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ks》:Estimation and Analysis of Trade-Based Money Laundering Using Mirror Trade Data: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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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跨境贸易机遇不断涌现。随着跨境贸易活动的增加,贸易洗钱(Trade-Based Money Laundering,TBML)随之产生。尽管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与其他传统洗钱形式相比,TBML仍然普遍存在且未得到广泛认识。全球范围内洗钱金额
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跨境贸易机遇不断涌现。随着跨境贸易活动的增加,贸易洗钱(Trade-Based Money Laundering,TBML)随之产生。尽管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与其他传统洗钱形式相比,TBML仍然普遍存在且未得到广泛认识。全球范围内洗钱金额的估算仍是一个难题。因此,本研究通过应用南非与非洲及欧盟(European Union,EU)贸易的镜像贸易数据,对TBML进行了估算与分析。为辅助历史定量季度时间序列分析,研究人员收集了2011年至2025年期间的镜像贸易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南非对非洲的TBML规模高度波动,而南非对欧盟的TBML规模则表明南非利用欧盟贸易渠道接收非法资金流入国内。比较而言,在研究期间内,南非与非洲的TBML结构模式和趋势与南非与欧盟的TBML相比,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差异,这是两个区域经济贸易集团的典型特征。总之,南非–非洲的TBML主要通过进口高开发票(import over-invoicing)实施,而南非–欧盟的TBML则通过出口高开发票(export over-invoicing)实施。研究结果有助于填补与TBML估算相关的知识和实践空白。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洗钱活动持续威胁着全球金融行业的稳定与诚信。随着全球化推进以及各国比较优势和一体化经济的发展,跨境商品与服务贸易机遇不断涌现,同时也催生了贸易洗钱(Trade-Based Money Laundering,TBML)。TBML是指通过高开发票(over-pricing)或低开发票(under-pricing)进出口商品来操纵跨境贸易活动,从而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转移非法资金并隐匿资金来源的行为。根据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ITC)2026年的数据,2021年至2025年五年期间,2025年全球国际贸易总额达51.397万亿美元,较2021年的44.168万亿美元增长了16.3%。然而,尽管全球贸易持续增长,TBML与其他传统洗钱形式相比仍未被广泛认识。全球范围内洗钱金额的估算约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2%至5%,约合8000亿至2万亿美元,但TBML在国家层面和洲际层面的估算仍然十分匮乏。
以往研究揭示了TBML估算及其实践中存在的知识缺口。例如,Menz(2024)针对英国金融行业识别了TBML知识实践缺口,Makkink等人(2024)在南非揭示了货运代理在识别和报告TBML异常方面存在知识缺口。此外,尽管已有研究确立了贸易错开发票(trade mis-invoicing)作为潜在TBML的重要指标,并应用贸易缺口法(trade-gap approaches)来识别报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异,但对同一国家不同区域贸易走廊之间TBML相关贸易差异的比较研究关注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应用镜像贸易数据(mirror trade data),对南非与非洲及欧盟(European Union,EU)之间的TBML进行估算与分析,以填补这一空白。南非被选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包括:南非拥有开普敦和德班两个主要港口,是区域内物流枢纽;南非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属于中高收入国家;2025年南非商品贸易总额约占非洲贸易的15%,而欧盟贸易则涵盖矿产、水果和制成品等多元化商品。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标有二:其一,利用镜像贸易统计数据估算南非与非洲及欧盟之间TBML的规模;其二,比较分析南非与非洲及南非与欧盟之间TBML的结构模式和趋势。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驱动的描述性研究设计(descriptive research design),收集了以美元计价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25年。镜像贸易数据通过比较一国报告的贸易流数据与其贸易伙伴报告的贸易流数据来识别TBML案例,尤其是贸易错开发票。双边贸易流数据来源于TradeMap,该数据库由国际贸易中心(ITC)管理,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与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WTO)共同开发,整合了全球22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统计数据。分析中纳入标准假设系数10%以将按成本、保险费加运费(CIF)计价的进口转换为按船上交货价(FOB)等值计价,确保可比性。研究识别了三个TBML估算指标变量:出口错配(Export Mismatch,ExM
t,即南非出口与贸易伙伴进口之差)、进口错配(Import Mismatch,ImM
t,即南非进口与贸易伙伴出口之差),以及总TBML(Total TBML
t,即两者之和)。数据分析使用Stata 17版软件。
**四、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南非与非洲贸易方面,对非洲出口均值为负(?50万美元),表明出口低开发票普遍存在,使非洲成为南非资本外逃的渠道;进口均值为正(+50万美元),表明从非洲进口存在高开发票。两种做法均有助于将非法收益转移出南非。总TBML均值接近零(?10万美元),但标准差和极差较大(标准差=230万美元;极差为?610万美元至+590万美元),与利用南非–非洲贸易渠道进行的非法活动高度波动且持续存在的特征一致。南非与欧盟贸易方面,出口均值为正(+260万美元,标准差=160万美元),表明南非对欧盟伙伴存在出口高开发票,这是南非接收非法资金流入的途径。进口均值也为正(+50万美元)。总TBML持续为正,均值高达320万美元,标准差160万美元,极差为40万美元至910万美元。因此,南非利用欧盟贸易渠道接收非法资金流入国内。
**4.2 目标一:TBML规模**
**4.2.1 南非–非洲贸易**
年度TBML方面,2011–2012年出现约2000万美元的强劲正峰值,对应进口低开发票/出口高开发票,与逃避国内关税相关,这与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初期贸易错开发票高发的研究发现一致。此后至2020年,总TBML保持相对稳定,估计低于100万美元。随后趋势强劲下行,至2025年总TBML赤字估计为?2000万美元,这符合从国内财政规避转向向国外资本外逃的策略转变,可能出于对宏观经济不稳定、本币贬值及政治风险的避险动机。季度动态方面,出口错配自2020年第一季度起持续下降,至2025年季度负值高达?400万至?500万美元;进口错配虽有波动但相对温和。2020年后两条时间序列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表明,出口低开发票是通过非洲贸易转移TBML资金的主要手段,由于交易双方串通,监管当局难以监测和发现。
**4.2.2 南非–欧盟贸易**
年度TBML在整个研究期内持续为正,无一出现总流出。2011–2015年,总TBML在每年500万至1100万美元之间波动;2016–2022年基本稳定在每年800万至1300万美元;2023–2025年增至每年1800万至290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至2025年出现加速增长,这一变化与COVID-19疫情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等全球宏观经济冲击的时间节点相吻合,也正值南非被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列入灰名单期间,这些事件可能加剧了TBML风险。季度动态显示存在结构性加速:出口错配在2021年第四季度之前每季度维持在100万至300万美元之间,此后急剧上升,至2025年第一季度每季度超过800万美元。
**4.3 目标二:TBML比较结构模式**
**4.3.1 按区域的出口错配与进口错配**
南非–非洲贸易中,出口错配均值为?50万美元(出口低开发票/资本外逃),进口错配均值为+50万美元(进口高开发票/另一种资本外逃形式)。南非–欧盟贸易中,出口错配占主导地位,均值达+260万美元,是非洲方向出口错配绝对值的五倍以上且符号相反,表明南非公司可能通过高报对欧盟出口价值将非法资金转移入境。进口错配也为正(+50万美元),与非洲方向相同。出口错配规模的差异与两个区域经济贸易集团的典型特征一致:南非与欧盟贸易受《欧盟–南部非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U-Southern Afric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U-SA-EPA)管辖,而南非–非洲贸易适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outh Africa Customs Union,SACU)等贸易协定。南非依赖非洲贸易关系进行资本输出,依赖欧盟关系引入资金流入。
**4.3.2 季度总TBML:非洲与欧盟的差异化轨迹**
2011–2013年间,两条序列走势一致,非洲总TBML在前三个季度高于欧盟(约400万至600万美元)。2014年以后出现结构性分化:欧盟TBML保持正向轨迹,在2021年前在100万至400万美元区间波动,随后急剧上升至2025年Q1的每季度600万至900万美元;非洲TBML走廊自2014年起稳步进入负值区间,至2025年Q1达?600万美元。两条路径至2025年Q1每季度差距约达1500万美元,反映出南非TBML格局的实际分化:通过非洲途径的总流出与通过欧盟途径的不断增长的流入。两走廊间的分化可能暗示互联的贸易错开发票模式,包括潜在的往返交易(roundtripping)可能性,但现有描述性分析尚不足以建立往返交易机制的确凿证据,需进一步研究。
**五、总结与结论**
首先,南非TBML风险环境呈双重结构,不同贸易走廊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非洲走廊以资本外流为主,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资本外逃和财政规避模式一致;欧盟贸易走廊则通过出口高开发票实现TBML流入。这意味着TBML风险框架不应普遍适用,而应根据不同贸易走廊进行定制化调整,这与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的整体论观点一致。其次,2020年后两个走廊的TBML流量均出现加速:非洲贸易走廊流出加剧,欧盟贸易走廊流入增加。这些发现与COVID-19疫情、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以及2023年2月南非被FATF灰名单化等宏观事件的时间节点相吻合。最后,就规模而言,南非–欧盟走廊TBML流入估计每年约3000万美元,而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GFI)估算全球洗钱金额为每年20亿至40亿美元。TBML流量规模表明南非及其贸易伙伴非洲和欧盟均存在监管体系缺口。研究结论为:南非–非洲的TBML主要通过进口高开发票实施,而南非–欧盟的TBML则通过出口高开发票实施。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差异在不同区域贸易走廊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暗示TBML风险并非在南非各贸易关系中均匀分布。非洲与欧盟走廊之间的比较凸显了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审视贸易错开发票模式的重要性。这些发现强化了贸易差异分析作为筛查工具的价值,可供相关主管机构识别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查的交易和走廊。研究建议包括:依据FATF第40项建议加强跨境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对贸易文件处理和执行的从业人员的TBML培训与意识提升;将技术手段纳入监管,通过算法检测交易异常并与客户风险画像进行比对,对客户实行持续风险评级并适用强化尽职调查(enhanced due di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