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安全政策与实践:倡导驱动因素与挑战——基于美澳专家定性访谈研究的关键建议

《The Joint Commission Journal on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Diagnostic Safety Policy and Practice: Advocacy Drivers and Challenges—Key Recommendations from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 with US and Australian Exper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9日 来源:The Joint Commission Journal on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3.0

编辑推荐:

  背景:诊断错误(diagnostic errors)是全球性患者安全(patient safety)威胁,急诊环境尤其脆弱。目前仍鲜有研究阐明诊断安全(diagnostic safety)如何被纳入政策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本研究比较了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政策轨迹,

  
背景:诊断错误(diagnostic errors)是全球性患者安全(patient safety)威胁,急诊环境尤其脆弱。目前仍鲜有研究阐明诊断安全(diagnostic safety)如何被纳入政策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本研究比较了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政策轨迹,以期为过去25年间将诊断安全确立为核心患者安全优先事项提供见解。

方法:数据收集以“信息力度”(information power)为指导,即样本量由参与者所提供信息的相关性与丰富程度决定。研究人员对来自美国(n=15)与澳大利亚(n=14)的专家进行了定性半结构化访谈(n=29),以获取诊断安全研究与政策(n=14)、急诊医学(n=9)与健康消费者倡导(n=6)领域的系统层面及一线视角。转录后的访谈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进行分析。

结果:共识别出八个主题:四个倡导循环驱动因素推动美国诊断安全政策的演进,四个持续性挑战阻碍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进展。分化的演进路径表明,美国形成了开创性且日益协调的诊断安全方法,但受到联邦资金和政策覆盖有限的威胁;而在澳大利亚,由于碎片化和资金不足,诊断安全仍处于政策边缘。

结论:研究提出了关键建议,以应对持续制约诊断安全政策与实践的挑战。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推动诊断安全作为卫生政策议题和棘手实践问题(wicked practice problem)的认知与解决方案,并实现对持续诊断卓越(diagnostic excellence)的可衡量影响。
研究背景与问题

诊断错误(diagnostic errors)发病率约为5%–15%,是常见且代价高昂但大多可预防的患者安全威胁。急诊医学因高不确定性、时间和资源压力、不可预测的患者负荷及病情严重程度变化,尤其容易发生诊断错误。诊断安全(diagnostic safety)关注诊断过程中的安全照护,包括临床教育与推理、沟通,以及近失和诊断错误的报告与评估。尽管北美与欧洲的诊断错误率相近,且患者安全领域对诊断安全的认知逐渐增强,但人们对各国如何在政策与实践层面理解、优先对待和纳入诊断安全仍知之甚少。美国已通过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获得联邦层面的认可与资助,尽管资金不足;澳大利亚则缺乏类似的国家级认可。因此,有必要比较这两条不同演进路径,为将诊断安全有效嵌入政策与实践提供证据。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开展了定性半结构化访谈研究,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通过视频访谈了29名美国与澳大利亚专家,涵盖决策制定、研究、健康消费者倡导和急诊医学领域。主题分析识别出8个主题:4个倡导循环驱动因素(识别问题、壮大证据基础、建立联盟、获取资源)推动美国诊断安全政策演进;4个持续性挑战(意识、测量、整合、实施)阻碍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进展。结果显示,美国形成了开创性且日益协调的诊断安全路径,但受限于联邦资金和覆盖不足;澳大利亚则因碎片化和资金不足而处于政策边缘。研究提供了可迁移的关键建议,以应对持续挑战并推动诊断安全成为核心患者安全优先事项。

方法

研究采用“信息力度”原则确定样本量,通过有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专家:美国(n=15)与澳大利亚(n=14),包括诊断安全研究与政策(n=14)、急诊医学(n=9)、健康消费者倡导(n=6)。数据来自视频访谈(共1251分钟,范围29–87分钟)。转录稿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主题分析,迭代讨论编码并形成主题;遵循定性研究综合报告标准(Consolidated Criteria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OREQ),并通过分析者三角验证和参与者三角验证增强可信度。

研究结果

倡导循环驱动因素

1. 识别问题:2000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报告启动患者安全关注,但诊断错误长期处于边缘。2011年成立促进诊断医学改进协会(Society to Improve Diagnosis in Medicine, SIDM),2015年美国国家学院(National Academies,前身为IOM)里程碑式报告《Improving Diagnosis in Health Care》是关键突破口,提升了政策与实践层面的认知,并促成联邦支持。

2. 壮大证据基础:参与者强调需要关于诊断错误性质和发生率的强有力证据,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有显著意义的研究需要转化为政策倡导的动力。

3. 建立联盟:倡导从零散转向协调网络,SIDM的“改善诊断联盟”汇集受影响个人、医生团体、慈善机构、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形成统一政策声音;跨部门联盟中各方分工明确。

4. 获取资源:游说国会推动AHRQ诊断安全研究经费逐年增加;SIDM的中立地位使其能有效倡导资金。但资金仍受政治波动和慈善优先事项变化的威胁,例如摩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不再持续资助。

持续性挑战

1. 意识挑战:认知程度从核心知情者(临床医生、患者安全官员、研究者、受影响患者)到完全不知情者(政策制定者、公众、普通临床医生)不一;缺乏共享经验、临床医生对自身诊断能力过度自信、专业组织未充分优先关注,均限制认知提升。

2. 测量挑战:诊断错误概念复杂且存在多种界定;现有数据来自赔偿保险、不良事件报告等碎片化机制,缺乏患者输入;不同来源数据难以关联,缺乏反馈回路;美国未强制报告,澳大利亚没有中央测量系统,漏报严重。

3. 整合挑战:医学按疾病划分的碎片化结构障碍明显;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临床实践、政策、研究资助、教育培训各自为政;疾病特异性研究多于疾病无关的卫生服务研究;澳大利亚缺乏战略规划和专门患者安全研究资助机构。

4. 实施挑战:研究转化缺乏明确路径和组织支持;无强制要求、支付激励错位;澳大利亚对实施科学关注不足;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对电子健康记录弹性安全保证因素(Safety Assurance Factors for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Resilience, SAFER)指南的强制采用是一个例外,但整体上两国均存在“发现系统”而非“改善系统”的问题。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美国诊断安全政策发展更成熟,但系统级持续实施仍有限且易受政治和资金变化影响;澳大利亚则仍分散和边缘化。国际上也存在类似挑战。需要一个学习型卫生系统(learning health systems),通过“绩效到数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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