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Climate》：Climate action disclosure among companies: Implications for achieving global efforts to limit averag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to below 1.5 °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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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气候行动披露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受到广泛关注，其目的在于确保企业实体有效且适当地减少温室气体（GHGs）排放。然而，现有研究对企业气候行动披露程度以及法律框架与企业属性在实现净零排放（NZE）目标中的作用探讨不足。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分析坦桑尼
企业气候行动披露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受到广泛关注，其目的在于确保企业实体有效且适当地减少温室气体（GHGs）排放。然而，现有研究对企业气候行动披露程度以及法律框架与企业属性在实现净零排放（NZE）目标中的作用探讨不足。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分析坦桑尼亚上市公司气候行动披露的程度。研究人员通过文件审查，收集了2022年至2024年间发布的78份可持续发展报告、年度报告和综合报告中的数据。此外，还对来自上市私营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的六位相关专家进行了访谈。基于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CFD）建议的指标和目标，研究人员开发了气候变化披露指数，并用于分析气候行动披露的程度。结果显示，总平均内容得分为18.9%，表明气候行动披露的总体程度较低，且在TCFD各领域中分布水平同样较低。气候行动披露程度低可归因于相关框架落实不足、缺乏基线数据，以及公司和专家在开展情景分析和界定明确的气候变化关键绩效指标（KPIs）方面的能力不足。因此，研究结果对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加强气候行动披露具有重要启示。
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环境挑战，其主要成因是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排放的过量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 GHGs）。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计，若未来几十年不进行深度减排，人为GHGs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将在2030年至2060年间超过工业化前平均水平1.5°C。在此背景下，企业作为GHGs排放的重要主体，承受着来自立法机构与利益相关方的压力，需减少排放并披露相关行动。气候行动披露是指企业提供关于其管理或减少GHGs排放举措的非财务信息，旨在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1.5°C以内的目标。尽管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出台相关披露框架，如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TCFD）于2017年发布的建议，但企业在披露实践中呈现异质性，多数公司未完全遵守TCFD建议，披露质量参差不齐。然而，针对法律框架与企业属性对实现净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 NZE）目标影响的研究仍不充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研究者选取坦桑尼亚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其气候行动披露程度及采纳气候相关金融披露的障碍。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设计。研究人员以2022—2024年间坦桑尼亚26家上市私营公司为样本，系统审查了78份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及综合报告，并基于TCFD建议构建气候变化披露指数（Climate Change Disclosure Index, CCDI）进行定量内容分析；同时对来自监管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六位专家进行了关键知情者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 KII）以解释量化结果。研究发现，坦桑尼亚上市公司气候行动披露总体程度较低，总平均内容得分仅为18.9%，且各TCFD领域均背离较高披露标准。此发现与埃及、印度等国的早期研究类似，但显著低于德国。研究认为，披露不足源于相关框架执行不力、缺乏基线数据，以及公司与专家在情景分析和制定明确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方面的能力欠缺。研究对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公司强化气候行动披露、进而推动实现NZE目标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采用混合研究设计，结合定量内容分析与定性专家访谈。定量方面，以TCFD 2017年建议中的11项披露指标构建未加权CCDI，运用二分法打分（0/1），即披露项得1分，未披露项得0分，以披露项数除以最大可披露项数计算披露指数，以消除加权赋分的随意性。分析样本源于2022—2024年间26家坦桑尼亚上市私营公司发布的78份报告（年报、ESG报告与综合报告），报告获取自达累斯萨拉姆证券交易所（DSE）及公司官网。定性方面，选取6位专家（2位来自政府监管机构、4位来自上市私营公司）开展面对面关键知情者访谈，并在征得同意后录音转录，采用主题编码与演绎归纳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依据披露程度分级，设定≤25%为初等、25%–50%为受限、50%–75%为满意、>75%为全面。同时，披露度量尺度一致性由独立研究者复核确保。
**坦桑尼亚上市公司的气候行动披露**
基于CCDI评分，研究人员发现总体平均内容得分为0.1888（标准差0.2814），即披露程度仅为18.9%，远低于75%的“全面”标准，表明披露水平较低且公司间差异较大。这一结果与埃及（47.5%）和印度（29.4%）的研究类似，但低于德国（61.45%）。分领域来看：在治理维度，董事会监督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披露比例为39.7%，管理层角色披露为21.8%；在战略维度，公司披露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及其对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影响的仅占9.0%，将这些流程整合至总体风险管理的披露仅为3.4%；在风险管理维度，公司披露气候相关风险识别与评估流程的比例为10.3%，披露管理流程的为21.8%，披露整合机制的为11.5%；在指标与目标维度，披露所采用指标、范围1、2、3的GHGs排放及目标绩效的公司比例分别为23.1%、30.8%和26.9%。综合来看，TCFD四个维度均呈现低披露水平，其中战略和风险管理维度披露最低。
**坦桑尼亚上市公司2022—2024年气候行动程度的趋势**
纵向趋势分析显示，样本公司整体气候行动披露程度从2022年的12.2%上升至2024年的24.8%。研究人员指出，该上升趋势与德国、印度等国的研究结论一致，反映出企业对气候变化披露的关注和学习效应在增强。尽管如此，2024年24.8%的水平仍处于“初等”区间，表明披露程度依然很低。
**专家对采用气候相关金融披露障碍的看法**
访谈结果显示，主要障碍包括：现行披露框架为非强制性，DSE《公众公司规则》（2022）与BoT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管理指南属于“最佳实践”倡导而非强制的法规；企业缺乏基线数据，难以系统披露历史排放信息；公司和专家在情景分析方法及界定明确的气候变化KPI方面存在技术能力缺口。这些定性证据为定量结果的低披露水平提供了阐释。
讨论部分中，研究人员将低披露水平归因于非强制性的制度环境，并联系合法性理论指出，在缺乏强制要求的条件下，公司倾向于象征性披露以满足利益相关方期待，而未必产生实质减排行动。地域差异凸显了制度理论所揭示的监管、规范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差异；投资者等市场合法性机制在自愿框架下虽能够施加一定压力，但不足以实现全球1.5°C温控目标。为此，研究人员强调量化、强制性披露框架与市场合法性机制及政治环境的协同作用。结论指出，各国政府与政策制定者应推动气候行动披露的强制性制度变革，企业则应将气候治理与专业能力建设纳入公司战略，以促进全球2050年NZE目标的实现。研究亦存在局限，如时间窗口较短、仅关注上市公司，以及未测量解释变量等，未来可拓展研究范围并采用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