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健康工具支持多学科团队管理2型糖尿病的评估：有效性、实施与公平性综述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care》：An Evaluation of Digital Health Tools to Support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in Managing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摘要

2型糖尿病需要持续的自我管理和协调的多学科照护，其不断上升的患病率给卫生系统带来挑战。数字健康工具和服务已被引入，通过扩展教育、行为改变支持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的可及性，来帮助患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尽管既往综述强调数字干预的有效性，本叙述性综述借鉴系统综述、荟萃分析、试验、观察性实施研究和定性证据，综合了关于其有效性、在常规实践中的实施以及对多学科照护影响的相关认知。评估基于网络的支持、移动应用程序、短信和在线同伴支持平台的随机试验和观察性研究表明，数字工具可能改善血糖控制、药物依从性和健康行为。然而，效应量存在差异，获益往往是短期的，且参与度随时间推移而下降。来自真实世界实施的证据较为有限，并显示出试验疗效与常规实践有效性之间持续存在的“电压降”，其原因包括实施不一致、采用率低以及与照护路径整合有限。与年龄、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语言和数字素养相关的数字干预获取和使用方面的持续不平等进一步限制了其影响。许多干预缺乏明确的理论基础，依赖源于数字素养人群的证据，且提供的文化定制有限。展望未来，数字工具应被理解为在面对面接触之间扩展、强化和个性化支持的辅助手段。未来研究应优先关注真实世界实施、公平获取和参与，以及数字工具在多学科糖尿病照护中的有效整合。实现这一潜力需要更清晰的转诊路径、多学科团队内部对哪些项目适合哪些人群的共识，以及积极支持患者导航、获取和参与现有选项。因此，将数字与面对面照护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于将数字工具嵌入常规实践同时保留以人为中心的临床支持可能尤为重要。

关键词：数字干预；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多学科照护；移动健康；数字健康

2型糖尿病的自我管理

2型糖尿病的自我管理涉及多方面内容，包括患者执行一系列行动以察觉血糖水平和症状的恶化，在出现这些情况时寻求适当帮助，并采取行动防止病情恶化。尽管这些行为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但许多人认为它们具有负担性或干扰生活质量，因此并未始终遵循医学建议。自我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是坚持推荐的监测。部分监测发生在常规医疗就诊期间，例如针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眼部筛查、针对神经病变和外周血管病变的足部检查，以及鉴于2型糖尿病相关心血管风险升高而进行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检查。长期血糖水平（HbA1c）的检查在医疗就诊时进行，但患者也被鼓励在就诊间歇期监测血糖的短期波动。此类监测可通过指尖采血进行，但由于许多人难以接受这种方法，连续血糖监测设备（置于皮下并提供更自动化评估）越来越多地用于某些2型糖尿病人群，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治疗或低血糖风险较高的患者。自我监测能提高患者对体力活动和饮食等因素如何影响血糖水平的认识，并提供血糖趋势和低血糖事件的信息，这对于低血糖风险较高的个体可能尤其有益。预防行为构成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的另一个主要部分。许多行为与面向公众推荐的行为一致，例如摄入高纤维饮食、进行体力活动、不吸烟或限制饮酒。鉴于2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和外周血管疾病风险较高，这些行为尤为重要。具体饮食指导通常强调地中海饮食，包括富含油脂的鱼类并限制饱和脂肪。管理碳水化合物摄入也至关重要。药物依从性是自我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处方药物的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的剂量低于处方剂量或完全不服药。影响服药的因素很多，从遗忘到更主动地改变或停用药物。自我管理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类别涉及被诊断并患有2型糖尿病的心理影响。约36%的2型糖尿病患者经历显著的心理困扰。除其本身的重要性外，糖尿病相关抑郁等问题已被证明与较差的自我照护、较高的血糖水平、严重低血糖风险增加和生活质量降低相关。除了情绪管理，个体还必须应对生活角色、与重要他人的关系、工作模式以及执行日常活动能力的变化。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就诊可能不频繁，因此在就诊间歇期有效支持人们做出并维持自我管理行为至关重要。

数字糖尿病工具：来自试验和观察性研究的证据

来自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证据表明，数字干预可为2型糖尿病患者带来血糖控制、饮食行为和体重相关结局的中度改善。然而，效应量在不同干预类型、研究人群和参与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且干预措施具有异质性，包括实施方式、内容和所用数据类型的变化，这使得综合变得困难。大多数证据涉及面向患者的自我管理干预和临床或行为结局。关于多学科团队功能、工作流程、劳动力影响和服务提供的直接证据仍相对有限。

基于网络的支持

基于网络干预的证据主要来自随机对照试验（RCTs）和系统综述，评估常规临床实践中长期有效性的研究较少。基于网络的支持可以传递大量基于证据的内容，这些内容可随时访问并根据用户兴趣或可用数据进行定制。用户可以使用来自外围设备（如连续血糖监测仪、活动追踪器和体重秤）的自身数据获得个性化支持。此外，常规数据如预约、用药时间表和检测结果也可纳入其中。系统综述证据表明，基于网络的干预可有效支持HbA1c的自我监测，随机对照试验和真实世界评估表明它们可降低HbA1c，且在使用更频繁、使用高级功能如直接消息或访问更多可用内容的用户中效果更强。基于网络的支持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设备提供，如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系统综述证据表明，移动应用程序可支持2型糖尿病患者的HbA1c改善，且可能比基于计算机的方法产生更大的降低效果，尽管这些发现基于小样本，且在真实世界实施环境中，由于使用和参与度低，结果更为混合。

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与支持

在英国，由国家卫生服务（NHS）委托的在线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与支持（DSMES）课程遵循结构化格式，用户按预先指定的顺序浏览内容，后续内容在早期内容被查看/完成后释放。这在提供基于证据的内容方面具有明确的保真度优势；然而，此类项目在常规照护中的评估表明，用户不会访问可能对改变行为至关重要的内容，或者如果内容在课程后期呈现，则可能不会访问与他们更相关的内容。一个具体例子是DSMES“健康生活”项目中情绪管理支持在时间表后期出现。使用“健康生活”后接受访谈时，使用情绪管理部分的人非常重视它，有些人因此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讨论了情绪低落问题，而其他人表示本会有兴趣并发现其有益，但因未坚持课程足够长的时间而不知道此内容可用。这显示了数字工具支持多学科团队提供相关照护的潜力，但也表明当内容未被访问时这种潜力可能被错过。允许用户访问他们最感兴趣内容的替代方案同样可能导致行为改变的关键机制未被传递，从而使课程效果不如预期。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基于证据内容的保真度与网络干预定制之间的最佳平衡，如何鼓励2型糖尿病人群最佳使用，以及如何利用数字干预支持多学科团队为个体提供支持。

在基于网络支持中整合连续血糖监测

新兴随机对照试验证据表明，将连续血糖监测纳入面对面提供的糖尿病教育，或面对面加额外电话支持，可能有效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HbA1c并改善饮食和体力活动行为。然而，将其完全整合到基于网络的支持中尚未得到广泛研究。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与常规照护相比，数字教育、一对一远程教练支持和连续血糖监测的组合对HbA1c有积极效果，但报告了连续血糖监测依从性和人们访问教育内容方面的一些问题。

短信

短信干预具有人均成本低和高覆盖率的优势，既不需要互联网也不需要下载和使用应用程序所需的专业知识。它们可以提供行为支持以及简单的预约和用药提醒。对用户而言低负担意味着受益所需用户参与度较低。这是一个优势，但内容必然简短。定性证据表明，短信对不同背景的2型糖尿病患者具有可接受性，全球78%的人口拥有可接收短信的手机。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证据表明，短信干预可改善HbA1c并支持饮食、体力活动和服药行为，尽管不同研究和干预设计之间的效应估计差异很大。短信接收者报告说，持续的低水平提醒让他们感到被关怀并保持正轨。尽管已识别出这种方法的潜力，但干预措施通常随访时间短、样本量小，且未描述所用短信的理论基础。透明报告短信干预的拟议作用机制将有助于探索哪些成分可能与有效性相关。患者门户和电子健康记录中的安全消息系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系统的更多使用与HbA1c改善相关。然而，总体使用率仍然较低，且许多证据是相关性的。双向消息系统可增加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接触，这是2型糖尿病患者表示重视的。然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报告称，虽然消息传递适合常规任务，但某些消息未包含足够信息来回应，且可能导致与患者来回耗时。将短信整合到更广泛的卫生系统中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与更大有效性相关的因素是将短信与其他干预传递模式相结合，并利用它们促进与医疗团队的沟通，然而需要进一步证据来探索更可能使用安全消息系统的人群特征，以及消息和/或门户中哪些元素负责积极效果，以告知如何最好地利用该技术支持多学科照护团队。

在线讨论论坛与同伴支持

在线讨论论坛可提供同伴支持、陪伴、信息和自我管理支持，并可在较大的在线教育项目中提供，或通过Facebook、Reddit等社交网站以及WhatsApp或WeChat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获得。它们在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或同伴促进者主持的程度以及是否提供结构化提示以鼓励参与方面有所不同。与在线同伴支持相关的证据主要来自观察性、横断面和定性研究，意味着对临床结局的因果效应仍不确定。横断面研究发现此类支持的参与与更高的自我效能感、赋权和生活质量的积极影响相关。对健康结局的影响是混合的，且迄今为止的研究设计意味着影响方向尚不清楚，存在健康需求较高者可能更倾向于寻求此类支持的可能性。此外，许多研究随访时间短且使用自选样本。由糖尿病英国等慈善机构支持的在线群组通常受到主持，以便移除任何不准确、误导或不恰当的内容。尽管人们对在线群组提供信息的准确性表示担忧，但在一项研究中，91%的建议反映了临床指南，且论坛被发现能“自我监督”不准确信息，因此使用在线支持的负面后果风险被认为较低。来自糖尿病预防和自我管理文献的证据表明，个人对此类沟通方式的偏好、论坛的活跃程度以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支持可能影响参与。进一步研究可探索在线论坛和同伴支持在独立提供或作为更广泛项目一部分时支持行为改变的潜在独特作用，澄清在线支持如何最佳促进，谁最可能受益，以及最佳参与是什么样子，以便给予支持。

应对情绪和心理需求的新方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探索用于2型糖尿病的“新”心理方法，以解决患者生活的情感心理影响。数字接纳与承诺疗法（ACT）是目前这些较新方法中证据最强的。然而，当前证据主要来自系统综述和相对较小的随机可行性试验，关于长期有效性或常规照护中实施的信息有限。ACT旨在通过培养对生活中不可改变方面（如患有糖尿病）的接纳来增强心理灵活性，而非直接针对行为改变。针对2型糖尿病的ACT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报告了HbA1c、自我照护行为、糖尿病接纳、自我效能感以及焦虑抑郁等心理结局的显著改善，尽管各结局的证据确定性各不相同。针对糖尿病患者开发的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的ACT项目已显示出减少糖尿病困扰的可行性和初步疗效。基于正念的数字干预形成较小且更加异质的证据基础。系统综述证据表明，治疗师主导的正念和接纳方法可减少困扰、HbA1c水平并促进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照护。正念因此是应对压力、情绪化进食和睡眠的合理方法，但其在数字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中的有效性仍未充分探索。总之，ACT和基于正念的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传统数字工具往往未充分针对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维度。然而，需要更稳健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来评估有效性，并探索如何将这些方法整合到多学科照护中而不增加患者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负担。

即时自适应干预

一种有前景的新技术是即时自适应干预（JITAIs），它可以在个体最有可能从事与其健康目标不一致行为的时刻，提供定制的行为改变支持。定制和传递可根据实时数据自动触发，无需用户输入。因此JITAIs提供了更及时、个性化和情境敏感支持的潜力。尽管尚无研究专门针对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的JITAIs，但体重管理和体力活动促进方面的早期工作是有前景的，其在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中的潜力应予以探索。

常规实践中的数字糖尿病工具

目前实施了什么？前面的部分主要关注面向患者的干预和自我管理结局的证据，本节考虑数字工具在常规实践中的实施及其对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服务和多学科照护路径的影响。英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示例来说明转诊和导航挑战，因为它拥有相对集中的医疗系统、国家政策对结构化糖尿病教育的支持以及广泛的面对面和数字糖尿病服务。如果在此背景下转诊、导航、参与和持续实施的挑战仍然明显，那么在协调性较差或更分散的医疗系统中，这些挑战可能至少同样重要。来自系统综述的证据表明，DSMES项目与临床结局和心理社会福祉的改善以及医疗支出的减少相关。例如，英格兰最广泛使用的项目之一是“DESMOND”，这是一个针对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的结构化团体教育项目。DESMOND在试验中证明了包括体重减轻在内的结局有效性，也降低了作为常规实践一部分参与该项目的患者的长期血糖水平。尽管有这些证据，传统面对面DSMES的参与率在全球范围内仍然较低。数字模式的DSMES可能有助于克服参加现场项目相关的一些实际障碍，如日程限制、旅行要求以及工作或照护责任竞争。

人们如何被转诊到这些项目？低参与率部分由转诊路径解释。2型糖尿病患者通常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转诊至数字工具和服务，但定性研究强调，由于时间压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忘记向患者提供这些工具，并报告缺乏对其患者获益的认识。重要的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不清楚应为患者提供哪种2型糖尿病服务，并且对哪些类型的患者适合哪些项目感到困惑。鉴于可用自我管理服务数量众多且各地方提供情况各异，这种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英格兰，既有当地社区的结构化团体教育现场课程（如“X-PERT”、“DESMOND”），也有数字项目（如“MyWay Diabetes”），以及国家项目如NHS“健康生活”项目、NHS“2型糖尿病缓解之路”项目和“NHS数字体重管理项目”。还有大量在不同地理区域提供的文化定制项目。这意味着支持患者使用数字工具不能简化为简单地将他们指引到网站或应用程序。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需要清晰的转诊标准、对当地和国家可用项目的最新了解，并有信心解释为什么特定选项可能与患者的需求、偏好、语言和自我管理目标相关。系统综述强调，数字干预在一级和二级照护中的成功实施需要组织准备，包括清晰的临床角色、充足资源、与现有工作流程的整合以及持续监测以确保干预达到预期结局。在转诊时，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在使数字工具和服务合法化为常规糖尿病照护一部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可能包括在咨询期间介绍项目，帮助患者理解项目旨在支持的内容，阐明它如何补充而非取代面对面照护，并检查患者是否预见到诸如设备访问、数据、信心、语言或竞争需求等实际障碍。在可能的情况下，转诊路径应包括简短的入职支持，例如演示如何注册和使用项目，并商定数字工具使用将在未来预约中如何被审查。此类支持对于技术信心较低或先前未参与结构化教育的患者可能尤为重要。

它们在常规实践中的有效性证据如何？项目必须能够在常规实践以及试验中证明有效性，鉴于当此类项目在常规实践中提供时通常存在有效性“电压降”。理解这种有效性下降的原因对于负责实施和支持的多学科团队至关重要，并需在实施后继续优化数字健康技术。将干预从研究项目“扩大规模”到真实世界干预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可能导致原始干预保真度的丧失，就由其理论基础所决定的具体内容而言。来自英格兰NHS糖尿病预防计划的一个实例表明，在多个阶段存在保真度丧失，从干预设计与潜在证据基础的偏差，到提供者培训，再到提供者实施，以及参与者对干预的理解和实施干预活动。保真度丧失的原因有多种，但拥有一个明确的逻辑模型，清楚阐明干预应如何以及为何起作用，以及对此的情境影响，可有助于维持保真度，例如在提供者培训中。尽管这些发现来自糖尿病预防文献而非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但它们突出了扩大规模期间与保真度相关的潜在挑战。报告干预实施的保真度进一步有助于解释试验与真实世界实施之间有效性差异的原因，以及是否需要改变干预设计或实施过程。保真度的另一面是适应，通常情况是干预在真实世界中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适合程度不如试验中的人群。可靠的观察是试验中的人群往往不同于干预设计所针对的人群，这可能影响有效性。例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行为干预对老年人的效果不如对通常开发时针对的年轻人，至少部分原因是认知能力随年龄下降。其他此类调节因素包括试验中人群更健康、合并症较少、更有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且较少属于少数民族群体。因此，干预措施可能对预期目标人群感觉不太合适。由于这些原因，试验环境之外的干预参与度可能较低，尽管这对那些参与的人仍可产生有用效果。在常规实践中，转诊后也需要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支持。数字项目通常要求患者解释信息、设定目标、监测进展，并将通用建议转化为关于食物、活动、药物和寻求帮助的日常决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通过在复查时询问患者数字工具的使用情况、帮助他们解释反馈或患者生成数据、排除参与障碍以及将数字内容与个性化临床优先事项联系起来，来强化预期的行为改变内容。因此，多学科团队需要商定流程，谁审查参与或警报，如何解释患者生成数据，以及数字化问题何时应触发临床随访。来自应用程序、可穿戴设备、连续血糖监测仪和人工智能（AI）赋能系统的患者生成数据日益增多，这也引发了关于治理、临床责任和工作量的重要问题。数字工具可能产生大量信息，但多学科团队需要明确流程来确定审查哪些数据、由谁审查、审查频率以及应采取什么行动。没有明确的角色分配，存在工作重复、响应不一致、问责不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负担增加的风险。未来的实施研究应因此审视数字工具如何以支持临床决策的方式整合到现有工作流程中，同时对多学科团队保持可行、安全和可持续。

如何改进数字糖尿病工具？

尽管数字干预对2型糖尿病显示出相当大的前景，但其有效性受到设计、报告和评估中若干局限性的制约，包括基于证据内容的整合、指导干预发展的明确理论使用，以及所纳入成分和拟议作用机制的透明描述。

更好地使用明确理论和基于证据的内容

2型糖尿病数字干预的一个持续局限性是缺乏指导其设计的明确理论，而基于理论的技术与更大的干预效果相关。证据一致强调特定行为改变技术（BCTs）的重要性，如目标设定、自我监测、反馈和社会支持，以支持行为自我调节，从而改变饮食和体力活动行为以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HbA1c和体重，以及在糖尿病预防的技术驱动干预中。同样，最近一项针对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数字行为改变干预的荟萃分析报告称，使用十种以上BCT、持续时间更长且通常结合数字和面对面成分的干预，在体力活动方面产生显著更大的改善。同样，一项对2型糖尿病数字辅导干预的系统综述发现，有效项目通常整合个性化反馈、教育、目标设定和持续行为支持，尽管它没有正式编码BCTs。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关于两种或多种BCT如何相互作用、所需时间和“剂量”，或特定技术是否对特定人群或情境更有影响，我们所知甚少。解决这些差距需要详细报告干预内容和对作用机制进行更精细的分析。另一个挑战涉及证据基础的代表性。关于有效干预成分的大部分知识来自涉及更年轻、更受教育、种族同质且具有数字素养参与者的研究。这些群体可能比健康素养较低、数字技能有限或社会处境更复杂的个体更容易参与目标设定、自我监测和规划等自我调节内容。例如，英国一项全国实施数字糖尿病预防项目服务用户的定性研究表明，对某些关键BCT内容（如行动计划、问题解决）的理解往往很差，许多服务用户对这些BCTs几乎没有记忆。因此，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研究，以确保基于证据的内容真正适用于患有2型糖尿病的多样化人群。这包括理解不同人群如何解释、参与特定BCTs并从中受益，并确保数字干预的设计考虑到最有可能被落下的人的需求。

清晰报告干预内容

尽管数字工具可改善血糖结局，但许多研究未清楚解释行为改变和自我管理预期如何发生以及包括哪些拟议机制。干预内容的报告不足限制了结果的解释、复制和识别负责观察效果成分的能力。更多地使用逻辑模型或对干预预期如何运作的明确描述，将有助于确立支撑2型糖尿病数字干预的关键技术和作用机制。描述干预内容的标准化框架可进一步支持这一点。干预描述与复制模板（TIDieR）清单提供了一种报告干预成分的结构化方法，而行为改变技术分类学和行为改变技术本体论等工具能够精确描述主动行为改变成分。如果没有对干预原理和行为改变内容的清晰报告，系统综述在测试哪些BCTs或其他特征在改变健康行为及其原因方面受到严重限制。更多地使用明确理论、基于证据的内容和更透明的报告将通过确保数字功能：有目的地选择以针对特定行为决定因素，来改善干预一致性；通过使多学科团队能够理解干预如何以及为何起作用，增强保真度和可复制性；通过允许研究人员测试作用机制，支持更严格的评估；并通过使开发者能够修改成分同时保留核心机制，促进适应和扩展。对于多学科团队，更透明的报告和对作用机制的更好理解可导致更有针对性、与个人相关的转诊。此外，这将使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能够在后续预约中识别和强化数字工具和服务的关键成分，支持更长期的工具参与，在工具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之间创建反馈回路。

关键挑战及应对措施

开发与实施之间的长期延迟

我们已经概述了利用研究证据将行为改变理论和技巧整合到数字健康干预中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基于证据的开发需要时间和资源，且新技术开发的速度与使用这些技术的干预设计、评估和实施之间存在不匹配。减少干预开发所需时间的一个潜在途径是将现有干预适应新情境。只要有系统地、理解初始和新情境地进行，适应可以使研究人员在维持干预在新情境中功能的同时提高效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仔细探索关键差异领域以确保新目标人群的可接受性。此外，需要考虑新情境中的工作人员工作流程，以确保技术的引入得到适当支持、与现有系统整合，并且不会意外增加工作人员工作量。此类方法的例子包括将英国全国实施的基于网络自我管理项目适应到澳大利亚，以及将美国糖尿病预防项目适应到南非。

增加不平等的可能性

数字技术可以为面临面对面照护障碍的2型糖尿病患者增加可及性，包括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有行动问题的人以及有照护责任的人。然而，高收入国家之间在获取、信心和使用数字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持续存在，并且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更为明显。来自可穿戴技术、连续血糖监测仪和患者健康记录的糖尿病相关数据日益可得，利用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的新工具和糖尿病管理模型有可能改善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展的预测，以及个性化治疗计划。然而，随着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可能变得更难使用，这可能加剧现有不平等，并使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更难提供使用支持。此外，常规记录中的缺失数据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均匀，来自更贫困背景和疾病负担更大的人更可能有不完整数据。在基于常规数据开发模型时，存在这些模型无法反映糖尿病患者多样性的风险。探索干预对目标人群的可接受性和适当性，以及对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糖尿病患者两者的可用性，仍然是未来发展的核心。

支持结构化糖尿病教育项目中的公平性

某些人群，如老年人、少数族裔群体或有学习障碍的人，对数字健康干预的采用率较低。此外，已显示弱势群体参与数字DSMES较少且更快放弃。全国实施的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项目的真实世界研究表明，较低参与度可导致关键行为改变内容暴露减少。这些使用差异可能导致某些群体行为改变支持机会减少以及所达成结局的差异。因此，挑战仍然是如何利用技术而不增加照护和结局中现有的不平等。已提出若干策略来支持多样人群的采用、参与和持续使用。这些包括整合到现有卫生服务中、支持性和知识丰富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提供对传统上服务不足群体具有可接受性的定制内容。此外，旨在增加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项目持续参与的具体功能（如目标设定和反馈提供）可从一开始就提供，而非作为结构化过程的一部分，这样那些早期退出的人仍能收到它们。提供额外内容以支持项目参与，使用多种传递模式如短信，也可探索。消息内容可与特定人群共同创建，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障碍，以潜在地增加项目可接受性和长期参与。对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支持公平意味着主动识别谁可能需要额外帮助来获取和使用数字工具，而不是假设不使用反映缺乏动力。这可能包括将数字访问和信心检查作为常规糖尿病复查的一部分，提供协助注册或演示，指引到翻译或文化定制内容，在适当情况下让家庭成员或照护者参与，并确保非数字或混合替代方案仍然可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服务提供者还可以监测特定群体是否不太可能被转诊、注册或继续使用数字项目，使团队能够在不平等扩大之前调整转诊流程和支持提供。

结论与未来方向

数字工具可支持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并有可能通过教育、自我监测、定制反馈、提醒、同伴支持以及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沟通来增强多学科照护。然而，尽管关于面向患者的自我管理干预的证据正在增长，但关于多学科团队结局、工作流程、工作量和服务提供的直接证据仍相对有限。证据表明对血糖控制、药物依从性、健康行为、自我效能感和糖尿病情绪管理有潜在益处，但效果仍然可变，并受干预内容、传递、参与和情境的影响。本综述强调了试验疗效与常规实施之间的差距。数字干预需要更清晰的理论基础、透明的报告、保真度评估以及支持在实践中持续、公平使用的路径。当嵌入多学科照护、由知识丰富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支持并响应患者偏好和当地情境时，其影响可能最大。本综述已识别出几种显示潜力的数字方法支持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然而，关于效果大小和真实世界可持续性的证据在不同干预类型和环境中仍然可变。此外，如果2型糖尿病患者未被转诊到适当工具或未被支持以对其日常自我管理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些工具，这些益处将无法实现。这代表了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多学科团队的关键角色，特别是在2型糖尿病患病率上升和卫生服务压力增加的背景下。通过主动识别合适的工具和服务、及时转诊、支持入职以及在常规照护中重新审视数字工具使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可帮助确保数字技术扩展而非碎片化照护，在保留糖尿病管理关系性和个性化方面的同时增加基于证据支持的覆盖。本综述存在局限性。作为叙述性综述，它未使用系统综述方法、正式偏倚风险评估或荟萃分析。文献识别方法是结构化的但并非详尽无遗，综合必然反映对异质证据基础相关性的解释性判断。本综述中讨论的一些实施和行为改变见解来自糖尿病预防或更广泛的数字健康文献，其中关于2型糖尿病的直接证据有限；因此，对所有2型糖尿病照护环境的可转移性应谨慎解释。此外，大部分证据涉及面向患者的自我管理干预，关于多学科团队结局、工作流程、工作量、安全性和长期实施的直接证据更有限。尽管如此，本综述通过超越干预有效性本身，考虑实施、持续参与、健康公平以及多学科照护模式整合的实际挑战，扩展了现有证据综合，从而为数字工具如何促进常规2型糖尿病管理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包容性共同设计、可访问内容、灵活支持模式以及对AI赋能决策支持、连续血糖监测和可穿戴设备等新兴技术的仔细评估，对于数字工具在不扩大不平等的情况下促进更可访问、个性化和协调的2型糖尿病照护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应优先考虑长期真实世界有效性、常规多学科照护中的实施，以及新兴数字技术的公平整合，以确保益处可持续、可扩展且对多样人群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