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计划及尝试的关联：一项基于美国全国样本的风险与保护因素研究

《Cogent Psychology》：Purpose and meaning in life and suicidal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mong U.S. college students: a national study of risk and protective correlates

　　

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考察了美国大学生中生命意义感（purpose and meaning in life, PMIL）与自杀相关结局（包括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 SI）、自杀计划（suicide planning, SP）和自杀尝试（suicide attempt, SA））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分析了2007年至2022年间调查的560,755名学生的健康心态研究（Healthy Minds Study）数据；多变量模型限定于2016—2022年，此时所有测量指标均可获得。逻辑回归模型在调整抑郁、焦虑、进食障碍以及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协变量后，估计了PMIL与各结局之间的关联。在整个研究期间，PMIL均值从5.9下降至5.2，而过去一年SI发生率从5.8%上升至14.0%。较高的PMIL与较低的SI、SP和SA几率相关。PMIL每增加一个点，SI的调整后几率降低23%，因此处于最高PMIL水平的学生其SI调整后几率约为最低水平学生的五分之一。抑郁和进食障碍是独立预测因素；焦虑经调整后的较弱关联应结合其与抑郁的重叠进行解释。在较年轻学生、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学生、性少数学生以及报告经济压力或关系丧失的学生中观察到较高的风险，而社会支持与三种结局的较低几率均相关。PMIL与SI之间的关联随抑郁症状加重而减弱，但在所有症状水平上仍然存在。这些横断面研究结果表明，PMIL与较低的自杀想法和行为几率具有稳健且独立的关联，并提示以促进目的感和意义感为目标的干预措施值得作为自杀预防工作的补充进行前瞻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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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美国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自杀已成为10—24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尽管既往研究已识别出抑郁、焦虑、进食障碍等风险因素，但多数自杀预防工作仍以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为主，缺乏以优势为导向的主动预防策略。生命意义感（PMIL）指个体感知自身生活具有连贯性、重要性，并朝向有价值目标前进的程度，被理论认为是抵御自杀风险的重要保护因素。然而，既有研究多基于小样本或单一校园，且往往仅考察自杀意念而忽视从意念到计划、尝试的完整连续谱，亦未充分控制共病精神病理学症状的混杂效应。基于此，本研究利用覆盖美国约450所高校、逾56万名学生的健康心态研究（HMS）数据，系统考察PMIL与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及自杀尝试的关联，并检验该关联是否独立于抑郁、焦虑和进食障碍，以及是否随抑郁严重程度、调查年份和宗教信仰程度而变化。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2007—2022年间HMS年度调查的汇总数据，共纳入560,755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多变量分析限定于2016—2022年，以确保所有测量指标的一致性。PMIL采用Diener繁荣量表（Flourishing Scale）中“我过着有目的、有意义的生活”单项条目，以7点李克特量表评估。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自杀尝试均采用过去一年的二分条目，其中计划与尝试的分析限定于报告自杀意念的学生，以符合意念—行动框架。协变量包括PHQ-8抑郁量表、GAD-7焦虑量表、SCOFF进食障碍筛查问卷，以及年龄、性别认同、性取向、种族、经济压力、关系状态、宗教信仰重要性和社会关系质量等。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线性回归检验PMIL的时间趋势、层级逻辑回归评估调整后关联，并针对抑郁严重程度、调查年份和宗教信仰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三、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时间趋势：2007—2022年间，PMIL均值从5.9显著下降至5.2，高PMIL学生比例从75.4%降至52.1%；同期自杀意念发生率从5.8%升至14.0%，2021年达到峰值。在有意念的学生中，自杀计划比例从29.3%升至约40%，而自杀尝试比例相对稳定（6.9%—9.8%）。

双变量关联：PMIL与三种结局均呈显著负相关，且关联强度沿意念—行动连续谱递减。强烈不同意生活有意义的学生中37.1%报告自杀意念，而强烈同意者中仅3.6%。在有意念者中，PMIL最低组与最高组的自杀计划比例为57.1%对32.6%，自杀尝试比例为16.0%对8.0%。

多变量模型：在调整全部协变量后，PMIL每增加一个点，自杀意念的调整后几率降低23%（AOR=0.77）；在有意念的学生中，PMIL每增加一个点，自杀计划几率降低10%（AOR=0.90），自杀尝试几率降低5.4%（AOR=0.946）。抑郁和进食障碍是独立预测因素，焦虑的调整后关联较弱且不显著，考虑其与抑郁的高度重叠。跨性别/非二元性别学生、双性恋学生、经济压力较高者及经历关系丧失者风险升高，而社会支持与三种结局的较低几率均相关。

调节效应：PMIL与抑郁严重程度存在显著交互，PMIL的保护作用随抑郁症状加重而减弱，但在所有症状水平上仍显著（低抑郁OR=0.73，高抑郁OR=0.77，量表最高分处OR=0.81）。PMIL与调查年份的交互亦显著，保护关联在近年略有减弱，但每年仍显著。宗教信仰的调节效应虽达统计显著，但实际幅度极小（OR差异不足0.01），不具实际意义。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PMIL是美国大学生自杀意念、计划与尝试的稳健独立保护因素，其关联不能归因于精神病理症状的缺失。PMIL不仅与较低的自杀意念相关，还能降低有意念学生向计划和尝试升级的风险，支持存在主义理论和意念—行动框架的预测。社会支持同样表现出强保护作用，提示归属感与意义感可能相互强化。研究建议，大学应将目的感培育纳入自杀预防体系，通过生活设计（life-crafting）、目标设定等普适性、低成本干预嵌入新生教育、学术指导和课外项目中，作为临床治疗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指出，帮助学生在学业、关系、创造和社区贡献中建立个人化的意义来源，不仅可丰富教育体验，亦可能降低自杀风险；机构应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培育意义、目的、联结与希望的预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