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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翻译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肿瘤,对抗PD-(L)1阻断治疗的敏感性有限,这很可能是由MHC-I的表观遗传沉默所致。因此,阐明不依赖MHC-I的免疫识别机制对于增强治疗反应和改善更多患
# 摘要翻译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肿瘤,对抗PD-(L)1阻断治疗的敏感性有限,这很可能是由MHC-I的表观遗传沉默所致。因此,阐明不依赖MHC-I的免疫识别机制对于增强治疗反应和改善更多患者的临床结局至关重要。研究人员利用单细胞方法,在SCLC患者的生物样本中发现了γδ T细胞浸润。尽管γδ T细胞表达PD-1,但其仍维持细胞毒性的转录谱,提示其具有抗肿瘤作用。确实,在两项改变临床实践的临床试验中,高水平的γδ T细胞浸润预示SCLC患者对抗PD-L1免疫治疗的反应改善。此外,研究人员利用临床前模型证明,γδ T细胞在塔拉他单抗(tarlatamab,靶向delta样配体3 [DLL3]-CD3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TE])重定向的SCLC杀伤中发挥有效作用,且FDA批准的化合物唑来膦酸(zoledronate)能够使SCLC细胞对γδ T细胞介导的杀伤作用敏感化。因此,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被募集的γδ T细胞是SCLC治疗中具有潜在价值的靶点。
# 论文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是肺癌中一种高度侵袭性的亚型,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广泛期(extensive-stage, ES)。目前,铂类化疗联合抗PD-L1免疫治疗(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已成为ES-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标准方案。然而,能够从免疫治疗中获得持久缓解的SCLC患者比例仍然较低,这很可能反映了对驱动免疫逃逸关键机制的认识尚不充分。多项因素,如SCLC中MHC-I类分子的表观遗传沉默、CD8+ T细胞浸润的变异性以及SCLC肿瘤细胞表面PD-L1表达的缺失,均提示适应性免疫系统(特别是CD8+ T细胞)在根除SCLC肿瘤细胞方面存在缺陷。这一现状对利用免疫系统产生抗肿瘤反应构成了重大挑战。
为规避这些障碍,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specific T cell engagers, BiTEs)作为一种有效的免疫治疗方法正迅速获得关注,其能够以不依赖MHC-I的方式引导细胞毒性T细胞靶向肿瘤。确实,靶向SCLC肿瘤细胞表面delta样配体3(delta-like ligand 3, DLL3)和T细胞表面CD3的BiTE药物tarlatamab,凭借其在经治ES-SCLC患者中显著的客观缓解率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获益,于2024年5月获得FDA加速批准。尽管在tarlatamab治疗后的临床前SCLC模型中观察到常规CD4+和CD8+ αβ T细胞的活化及肿瘤浸润增强,但γδ T细胞群在tarlatamab抗肿瘤活性中的贡献仍未得到探索。
γδ T细胞是一种具有固有免疫特性的T细胞群体,与常规αβ T细胞不同,其可以不依赖MHC分子上的抗原呈递进行免疫监视,利用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或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 NK)细胞受体识别转化细胞上的应激诱导配体。γδ T细胞因其定位于肺等上皮屏障部位以及对功能耗竭的易感性较低,被认为是抗肿瘤免疫中尤其有吸引力的靶点。此外,γδ T细胞已被证明是与免疫检查点阻断(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ICB)在MHC-I表达功能异常的上皮癌中发挥协同作用的效应细胞群。重要的是,γδ T细胞的存在和频率已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及25种实体癌的预后相关联。
##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单细胞RNA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和免疫表型分析,全面描绘了SCLC患者生物样本中免疫细胞景观的扰动。通过比较癌症受累和未受累的样本,研究人员鉴定出一群瘤内γδ T细胞,其表现出与有效抗肿瘤免疫相关的特征,并在临床前模型中进行了验证。研究共同支持了利用γδ T细胞的新型疗法在SCLC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该论文发表在《Cancer Cell》。
##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以下关键技术开展研究:(1)对12例SCLC患者的活检样本(11例为EBUS-TBNA活检样本,1例为组织切除样本)进行基于CEL-Seq2平台的scRNA-seq分析,总计分析13,002个单细胞;(2)通过流式细胞术对γδ T细胞亚群(Vδ2+和Vδ2?)进行免疫表型分析;(3)利用IMpower133(n = 271)和CASPIAN(n = 111)两项大型临床3期试验的批量转录组数据进行生存分析;(4)建立体外共培养体系,利用健康供者来源的扩增Vδ2+细胞和匹配CD8+ T细胞评估肿瘤杀伤效果;(5)采用CRISPR-RNP技术敲除BTN2A1基因;(6)建立SCLC患者来源的肿瘤类器官与自体/异体Vδ2+细胞共培养模型。
## 四、研究结果
### (一)SCLC活检样本中的γδ T细胞表现出细胞毒性特征
研究人员对SCLC患者活检样本进行scRNA-seq分析,在免疫细胞重聚类后鉴定出20个簇,其中γδ T细胞(簇6和7)、CD8+ T细胞(簇10)和NK细胞(簇9)为关键的细胞毒性亚群。通过FACS分选的Vδ2+和Vδ2? γδ T细胞scRNA-seq数据及已发表的γδ T细胞特征基因集验证了簇6和7的身份。γδ T细胞在12例患者样本中均被检测到,且免疫组化染色在匹配的诊断组织块中证实了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γδ T细胞簇高表达细胞毒性介质转录本,且来自SCLC受累淋巴结的γδ T细胞较未受累淋巴结表现出更高的细胞毒性基因表达水平。
### (二)高γδ T细胞频率预示SCLC患者抗PD-L1免疫治疗的OS获益
研究人员将scRNA-seq队列中γδ T细胞频率与临床结局相关联,观察到γδ T细胞频率与更长OS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患者SCLC01表现出最高的γδ T细胞频率(63%)和长期生存(>80个月),其外周血中γδ T细胞频率也显著高于其他患者和健康供者。在IMpower133临床试验数据中,TRDChigh患者在阿替利珠单抗+EP治疗后的OS趋向更长(15.4个月 vs 10.8个月)。这一发现在CASPIAN 3期临床试验中得到独立验证,TRGC2high患者经度伐利尤单抗+EP治疗后OS趋向更长(12.7个月 vs 8.6个月)。值得注意的是,TRDChigh;CD8Alow肿瘤中HLA-A、HLA-B、HLA-C和B2M表达显著更低,提示基于γδ T细胞的免疫治疗方法可能在MHC-low SCLC肿瘤中提供获益。
### (三)SCLC淋巴结活检中的γδ T细胞呈现功能和组织适应状态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分析显示,SCLC受累淋巴结中γδ T和CD8+ T细胞频率显著增加。S-LNs中CD103+ CD8+ T和Vδ2?细胞比例显著升高,PD-1+ CD8+ T和PD-1+ Vδ2+细胞比例也显著升高。重要的是,PD-1+ Vδ2?细胞与其PD-1?对应细胞相比,细胞毒性基因表达谱大致相当,表明γδ T细胞在PD-1表达下仍保留细胞毒性效应功能。
### (四)tarlatamab介导的γδ T细胞对SCLC的杀伤效果与CD8+ T细胞相当
研究人员利用7株代表不同SCLC分子亚型的细胞系建立了共培养体系。结果显示,在tarlatamab存在下,Vδ2+细胞对多种SCLC亚型细胞系表现出显著的杀伤作用,且与CD8+ T细胞的杀伤程度相当,并与DLL3表面表达水平相关。tarlatamab介导的反应导致IFN-γ、TNF、GM-CSF和IL-13等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Vδ2+和CD8+ T细胞间分泌水平相当。Vδ2+细胞在共培养后经历多轮增殖,细胞内颗粒酶B(GZMB)显著增加,同时保持活力。
### (五)唑来膦酸促进γδ T细胞介导的自发杀伤
研究人员发现部分SCLC细胞系可被Vδ2+细胞自发杀伤。NKG2D阻断未能抑制该杀伤效应,且NKG2D配体MICA/B在SCLC细胞中低表达,提示杀伤不依赖NKG2D。辛伐他汀(抑制HMGCR,阻止磷酸抗原[phosphoantigen, pAg]积累)处理可减弱自发杀伤,而唑来膦酸(抑制FDPS,促进pAg积累)不仅增强了敏感性细胞系的杀伤,还使原本耐受的细胞系(SHP77和DMS273)变得敏感。利用CRISPR-RNP敲除BTN2A1后,Vδ2+细胞的反应能力在有无唑来膦酸条件下均被削弱,证实Vδ2+ TCR-BTN2A1相互作用是本研究体系中Vδ2+细胞识别和杀伤SCLC的关键机制。在IMpower133数据集中,高BTN2A1表达与接受阿替利珠单抗+EP治疗患者的显著OS改善相关(14.4个月 vs 9.7–10.4个月),并在CASPIAN研究中得到验证。
### (六)唑来膦酸和tarlatamab在自体模型中促进γδ T细胞介导的SCLC杀伤
研究人员从SCLC患者的诊断性EBUS-TBNA淋巴结样本中生成肿瘤类器官,并从患者PBMCs中扩增自体Vδ2+细胞。通过唑来膦酸和IL-2刺激,Vδ2+细胞在13天内实现了约260倍的扩增(0.15%–38.5%)。在自体共培养体系中,唑来膦酸或tarlatamab处理后肿瘤类器官死亡显著增强。流式分析显示,tarlatamab处理后Vδ2+和CD8+ T细胞中PD-1+CD103+双阳性群体均增加,而唑来膦酸处理后该双阳性群体的增加仅见于Vδ2+细胞。异体模型(2例SCLC患者)进一步验证了Vδ2+细胞在SCLC中的抗肿瘤治疗潜力。
## 五、讨论与结论总结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当前识别SCLC中对ICB治疗有反应患者的框架依赖于T细胞和抗原呈递基因特征(即SCLC-I亚型),但这些特征富集于CD8+ T细胞,明确排除了γδ T相关基因(如TRDC和TRGC2)。本研究表明,基于高γδ T相关基因对接受阿替利珠单抗治疗的SCLC患者进行分层,其预后改善与SCLC-I患者相当。γδ T细胞存在于多种通常MHC-I低表达且非免疫炎症性的SCLC分子亚型中,且γδ T细胞即使在PD-1表达下仍维持组织关联特征和细胞毒性效应功能,这与αβ CD8+ T细胞中PD-1通常标志耗竭不同,提示γδ T细胞在PD-(L)1阻断下可能保留效应功能,特别是在MHC-I-low肿瘤中。本研究表明tarlatamab可有效重定向Vδ2+细胞,其杀伤效果不依赖于SCLC分子亚型,提示高DLL3表达并非tarlatamab反应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唑来膦酸通过区别于tarlatamab的机制发挥作用,既能扩增Vδ2+细胞又能使其对SCLC细胞敏感化,两种策略互为补充。
研究结论为:本研究强调γδ T细胞存在于SCLC肿瘤微环境中,并具备发挥抗肿瘤活性的能力,这种活性可通过现有免疫疗法以及唑来膦酸等FDA批准药物的再利用而得到增强。特别是,Vδ2+细胞的独特特征能够规避MHC-I-low SCLC所带来的挑战。此外,致力于完善生物标志物以识别免疫炎症型患者群体和可能从过继转移策略中获益的患者,最终可能改善更广泛SCLC患者群体的总生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