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生命早期1000天的机会：中国农村学校供餐与儿童健康

《Food Policy》：Opportunity beyond the first 1000 days: school feeding and child health in rural China

　　

摘要

健康不平等往往始于生命早期，但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错过了生命最初1000天这一关键干预窗口。我们研究学龄年期间的营养投入是否能帮助这些儿童实现追赶。为此，我们分析了中国的营养改善计划（NIP），该计划是世界第三大学校供餐项目。利用2010年至2018年的全国代表性纵向数据及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发现该计划在身长（身高别年龄）方面带来了显著且累积性的增长，并减少了生长迟缓的发生率。该计划还降低了超重和肥胖水平，表明学校供餐可以在不加剧营养过剩的情况下缓解营养不足。此外，初始营养状况较差、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从NIP中获得的改善更为显著；在这些儿童中，生命早期获得医疗服务便利程度较好的儿童更有可能摆脱生长迟缓。膳食结构的转变和疾病发病率的下降很可能是该计划产生效果的原因。我们的发现表明，针对学龄儿童实施的干预措施能够实现有意义的生长追赶，并缩小生命早期出现健康不平等的差距。

引言

健康与经济不平等问题往往源自生命早期（Case等人，2002）。生命最初1000天出现的营养缺乏会对身体发育、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Attanasio，2026）。近年来，全球在减少儿童营养不良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放缓，五岁以下儿童中仍有多于五分之一存在生长迟缓（UNICEF等，2025）。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些在生命早期落后的儿童能否在之后实现追赶。新近的研究表明，学龄年可能提供第二个实现生长追赶的窗口（Adhvaryu等，2023；Georgiadis和Penny，2017；Hirvonen，2013；Prentice等，2013），但来自大规模营养干预项目的实证证据十分稀缺。

学校供餐项目（SFPs）为检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尤为相关的场景。每日覆盖约4.66亿名儿童，SFPs是全球最大的儿童健康干预措施（Alderman等，2024）。本文聚焦于中国的营养改善计划（NIP），它是世界第三大的SFP。NIP于2011年底推出，为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提供免费、由政府补贴的午餐。到2020年，该项目已覆盖近4000万名儿童，约占中国该年龄组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教育部门，2021）。其分阶段推广的特点，在不同地区和出生队列的项目暴露程度之间形成了准实验变异。我们在一个全国代表性的纵向数据集中利用这一变异，评估该项目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现有研究虽然已记录了SFPs在营养方面的平均收益，但对于这些收益是否减少了健康不平等，了解仍然有限。一些研究发现，基线营养状况较差的儿童获得更大改善（Adhvaryu等，2023；Gelli等，2019）。另一些研究则报告说，营养较好的儿童获益更大（Singh等，2014；Wang等，2023）。学校供餐究竟缩小还是扩大这些不平等，取决于儿童现有的健康状况如何影响追加营养投入的回报。这是我们概念框架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越来越多的研究考察了NIP对认知能力、教育成就、劳动力市场结果和家庭支出的影响（Duan等，2024；Fang和Zhu，2022；Guan等，2025；Liang等，2025；Wang等，2024；Wang和Cheng，2022；Zhao等，2024；Zheng等，2023；Zhou等，2024），但对于营养与健康结果的关注较少。虽然最近的研究表明该计划能够减少贫血和生长迟缓、增加儿童身高（Ren等，2023；Wang等，2020；Wang等，2019；Wang等，2026），但关于其是否影响健康不平等方面的证据仍然有限且结论不一致。具体而言，至少有两项研究报告说，相对营养状况较好的儿童在人体测量学方面的改善幅度更大（Wang等，2023；Zhou等，2021）。

另外三个空白点促使我们开展本研究。第一，尽管中低收入国家（LMICs）关于超重和肥胖的担忧日益增加（Alderman等，2024），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营养不足的结果。旨在应对营养缺乏的SFPs也可能提供过量的卡路里，从而产生潜在的权衡，这在评估其总体营养影响时必须予以考虑。第二，虽然许多研究考察了SFPs对膳食的影响，但对于其对儿童疾病发病率的影响知之甚少，而后者是一种合理但研究不足的机制，改善营养可能通过它促进身体生长。

第三，学校供餐与其他健康干预措施之间的互动作用知之甚少。儿童进入这些项目时往往并非"一张白纸"。以中国为例，许多农村儿童已经暴露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CMS）之下，这是NIP推出前约十年推出的一项全国性医疗保险改革，扩大了儿童和产妇保健服务的获取机会。先前的健康投入可能会影响儿童从后续营养干预中获益的能力（Abramovsky等，2025；Alderman等，2014；Attanasio，2026）。

我们的研究填补了上述空白。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至2018年的全国代表性纵向数据，我们首先考察了NIP对人体测量学结果的因果效应。然后，我们询问这些效应是否对初始营养状况较差、来自弱势家庭的儿童更为显著。接下来，我们考察早期暴露于NCMS如何塑造这些结果。为理解该项目如何影响儿童健康，我们还分析了其对膳食摄入和疾病发病率的影响，作为可能的机制路径。

我们发现，暴露于NIP会提高身长（身高别年龄）并减少生长迟缓。这些效益随着持续暴露而累积，并主要集中在初始营养状况较差、社会经济背景不利的儿童中。NIP还减少了超重和肥胖，表明学校供餐不必然需要在减少营养不足和预防营养过剩之间进行权衡。早期暴露于NCMS的儿童在暴露于NIP后更有可能摆脱生长迟缓。膳食的改善和疾病发病率的下降似乎有助于这些营养改善。

我们的研究在三个方面对文献有所贡献。第一，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学校供餐能够促进生长追赶并减少健康不平等。第二，我们证明营养干预的效益取决于先前的健康投入，凸显了跨生命阶段进行政策协调的重要性。第三，我们识别出疾病发病率下降是学校供餐改善健康的一条潜在机制，这补充了将SFPs与教育成就及成人劳动力市场结果联系起来的前期研究（Guan等，2025）。疾病发作减少可以增加出勤率和在校时间，从而将营养投入转化为人力资本。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阐述概念框架。第3节提供制度背景。第4节介绍数据和变量，第5节概述实证策略。第6节展示结果。第7节讨论研究的含义与局限并总结全文。

概念框架

SFPs可以通过两条相互关联的途径改善儿童健康。第一，营养密度较高的学校餐食增加了能量、蛋白质和关键微量营养素的摄入，而这些营养素在中低收入国家的许多儿童——包括我们研究时期的中国农村儿童——中所摄入的数量常常不足。改善的营养状况支持骨骼和肌肉发育，使营养投入能够累积为随时间推移而可测量的身高增长（Millward，1995）。第二，改善的营养可能减少疾病发病率。

学校供餐干预措施：营养改善计划（NIP）

尽管中国的儿童营养状况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改善，但与城市同龄儿童相比，农村儿童仍然面临更高的营养不良风险和更差的生长发育状况。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城乡身高差距大幅拉大，直到2010年代才开始有所缩小（补充图A1）。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于2011年底启动了NIP，并在2012年开始大规模实施。

NIP为每个上学日提供免费的午餐，面向……

数据与样本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CFPS，这是一项自2010年开始进行的全国代表性纵向调查。CFPS覆盖25个省份的600多个社区（即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庄），并通过三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设计，收集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信息。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就健康、教育和经济社会状况等广泛议题接受访谈。大多数问题……

识别策略

我们的识别策略利用了个体层面首次暴露于NIP的时间所产生的准实验变异。这种变异有两个来源。第一，各县实施NIP的年份不同。第二，同一县内的儿童因属于不同出生队列，进入义务教育的时间也不同。这两种变异来源使我们能够使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比较暴露于NIP的儿童与农村儿童……

结果

本节展示主要发现。首先，我们报告NIP的平均处理效应，以及这些效应随持续暴露而演变的轨迹。我们还评估识别策略的稳健性。然后，我们调查NIP是否对营养状况较差的儿童带来更大益处。接下来，我们考察早期暴露于NCMS是否会影响NIP的效应。最后，我们检验NIP影响儿童健康的机制。

讨论与结论

学校供餐已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广的儿童健康干预措施。利用中国2010年至2018年的全国代表性面板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大规模学校供餐项目能否在生命最初1000天之外改善儿童健康。我们发现，暴露于NIP能够提高身长（身高别年龄）并减少生长迟缓。这些效益随持续暴露而累积，同时伴随着超重和肥胖水平的下降。机制分析……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刘振：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原稿撰写，可视化，验证，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学，调查研究，资金获取，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黄祖辉：指导监督，项目管理，资金获取，概念构思。

伦理声明

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表均已书面同意参与本研究并发表该论文。参与者的隐私权已得到保障。

本研究在研究开展地的相关法律、监管框架和指南下进行，符合所有规定。本研究获得了德国实验经济研究学会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批准编号：ChPmKR6P）。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致谢

第一作者感谢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项目编号：202106320115）、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L25CGL018）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5GLC014）的资助。

刘振｜黄祖辉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杭州31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