境。全球野生渔业供应缺口将继续增加养殖业的经济激励,若不进行有效政策干预,BC疾病陷阱的条件只会加强。最有效但最昂贵的选项是封闭式循环水养殖系统及水处理,半封闭选项存在但缺乏缓解病原互动的数据。监管者面临的挑战是在陡峭的生态-经济权衡、野生鲑鱼产量不确定性和养殖业创新不确定性中规划出摆脱疾病陷阱的路径。

综上所述,该研究通过理论模型与实证证据的结合,论证了BC省野生与养殖鲑鱼之间存在由病原传播驱动的疾病陷阱,指出渔业崩溃可通过经济与政策激励促进养殖增长,而养殖场维持的病原体群落可使野生鲑鱼长期陷入崩溃状态。研究强调,要避免或脱离这一陷阱,必须有效降低养殖对野生鱼类的病原生态效应,这可能需要转向封闭式养殖系统。该研究对BC省乃至全球的鲑鱼保护与水产养殖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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