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商业:商业史与劳工史的再融合

《Enterprise & Society》:The Business of Labo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9日 来源:Enterprise & Society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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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史(business history)与劳工史(labor history)长期以来沿着各自独立的路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隔绝。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动荡,部分由工人阶级民粹主义(working-class populism)驱动,凸显出有必要正视劳工问

  
商业史(business history)与劳工史(labor history)长期以来沿着各自独立的路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隔绝。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动荡,部分由工人阶级民粹主义(working-class populism)驱动,凸显出有必要正视劳工问题(labor question)——这一问题在美国及其他地区长期被忽视——理应获得商业史学家(business historians)的关注。
劳动的商业:商业史与劳工史的再融合——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商业史(business history)与劳工史(labor history)两个领域长期各自为政,彼此隔绝。近年来,许多发达工业国家出现由工人阶级民粹主义(working-class populism)驱动的政治动荡,这使长期被忽视的“劳工问题”(labor question)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研究人员指出,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劳工问题已从公共话语中消失数十年,但当前的政治现实迫使商业史学家必须正视它。

商业史何以长期回避劳工?研究人员追溯至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该书塑造了商业史的研究范式,却几乎完全排除了劳工的角色。钱德勒将大企业的兴起归因于管理者对“货物流与服务流”的协调,并声称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劳工对管理决策没有发言权,因此无关紧要。这一论断遭到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的强烈质疑:一部美国工业化史怎能完全回避劳动力?佩罗甚至推测,垂直整合的动机之一可能正是为了获得更顺从、更易控制的工人。然而,钱德勒的学术影响力实在太大,他奠定的范式使一代又一代商业史学者绕开了劳工问题。研究人员也承认,自己曾经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者——他更认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精神”的叙事,研究欺诈、投机与金融,却对劳动者的命运漠不关心。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为了解释自己为何长期回避劳工历史,研究人员将个人学术历程与家族史交织在一起,展开了一场深刻的学术反思。

研究人员的祖父是费城克朗普船厂(Cramp Shipyard)的造船工人,一家五口依靠这份工资生活。他的父亲天资聪颖,通过教育改变了阶级命运,成为计算机程序员,并因投资英特尔(Intel)股票而获益于数字经济。但父亲的“孪生兄弟”——实际上是收养的叔叔弗朗西斯(Francis)——则没有这样幸运。他因阅读障碍中途辍学,成为一名机械师,始终留在工人阶级内部,在去工业化浪潮中挣扎,最终在晚年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两个同龄人截然不同的命运,成为美国阶级分化的微观缩影。研究人员也曾在小学时被诊断为“学习障碍”,被迫重读二年级,这段经历让他对叔叔的处境产生深深共情。当叔叔告诉他支持特朗普时,研究人员意识到,工人阶级右倾不再是一个抽象统计,而是真切发生在自己家族中的现实。

基于这些观察,研究人员批评“新资本主义史”(history of capitalism)未能兑现其“自下而上直到顶端”的承诺。该领域虽然聚焦奴隶制金融、金融史和新自由主义,却依然相对疏离劳工问题。与此同时,学术界之外正发生剧变:超过70%的美国人认可工会;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爆炸式发展使知识工作者也面临失业恐慌。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都是劳工问题卷土重来的信号,商业史学家必须以严肃态度回应。

三、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

本研究属于历史学反思性讨论,主要方法包括:(1)文本批判:重读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及佩罗的评论,分析其劳工叙事的缺失;(2)个人家族史口述与档案:以祖父、父亲与叔叔的经历作为阶级流动和分化的个案,材料来自家庭回忆与研究者个人收藏的照片;(3)跨学科理论借鉴:援引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59年提出的“民主与工人阶级威权主义”以及后续关于右翼民粹转向的研究;(4)宏观趋势观察:利用收入与投票行为数据(如低收入选民转向共和党)及工会支持率等社会指标,论证工人阶级政治转向的现实性。研究没有统计样本,其“样本”是研究者自身家庭与美国工人阶级的间接经验。

四、研究结果

(一)钱德勒范式中的劳工缺席。通过分析《看得见的手》及相关学术论争,研究人员发现,钱德勒将大规模罢工和暴力冲突视为无关宏旨的背景,刻意回避了劳动力在工业化中的核心作用。这种省略使商业史丧失了解释资本主义内在冲突的能力。

(二)家族史呈现的阶级分化。研究人员对比了父亲与叔叔的不同人生轨迹:父亲凭借教育和技术进入新兴经济,叔叔则因缺乏识字能力被困在旧工业体系中。这一对照揭示了所谓“个人成就”背后深刻的阶级结构障碍,说明工人阶级的困境并非个体懒惰所致,而是去工业化、离岸外包和工会衰落的结构性后果。

(三)新资本主义史的局限性。梳理该领域的主要议题后,研究人员发现其对劳工问题的重视程度与其宣称的目标不符。他呼吁将罢工与破坏罢工、员工福利、职场监控、外包、性别工资差距等议题真正纳入商业史研究。

(四)当代劳工问题的回归。研究人员观察到,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选民在记忆中首次多数支持共和党,而收入10万美元以上者则首次多数支持民主党,这种“阶级翻转”是工人阶级不满的信号;同时,人工智能对高技能白领岗位的威胁也促使知识工作者开始关注就业安全。这些趋势都指向一个结论:劳工问题已回到历史舞台中心。

五、讨论与结论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商业史与劳工史的分离并非天然,而是受意识形态、学科建制以及钱德勒范式影响的历史产物。商业史学家若只关注管理者“无血色的理性决策”,就会错失充斥暴力与冲突的真实资本主义经验。他主张打破两门学科之间的墙,将工人作为严肃研究对象,并联合劳工史学家共同探索新议题。

研究结论集中体现在原文的表述中:经济机会的大面积消失使劳工问题得以戏剧性回归,商业史学家必须作出回应。正如研究人员在演讲结尾所问:“作为商业史学家,你们将如何回答它?”(How, then, as business historians, will you answer it?)这个问题既是向同行发出的挑战,也是整个演讲的核心要义——商业史必须正视劳工问题,否则无法理解过去,更无法回应时代的政治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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