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Stroke Journal》:Initi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ay miss intra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 in young adults with stroke: the role of subsequent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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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颅内动脉夹层(Intra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 IAD)是青年成人缺血性卒中的重要病因;然而,其在初次就诊时的诊断仍然具有挑战性。研究人员旨在确定初始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
引言:颅内动脉夹层(Intra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 IAD)是青年成人缺血性卒中的重要病因;然而,其在初次就诊时的诊断仍然具有挑战性。研究人员旨在确定初始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磁共振血管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及后续影像学检查识别IAD的频率,并阐明IAD诊断的时间节点。
方法:研究人员对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研究进行了二次分析,该研究纳入275例发病14天内入院、年龄18–50岁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成人患者。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均接受MRI/MRA检查,并于7天后按计划接受随访MRI/MRA检查。血管壁MRI(Vessel Wall MRI, VW-MRI)、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和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在临床需要时进行。评估每种检查识别IAD的患者比例以及诊断时间。
结果:53例患者被诊断为IAD。初始MRI/MRA仅识别出其中9例(17%;95% CI, 8–30)。中位诊断时间为入院后5天;77%的患者在入院第7天前获得诊断,最晚诊断时间为第35天。在接受了各检查的患者中,观察到的诊断率分别为:VW-MRI 45例中38例(84%;95% CI, 71–94),随访MRI/MRA 53例中41例(77%;95% CI, 64–88),DSA 30例中15例(50%;95% CI, 31–69),CTA 34例中7例(21%;95% CI, 9–38)。
结论:在最终符合IAD影像学诊断标准的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中,仅凭初始MRI/MRA不足以在大多数病例中确立诊断。重复和多模态影像学检查有助于IAD的诊断。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颅内动脉夹层(Intra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 IAD)是青年成人缺血性卒中的重要病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IAD的解剖分布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西方国家的报道主要聚焦于颅外动脉夹层(Extracranial Artery Dissection),而既往研究显示,在东亚人群中IAD比颅外夹层更为常见。因此,在东亚地区青年卒中患者的诊断评估中,准确识别IAD具有特别重要的临床意义。
尽管IAD的临床意义重大,但其在初次就诊时的诊断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MRI(磁共振成像)及MRA(磁共振血管造影)可能在急性期无法检测到IAD。这一局限性可部分归因于动脉夹层病程中发生的动态形态学变化:IAD的典型影像学表现,如壁内血肿(Intramural Haematoma)、双腔征(Double Lumen)和内膜瓣(Intimal Flap),在早期影像上可能细微甚至缺如,仅在晚期影像上方才显现。因此,IAD可能在初始MRI/MRA上被漏诊。
虽然已有研究报道了包括VW-MRI(血管壁磁共振成像)、其他血管成像技术和随访MRI/MRA在内的多种辅助影像学方法有助于IAD的诊断,但在初始MRI/MRA未能明确诊断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各自对确立诊断的贡献尚未得到系统性评估。基于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旨在明确初始MRI/MRA和后续影像学检查识别IAD的频率,并阐明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中IAD诊断的时间节点。
**二、研究概述与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对SKYSTER(Shiga Kyoto Young Stroke Evaluation Registry,滋贺京都青年卒中评估注册研究)进行二次分析。这是一项在日本京都-滋贺地区开展的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研究,于2018年2月至2023年1月期间纳入275例年龄18–50岁、发病14天内入住5家高容量卒中中心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急性缺血性卒中定义为存在局灶性神经症状且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确认存在急性缺血性病灶。
在275例患者中,53例(19%)最终被诊断为IAD(IAD组),其余222例(81%)为其他病因所致卒中(非IAD组)。颅外动脉夹层仅占15例(5%),进一步印证了东亚人群中IAD更为普遍的既往认识。
该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初始MRI/MRA仅识别出53例IAD中的9例,诊断率仅为17%(95% CI, 8–30)。这意味着超过八成最终符合IAD影像学诊断标准的患者,其初始MRI/MRA未能提供明确的夹层证据。中位诊断时间为入院后5天(IQR: 0–8),77%的患者在入院第7天前获得诊断,91%在第14天前,最晚诊断时间为第35天。该研究强调了重复和多模态影像学检查在IAD诊断中的关键作用,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当初始影像学检查结果不确定但临床高度怀疑IAD时,不应放弃该诊断,而应通过后续影像学检查进行追踪确认。
**三、关键技术方法**
该研究基于SKYSTER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研究队列(5家日本卒中中心,275例18–50岁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进行二次分析。影像学检查方案包括:入院时(Day 0)行基线脑MRI/MRA,入院7±3天后行随访MRI/MRA;VW-MRI、DSA及CTA由主治医师根据临床需要决定是否进行。MRI/MRA采用3T或1.5T扫描仪,常规序列包括DWI(弥散加权成像)及表观弥散系数图、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和颅内动脉三维时间飞跃法MRA(3D Time-of-Flight MRA);VW-MRI采用三维T
1加权黑血血管壁成像。IAD的诊断基于既往报道的影像学诊断标准,分为确定(Definite)、很可能(Probable)和可能(Possible)三个等级。所有影像数据由各参与机构独立评估后,统一传输至中心核心实验室,由两名具有脑血管影像学经验的卒中神经病学专家进行共识审查。卒中病因根据TOAST(Trial of ORG 10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分型标准进行分类。
**四、研究结果**
**(1)夹层动脉分布位置**
IAD患者中最常受累的动脉为颅内椎动脉(Vertebral Artery, VA)的V4段(23例,43%),其次为大脑中动脉(Middle Cerebral Artery, MCA)(9例,17%)、大脑前动脉(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CA)(7例,13%)、小脑后下动脉(Posterior Inferior Cerebellar Artery, PICA)(5例,9%)、颈内动脉(Internal Carotid Artery, ICA)(2例,4%)、基底动脉(Basilar Artery, BA)(2例,4%)和大脑后动脉(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 PCA)(2例,4%)。另有3例为多支血管夹层。
**(2)IAD组与非IAD组基线特征比较**
与IAD组相比,非IAD组糖尿病患病率更低(8% vs. 20%, P=0.03),而头痛(60% vs. 14%, P<0.01)和颈痛(21% vs. 6%, P<0.01)在IAD组中显著更为常见。梗死部位方面,IAD组延髓梗死比例显著高于非IAD组(23% vs. 5%, P<0.01),而放射冠梗死比例则显著较低(4% vs. 15%, P=0.02)。两组在年龄、性别、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史、偏头痛及NIHS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方面无显著差异。
**(3)诊断时间与影像学检查的贡献**
IAD诊断的中位时间为入院后5天(IQR: 0–8),症状发作后6天(IQR: 1–10)。17例患者(32%)在入院当日获得诊断。在全部53例IAD患者中,77%在入院第7天前被诊断,91%在第14天前,最晚诊断于第35天确立。初始MRI/MRA仅9例(17%)满足IAD影像学诊断标准,其余44例(83%)仅显示非特异性表现,包括动脉闭塞(20例)、狭窄(16例)、扩张(4例)或正常表现(4例)。这些患者的IAD最终通过随访MRI/MRA、VW-MRI、DSA或CTA得以确诊。
**(4)各影像学检查的诊断率**
在接受各项检查的患者中,观察到的诊断率如下:VW-MRI为84%(45例中38例;95% CI, 71–94),随访MRI/MRA为77%(53例中41例;95% CI, 64–88),DSA为50%(30例中15例;95% CI, 31–69),CTA为21%(34例中7例;95% CI, 9–38)。在限定于确定性IAD(n=43)的敏感性分析中,主要结果与完整队列保持一致。
**(5)各影像学检查的放射学表现特征**
随访MRI/MRA最常见的诊断性表现为形态学快速变化(Rapid Change in Morphology),见于70%的患者(53例中37例)。VW-MRI最常见的诊断性表现为壁内血肿,见于69%的患者(45例中31例)。DSA和CTA最常见的诊断性表现为串珠征(Pearl-and-String Sign),分别见于43%(30例中13例)和18%(34例中6例)的患者。在8例未接受VW-MRI检查的患者中,2例通过初始MRI/MRA、1例通过DSA(均在入院时)、5例通过随访MRI/MRA获得诊断。
**五、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符合IAD影像学诊断标准的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中,仅凭初始常规MRI/MRA不足以在大多数病例中确立诊断。IAD的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在急性期往往细微或缺如,这可能是由于夹层的动态演变特性所致,其特征性表现在随后数天内逐渐显现,单次早期影像学检查可能无法捕捉。因此,依赖初始MRI/MRA(包括颅内三维TOF-MRA)可能导致诊断延迟或漏诊。
该研究提示IAD的诊断过程可能受益于逐步、序贯的影像学检查策略。研究中位诊断时间(入院后5天)较既往研究报道更短,这可能归功于VW-MRI和常规随访MRI/MRA(入院约一周后)的联合应用。VW-MRI能够直接显示血管壁病理改变,有助于检测常规管腔成像上不明显的夹层相关变化。然而,由于VW-MRI是选择性地在不同时间点进行的,其观察到的诊断率不应被解读为诊断准确性的比较或优于其他影像学手段的证据。DSA和CTA作为补充性诊断工具,在特定病例中提供有价值的血管形态学信息,但由于常在发病早期进行且基于临床选择,其检出率应在患者选择和检查时机背景下解读。
临床表现方面,IAD患者更可能出现头痛或颈痛以及后循环梗死(尤其是延髓梗死),识别这些特征有助于临床医师在初始影像学结果不确定时保持对IAD的高度怀疑。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作为前瞻性队列的二次分析,研究并非专门设计用于验证关于IAD影像学策略的预设假设;IAD患者数量相对较少,且研究对象仅限于日本患者;影像学方案未完全标准化,VW-MRI、DSA和CTA仅在选择性的患者中、在不同时间点、根据主治医师判断进行,可能引入验证偏倚;最终诊断依赖的影像学特征同样被用于评判每项检查是否满足诊断标准,且评估未设盲,结果受到纳入偏倚影响;此外,因IAD由影像学特征定义,缺乏典型影像学表现的病例可能未被诊断,真正的IAD病例数可能被低估。
**研究结论:** 在最终符合IAD影像学诊断标准的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中,仅凭初始MRI/MRA在大多数病例中无法满足这些标准,诊断通常由后续影像学检查确立。研究人员的发现提示,当临床上怀疑IAD但初始影像学检查结果不确定时,重复和多模态影像学检查可能有助于IAD的检出。结构化的、时间依赖性的诊断方案是否能进一步改善IAD的及时诊断,尚需前瞻性评估予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