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Feeling close or distant: The role of the narrator in the Foreign-Language Effect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编辑推荐:
本研究探讨了交际语境中传达的社会距离是否调节道德决策中的外语效应(Foreign-Language Effect)。荷兰语-英语双语者以荷兰语或英语对个人道德困境(personal moral dilemmas)作出反应,困境以书面形式(实验1,Experim
本研究探讨了交际语境中传达的社会距离是否调节道德决策中的外语效应(Foreign-Language Effect)。荷兰语-英语双语者以荷兰语或英语对个人道德困境(personal moral dilemmas)作出反应,困境以书面形式(实验1,Experiment 1)或口头形式(实验2,Experiment 2)呈现。在实验3(Experiment 3)中,呈现了个人与非个人困境(impersonal dilemmas)。在所有实验中,一名被设计为表现出社会亲近或疏远的叙述者(narrator)在实验中途被引入。与预测相反,任何实验中均未观察到可靠的外语效应,基于叙述者的社会距离或困境类型也未影响道德决策。这些零效应表明,微妙的社会距离操纵——尤其是由人工或不熟悉的叙述者传达时——不足以改变道德决策。这些发现为外语效应的社会距离解释确立了重要的边界条件,并表明,要产生与语言相关的道德决策变化,可能需要更强的情绪投入或更清晰的内群体线索。
道德规范,特别是禁止伤害他人的禁令,深植于社会。在经典道德困境中,如天桥困境,人们通常不愿通过直接身体接触牺牲一人来拯救五人;然而,外语效应(Foreign-Language Effect)研究表明,使用外语进行推理时,人们更倾向于做出功利决策。心理距离理论认为,外语使用可能增加心理距离,使个体更抽象地表征道德情境,从而弱化阻止伤害的情绪反应,转而强调成本-收益权衡。社会距离是心理距离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往研究主要通过操纵受害者身份(如家人与陌生人、内群体与外群体)考察其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但较少关注交际语境中的叙述者特征。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空白,探究叙述者所传达的社会亲近或疏远是否调节外语效应,并同时考察呈现模态和困境类型。
研究人员开展了三项实验,以荷兰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实验1以书面形式呈现个人道德困境,实验2以口头形式呈现相同困境,实验3在口头形式中同时包括个人和非个人困境。每项实验的前半部分不给叙述者信息,后半部分引入一位叙述者——通过面孔照片和传记(或语音)呈现,其中荷兰叙述者被设定为社会亲近,尼日利亚叙述者被设定为社会疏远。结果均未观察到可靠的外语效应,叙述者社会距离、困境类型和模态也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系列零效应表明,微妙的社会距离操纵,尤其是通过人工或不熟悉的叙述者传递时,不足以改变道德决策;这为外语效应的社会距离解释确立了重要边界条件,并提示更强的情感卷入或更清晰的内群体线索可能是产生语言相关道德决策变化的必要条件。
研究采用预测试选择刺激材料。预测试招募20名荷兰语母语者,从芝加哥面孔数据库(Chicago Face Database)中挑选面孔,并用AI文本转语音工具生成荷兰语和英语语音,最终确定荷兰叙述者Lieke和尼日利亚叙述者Thandiwe。三个实验均通过Qualtrics在线平台进行,参与者为Radboud大学的荷兰语母语学生,随机分配到母语(荷兰语)或外语(英语)条件,获得课程学分。实验1和2使用Greene等人的10个个人道德困境,实验3另加入10个非个人困境。道德决策以是否同意牺牲行动的二择一反应测量。数据分析采用R语言进行混合效应逻辑回归,并辅以贝叶斯模型比较。
4. 实验1:书面模态下的个人道德困境。该实验考察书面呈现的10个个人困境中语言和叙述者有无的影响。结果显示,语言、叙述者及其交互均不显著(p>.05),边际R
2=.008;贝叶斯因子为0.28,支持排除语言的零模型。即未发现外语效应,叙述者的引入也无影响。
5. 实验2:口头模态下的个人道德困境。该实验用AI语音呈现相同个人困境,并加入叙述者语音。结果仍无语言、叙述者或交互效应(p>.05),边际R
2=.002;贝叶斯因子为0.36,再次支持零模型。说明口语呈现没有增强外语效应。
6. 实验3:口头模态下的个人与非个人困境。该实验加入10个非个人困境,检验困境类型是否调节外语效应。语言、社会距离、困境类型及其交互均不显著(所有p>.05),边际R
2=.02;贝叶斯因子为0.48,支持零模型。跨实验合并分析(排除非个人困境)也未发现任何效应,事后功效分析显示语言与社会距离均达到100%功效,表明零结果并非由于功效不足。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外语效应的缺失可能与参与者英语熟练度较高有关,但事后检验未发现熟练度与语言的交互。另一个可能原因是,AI生成的声音在母语条件下更容易被识别为机械,从而削弱了叙述者的真实性,而在外语条件下这种特征较不明显,造成语言条件间的不对称。此外,使用较多道德困境可能导致反应趋近机遇水平。叙述者社会距离操纵方面,虽然预试验中荷兰面孔被评价更积极,但在口语实验中,荷兰声音反而被认为更机械、更令人烦躁,而英语声音更愉悦,导致社会距离操纵未按预期生效。以往研究显示,当受害者身份是明确的内群体成员或家人时,社会距离效应更强;本研究使用人工、不熟悉的叙述者,可能不足以引发所需的情绪投入。模态和困境类型也未能调节效应,这提示听觉呈现并不一定增强外语效应,个人困境也不一定更敏感。未来研究应匹配母语与外语语音的自然度,直接比较人类与AI声音,正交操纵语言与叙述者身份,并采用更平衡的性别样本。
三项实验中,对语言、基于叙述者的社会距离、呈现模态和困境类型的操纵均未影响道德决策,凸显了外语效应的细微性和情境依赖性。这些发现为社会距离解释提供了重要边界条件,表明微妙的社会距离线索——尤其是由人工或不熟悉的叙述者所传达的线索——可能不足以改变道德决策。通过系统考察这些因素,本研究强调语言、社会距离与道德决策之间的关系比先前假设的更具约束性;稳健的外语效应可能需要更强的情绪投入、内群体线索或更具生态效度的社会情境。总体而言,这些结果通过阐明语言与社会距离相互作用塑造道德决策的具体条件,完善了理论模型,并为未来研究探讨这些效应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