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Outcomes of adult patients with Li-Fraumeni syndrome and myeloid neoplasms
编辑推荐:
背景:李-佛美尼综合征(Li-Fraumeni syndrome, LFS)是一种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不被视为LFS的定义性肿瘤,然而已有文献报道LFS中发生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
背景:李-佛美尼综合征(Li-Fraumeni syndrome, LFS)是一种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不被视为LFS的定义性肿瘤,然而已有文献报道LFS中发生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和治疗相关髓系肿瘤(myeloid neoplasms, MNs)。LFS中MN的治疗方法和结局需要进一步评估。
方法: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回顾性分析,以了解发生MN的LFS患者的治疗方法和结局。
结果:在2001年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具有至少一种肿瘤病史的190例LFS患者中,14例(7%)患有MN。MN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43岁(范围,25–73),11例(79%)为女性。总体而言,8例(57%)患者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5例(36%)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1例(7%)患有T-髓系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ixed phenotype acute leukemia, MPAL)。在一线治疗中,6例(75%)MDS患者和1例(17%)AML患者达到总体缓解。考虑到所有治疗线,累计6例(75%)MDS患者和5例(83%)AML/MPAL患者达到总体缓解。中位随访28.8个月,中位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为18.2个月,1年和2年OS率分别为77%和17%。5例患者(2例MDS、2例AML和1例MPAL)在MN治疗期间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中位OS为19.3个月。
结论:虽然对白血病导向治疗的短期缓解较为常见,但大多数发生MN的LFS患者长期生存较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理解预防MN及改善LFS中MN治疗的机制。
研究背景
李-佛美尼综合征(Li-Fraumeni syndrome, LFS)是一种由生殖系TP53(肿瘤蛋白p53)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具有高外显率和对多种癌症的强烈易感性。男性终生癌症发生率为70%–80%,女性则高达90%–100%。虽然早发性乳腺癌是LFS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但许多患者一生中经历多种癌症,且部分罕见癌症(如肾上腺皮质癌、复发性骨肉瘤、脉络丛癌等)与LFS密切相关。血液系统肿瘤在不同LFS队列中报告的发生率约为10%–30%,其中儿童发病的低二倍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最为常见。然而,髓系肿瘤(myeloid neoplasms, MNs)——最常在接受既往非髓系癌症的细胞毒性治疗(化疗和/或放疗)后以治疗相关形式出现——同样在LFS中被描述。由于LFS的总体罕见性以及LFS中MN的相对罕见性,目前缺乏足够的队列数据,且尚无明确的治疗推荐。此外,区分LFS中治疗相关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与新发(de novo)MDS/AML,以及评估当代治疗方案下的结局,对于优化治疗决策至关重要。
体细胞TP53突变在MDS和AML中常见,约20%的患者中存在,并与治疗耐药和极差的预后相关。无论年龄和治疗模式如何,双等位TP53异常患者的中位总体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不足1年。在缓解期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可使少数患者获得长期生存。对于发生MDS/AML的LFS患者,既往化疗和HSCT预处理造成的器官毒性风险增加,叠加既往非髓系癌症治疗带来的并发症或残留非髓系癌症病灶,使得充分的MDS/AML治疗和HSCT的实施变得极具挑战。类似的挑战也见于无LFS的治疗相关MDS/AML中,该类型因化疗/放疗诱导的TP53突变髓系克隆选择而富集TP53异常。
为深入理解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对一组发生MDS/AML的成年LFS患者进行了评估,无论其是否暴露于既往非髓系癌症治疗,系统分析了其LFS及相关癌症的发展轨迹、所接受的治疗方案以及MDS/AML的缓解和生存结局。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分析,研究对象来自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随访的LFS患者队列。LFS诊断基于生殖系检测发现TP53致病性/可能致病性变异(依据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分类标准),伴或不伴满足更新的Chompret标准。生殖系检测通过外周血、唾液、口腔拭子或培养成纤维细胞完成。排除基于变异检测低于杂合变异等位基因频率且培养成纤维细胞阴性验证的TP53相关克隆性造血疑似病例。MN诊断由两名研究人员通过电子健康档案独立交叉核实。缓解评估标准:MDS采用国际工作组(IWG)2006年缓解标准,AML(含MPAL)采用欧洲白血病网(ELN)2022年缓解标准。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涵盖81个髓系肿瘤常见突变基因的突变评估(包括TP53基因)。细胞遗传学评估联合使用G显带核型分析和荧光原位杂交(FISH)。可检测残留病灶(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 MRD)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以1/10
4灵敏度评估。缓解持续时间(duration of response, DOR)和OS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
研究结果
髓系肿瘤
在190例具有恶性肿瘤病史的LFS患者中,共26例(13.7%)曾被诊断为血液系统肿瘤,其中14例(占LFS队列的7.4%)诊断为MN。MN诊断时的中位年龄为42.8岁(范围24.8–73.2岁),11例(78.6%)为女性。MN诊断包括:MDS 8例(57.1%),其中5例为MDS-IB1(原始细胞增高-1型),3例为MDS-IB2(原始细胞增高-2型);AML 5例(35.7%);T-髓系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1例(7.1%)。总体而言,仅3例患者以MN为首发肿瘤,其余11例患者的MN为中位第3个恶性肿瘤(范围1–6个)。在11例有既往非髓系肿瘤并发展为MDS/AML(即治疗相关MN)的患者中,所有患者均接受过化疗,5例还接受过放疗。MN诊断时,13例(92.9%)存在复杂核型(≥3个独立克隆性染色体改变,包括结构畸变),仅1例(7.1%)为二倍体核型。3例患者检出继发性体细胞TP53突变,均为小克隆(变异等位基因频率<5%)。生殖系TP53突变类型:错义突变7例(50%),截短(无义)突变4例(28.6%),经典剪接位点突变、移码突变和同义突变各1例(各7.1%)。生殖系TP53突变被评为致病性12例(85.7%),可能致病性2例(14.3%)。
MDS治疗与结局
在8例MDS患者中,6例为治疗相关MDS,2例为新发MDS。治疗相关MDS患者从首次化疗/放疗暴露至MDS诊断的中位时间为11.9年(范围0.3–33.1年)。5例患者的MDS发生于既往非髓系恶性肿瘤治疗后≥1年,1例<1年。所有MDS患者均接受了以去甲基化药物(hypomethylating agent, HMA)为基础的治疗,包括HMA单药6例、HMA联合venetoclax(维奈克拉)1例、HMA联合magrolimab(马格罗利单抗)1例。一线治疗后,6例(75%)达到总体缓解,包括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 CR)2例(25%)、骨髓CR(marrow CR, mCR)2例(25%)和血液学改善(hematological improvement, HI)2例(25%)。在4例CR/mCR患者中,3例接受HMA单药,1例接受HMA联合magrolimab,中位DOR为5.6个月(范围1.0–12.2个月)。2例达到HI的患者均接受HMA单药治疗。另有1例疾病稳定和1例无缓解的患者分别接受HMA和HMA联合venetoclax治疗。MDS患者接受的中位治疗线数为1线(范围1–3线)。
2例(25%)MDS患者接受了HSCT:1例为一线治疗后CR的缓解者,另1例为一线治疗后疾病稳定(移植前骨髓原始细胞10%)的非缓解者。前者移植后2.5个月复发并死亡;后者移植后达到CR,在MDS诊断后28.8个月、移植后24.3个月仍存活且处于CR状态,并接受了12个月口服地西他滨-cedazuridine(西达尿苷)作为移植后维持治疗。在末次随访时已死亡的缓解者(n=5)中,2例进展为AML后死亡且未再获缓解,1例在移植后复发并持续带病死亡,2例(均为HI)因既往非髓系肿瘤进展而在持续HI状态下死亡(非复发死亡)。末次随访时3例存活,包括上述移植后患者及2例持续带病者(1例在接受二线地西他滨治疗,1例仅接受支持治疗)。在6例有既往非髓系癌症的患者中,3例在MDS治疗期间出现实体瘤进展,3例既往非髓系癌症保持缓解。MDS队列的中位OS为15.2个月(95% CI, 6.2–不可估计[NE])。
AML/MPAL治疗与结局
在6例AML/MPAL患者中,5例为治疗相关AML,1例MPAL为新发白血病。AML发生于首次化疗和/或放疗后中位9.6年(范围1.9–25.2年)。4例患者的AML发生于治疗暴露后≥1年,1例(MPAL患者)<1年。5例患者接受了强化化疗(intensive chemotherapy),2例接受了低强度治疗(lower-intensity therapy, LIT),包括地西他滨和阿扎胞苷联合vorinostat(伏立诺他,临床试验方案)。仅1例伴发IDH2(异柠檬酸脱氢酶2)突变的患者对一线强化化疗方案达到缓解(MRD阴性CR),DOR为22.3个月。另外3例患者一线治疗后原始细胞减少>50%但未达到血细胞计数恢复。
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后续治疗线:3例在挽救治疗后达到CR,1例达到形态学无白血病状态(morphological leukemia-free state, MLFS)。1例对一线强化化疗联合检查点抑制剂(临床试验)无缓解的患者,经多线治疗后最终在第四线地西他滨单药治疗后达到MRD阳性CR,并接受了HSCT。另1例对一线地西他滨单药原始细胞减少>50%但未达总体缓解的患者,经强化化疗达到MRD阳性CR后复发,通过HMA联合venetoclax再次达到CR,随后再次复发且无进一步缓解。1例接受HMA联合vorinostat(临床试验)治疗的患者原始细胞减少>50%但未达总体缓解,最终在强化化疗后达到MLFS并以地西他滨单药巩固。1例对一线强化化疗原始细胞减少>50%但无缓解的患者,经挽救性强化化疗联合venetoclax达到MRD阳性CR并接受了巩固性HSCT。AML/MPAL治疗期间累计5例(83.3%)患者达到总体缓解。患者接受的中位治疗线数为4线(范围1–8线)。
3例(50%)患者接受了异基因HSCT,包括上述1例一线治疗后CR者以及2例在后续治疗线(分别为二线和四线)后接受移植者。不幸的是,所有移植患者均在移植后复发(分别为5.6、6.1和6.7个月),均接受了进一步挽救治疗但无缓解,最终带病死亡。关于既往和/或并发的非髓系癌症,仅1例在AML诊断时同时诊断为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在AML治疗期间出现胶质母细胞瘤进展。其余白血病患者的既往非髓系癌症均保持缓解。AML/MPAL队列的中位OS为18.8个月(95% CI, 3.8–NE)。末次随访时,所有AML/MPAL患者均已死亡:4例带病死于复发后疾病持续(含2例移植后患者),1例死于持续MLFS状态下的胶质母细胞瘤进展合并感染性并发症和真菌性肺炎,1例死于移植后并发症(处于持续缓解状态)。因此,共有2例患者为非复发死亡。
全队列分析
在MN全队列(n=14)中,中位估计随访28.8个月,中位OS为18.2个月(95% CI, 8.1–19.7个月),1年和2年OS率分别为77.1%和17.1%。在11例缓解者中,中位OS为18.3个月(95% CI, 8.1–NE),1年和2年OS率分别为88.9%和22.2%。在5例接受HSCT的患者中,自MN诊断起中位OS为19.3个月(95% CI, 8.2–NE),1年和2年OS率分别为80%和40%。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呈现了一组发生MN(无论是新发还是治疗相关)的LFS患者队列。大多数有既往细胞毒性治疗暴露史的患者在间隔≥1年后发生MN,但少数患者在极短潜伏期后发生MN,这可能源于治疗压力下TP53突变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的快速进展,或可能为与既往细胞毒性治疗无关的同步性肿瘤。
与研究人员此前报告相比,本次分析仅聚焦于发生MN的LFS患者,样本量更大、随访时间更长,并包含患者级别的治疗和结局分析。尽管MN导向治疗的反应较为常见,但反应通常持续时间短暂。MDS的1年OS率77%和AML的83%似乎优于体细胞获得性双等位TP53异常的MDS/AML患者以及携带TP53突变的治疗相关AML患者。本研究强调,在部分LFS合并治疗相关MN的患者中,实现缓解并考虑HSCT巩固治疗是可行的,但显然需要改善的结局和新型治疗策略。
既往细胞毒性治疗暴露是LFS患者发生MN的重要风险因素,但本队列中21%的MN患者以MN作为首发恶性肿瘤。由于患者数量有限,目前难以辨别新发MN与治疗相关MN在治疗轨迹和结局上的差异,需更大规模研究加以阐明。然而在有非髓系癌症病史的患者中,既往治疗带来的并发症和持续存在的既往癌症病灶可增加MN治疗难度,且MN治疗期间其他癌症的进展也可能出现。MN治疗期间血细胞减少及血细胞减少相关感染的叠加问题也可能阻碍对任何并发非髓系肿瘤的治疗。即使MN达到了某种形式的缓解,考虑到移植后免疫抑制期间非髓系癌症进展的风险,对此类患者进行HSCT巩固也十分困难。因此,尽管已知既往细胞毒性治疗对LFS中MN风险的影响,但MN治疗直接或间接影响既往非髓系癌症病程的程度尚不清楚,需根据个体具体癌症病史来确定。此外,罕见毒性也可能发生:在一个小型系列中,3例接受HSCT的LFS合并MDS/AML患者出现了过度的免疫毒性,包括超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本研究分析中,大多数死亡与MN复发/进展相关,但2例MDS患者因既往非髓系癌症进展而无法继续治疗并导致非复发死亡。
由于本分析中治疗方法异质性较大,无法评价不同疗法或方案对结局的影响。然而,至少在MDS队列中,以HMA为基础的治疗使8例中的6例(75%)获得缓解,鉴于强化化疗在TP53高负荷AML中的有限疗效,HMA方案在AML中也值得考虑。事实上,鉴于标准治疗总体结局不佳,对此类患者应始终优先考虑临床试验。在临床实践中,携带高负荷TP53异常的MDS/AML患者的最佳治疗策略仍存在争议,包括在LIT中添加venetoclax的有争议作用。在LFS中,这些方案尚未经前瞻性评估,但预期结果与体细胞获得性TP53异常的MDS/AML相似。此外,是否应根据原始细胞临界值采取不同治疗方案也仍存争议。近年来已有一定共识认为原始细胞界限的重要性不及TP53突变负荷,基于回顾性观察,AML导向的强化治疗未必更优,而以HMA为基础的治疗联合早期HSCT可作为一种选择。
尽管部分携带可靶向异常的AML亚型治疗选择已有显著改善,但TP53突变型MDS/AML的治疗进展仍严重滞后。近期magrolimab和eprenetapopt(依普那他普特)的研究未能显示任何结局改善。然而,另一项近期研究显示rezatapopt(一种针对突变型p53-Y220C的小分子再激活剂)在携带TP53-Y220C突变的实体瘤患者中具有单药疗效。这类患者显然需要更多的非细胞毒性治疗手段。此外,LFS患者在接受既往非髓系肿瘤细胞毒性治疗后预防MN的策略也至关重要。在可行情况下限制LFS中实体器官肿瘤的化疗/放疗暴露,并采用免疫治疗策略或非细胞毒性靶向治疗可能有所帮助。近期,CDK4/6(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抑制剂trilaciclib(曲拉西利)被证实在接受trilaciclib联合其他细胞毒性化疗的实体器官肿瘤患者中可降低TP53克隆性造血的扩增速率,此类策略在接受CDK4/6非依赖性肿瘤细胞毒性化疗的LFS患者中也值得评估。
综上,在LFS合并MN的队列中,MN治疗期间累计79%(14例中的11例)的患者达到总体缓解,36%(14例中的5例)成功接受了HSCT。虽然长期生存(>2年)有限,但MDS的1年OS率达77%,AML达83%。迫切需要针对LFS患者的新型MN预防策略和针对TP53突变型MDS/AML的靶向或非细胞毒性治疗手段,以改善这些极具挑战性的血液系统肿瘤的结局。从LFS中MN的预防和管理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也可能用于阻止TP53克隆性造血患者的克隆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