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抗体介导排斥反应:从发病机制、表型分型到精准诊疗的进展

《Frontiers in Immunology》:Advances in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of renal allograf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19日 来源:Frontiers in Immunology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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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AMR)仍然是影响肾移植移植物长期存活的主要障碍。AMR并非由单一通路引起,预存或新生的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 antibodies, DSA)、内皮损伤、微血管

  
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AMR)仍然是影响肾移植移植物长期存活的主要障碍。AMR并非由单一通路引起,预存或新生的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 antibodies, DSA)、内皮损伤、微血管炎症、补体依赖性与补体非依赖性机制以及慢性重塑均可能在不同组合中发挥作用。近期Banff分类的更新、基于活检组织的转录组学技术、DSA评估以及供者来源游离DNA(donor-derived cell-free DNA, dd-cfDNA)检测使AMR表型的识别更加容易,但这些检测方法在综合解读时最具价值,而非视为孤立的诊断依据。同样的谨慎态度也适用于治疗领域。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B细胞或浆细胞靶向药物、补体抑制、IL-6通路阻断以及维持性免疫抑制方案的优化,在证据强度、适用患者、毒性反应和常规实践可行性方面各不相同。本综述总结了AMR发病机制、诊断和新兴治疗方面的当前概念,采用表型导向的评估方法,将专家共识性实践与随机对照证据、观察性经验及实验性干预措施加以区分。
**1 引言**

终末期肾病患者在接受肾移植后,生活质量和长期生存率可获得显著改善,但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AMR)作为导致移植物丢失的主要原因,持续制约着移植物的长期存活。AMR可由针对供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s, HLA)的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specific antibodies, DSA)所引发,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由非HLA抗体相关的内皮损伤所导致。预存DSA与早期移植物损伤密切相关,而新生DSA(de novo DSA)则常与免疫抑制不足或依从性不佳有关,尤其与晚期活动性或慢性活动性AMR相关联。抗体与移植物内皮结合后,可触发经典补体活化、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ntibody-dependent cellular cytotoxicity, ADCC)、Fc受体介导的免疫细胞募集以及直接的内皮信号传导,最终导致微血管炎症、移植性肾小球病(transplant glomerulopathy)、间质纤维化/肾小管萎缩(interstitial fibrosis/tubular atrophy)和进行性移植物功能减退。近期高通量技术手段,包括单细胞测序、蛋白质组学及基于活检的转录组学,为AMR的细胞和分子全景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该领域从经验性治疗向机制导向和表型导向的精准治疗转变,本综述系统论述了AMR的发病机制、诊断策略、治疗证据及未来研究优先方向。

**1.1 文献筛选方法**

本叙述性综述旨在综合肾移植后AMR领域具有临床意义的进展。研究人员在PubMed、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数据库中检索了英文文献,检索词组合包括"肾移植"、"抗体介导排斥反应"、"供者特异性抗体"、"Banff"、"微血管炎症"、"转录组学"、"供者来源游离DNA"、"血浆置换"、"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利妥昔单抗"、"硼替佐米"、"卡非佐米"、"依库珠单抗"、"C1酯酶抑制剂"、"托珠单抗"、"克拉扎珠单抗"、"非扎他单抗"、"达雷妥尤单抗"、"贝拉西普"和"非HLA抗体"。末次检索日期为2026年6月16日。

**1.2 AMR的表型框架**

AMR更适宜被理解为一组相关的表型谱,而非单一的临床病理实体。该术语涵盖了临床上的不同情境:与预存或新生DSA相关的损伤、早期或晚期发病、活动性或慢性活动性疾病、有症状或亚临床疾病、HLA或非HLA抗体介导、补体依赖性或补体非依赖性机制。这些类别常有重叠,但不可相互替代,在发病机制、诊断确定性、预后和治疗反应方面各有差异。以预存DSA为特征的早期活动性AMR通常由补体驱动,因此抗体清除和补体阻断在此情境中最为相关。晚期慢性活动性AMR通常属于不同的临床问题,常与新生DSA、依从性不佳、长寿命浆细胞和已形成的移植性肾小球病相关,且对早期病程中使用的相同干预措施反应欠佳。本综述以这些表型为框架组织论述,将公认的临床实践与超说明书用药和实验性方法加以区分。

**2 AMR的免疫学机制**

**2.1 DSA的产生与调控**

DSA的产生是AMR的核心环节。B细胞和浆细胞的活化与调控通过供者抗原、B细胞受体(B-cell receptor, BCR)、滤泡辅助性T细胞(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 Tfh)、生发中心反应、IL-21、BAFF、APRIL及免疫调节细胞网络之间的协调相互作用来实现。近期研究表明,BAFF信号反映了肾移植后的免疫风险特征,BAFF/APRIL通路可能影响B细胞成熟和浆细胞存活,但直接的治疗性证据仍然有限。记忆B细胞在再次接触抗原后可快速分化为抗体分泌细胞,参与活动性AMR的发生;而长寿命浆细胞则可维持持续性DSA产生,参与晚期或慢性活动性AMR的进程。这些机制为治疗提供了生物学上合理的靶点,但针对已形成的肾移植AMR直接调控这些通路的临床证据仍较有限。因此,靶向Tfh-B细胞轴、BAFF/APRIL信号或免疫调节通路应被表述为机制知情且表型依赖的策略,而非普遍确立的治疗方案。

**2.2 补体系统在AMR中的作用**

补体活化是某些AMR表型中重要的效应机制,尤其当存在补体结合性DSA和C4d沉积时。部分DSA与移植物内皮细胞上的HLA抗原结合后,可触发经典补体通路,产生C3a、C5a和膜攻击复合物(membrane attack complex, MAC),促进内皮损伤和炎性细胞募集。然而,DSA介导的损伤并非均一依赖补体。Fc gamma受体(Fc gamma receptor, FcγR)介导的NK细胞活化、巨噬细胞募集、内皮活化以及抗体诱导的胞内信号传导同样可驱动微血管炎症和慢性重塑。这一区别具有临床意义,因为补体抑制难以完全控制补体非依赖性损伤。

**2.3 内皮细胞损伤与微血管重塑**

抗体结合或免疫细胞参与后,内皮损伤可启动微血管炎症和慢性重塑过程。受损的内皮细胞及周围移植物组织释放介质和细胞外基质成分,可能促进管周毛细血管基底膜多层化(peritubular capillary basement membrane multilayering)、移植性肾小球病、间质纤维化/肾小管萎缩以及移植物功能的进行性丧失。内皮-间质转化(endo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可能参与这一纤维化过程,但其在人类AMR中的相对贡献需要审慎解读。因此,早期识别内皮损伤和慢性重塑十分重要,但治疗反应不应仅依据肌酐的短期波动、DSA平均荧光强度的变化或孤立的组织学活动性来推断。

**3 AMR诊断的进展**

**3.1 血清学DSA监测**

DSA检测是AMR风险评估的核心,但平均荧光强度(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 MFI)不应被解读为抗体水平的直接定量指标。在Luminex单抗原珠检测中,抗体结合以MFI报告,属于半定量读数而非标准化的抗体浓度或滴度。该信号受检测条件及抗原在珠上展示方式的影响,包括珠的组成、抗原密度、表位呈递、与变性HLA的反应性、补体干扰、饱和效应、血清处理、前带效应及实验室间差异。因此,孤立的MFI阈值或短期MFI变化不应作为致病性或治疗反应的独立证据。将DSA的类别、特异性、持续性、动态变化、补体结合能力、表位或eplet背景、移植物功能、蛋白尿及活检结果综合考量时,其解读最为可靠。C1q和C3d结合检测可通过识别与补体活化相关的DSA来丰富风险分层,但应视其为风险相关工具,而非DSA致病性的确定性衡量指标。

**3.2 组织病理学诊断**

Banff分类为AMR提供了整合性诊断框架,而非要求组织学、血清学和分子证据必须始终同时具备。当代Banff理念强调微血管损伤的形态学证据、抗体与内皮相互作用证据、可检测的循环DSA、C4d染色、经验证的活检转录组学诊断工具(若可用),以及排除内皮损伤的其他病因。分子评估可支持诊断,尤其是在诊断困难或C4d阴性病例中,但并非每例患者均需强制执行,也不应视为独立的确定性检测。Banff 2022报告强调了"可能AMR"和"DSA阴性且C4d阴性的微血管炎症"等表型类别,这些类别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尤其因为微血管炎症并非AMR的特异性表现。T细胞介导排斥反应、血栓性微血管病、感染相关性损伤、缺血再灌注损伤、复发或新发肾小球疾病、药物相关性内皮损伤以及外科或血管并发症均应纳入鉴别诊断。

**3.3 分子诊断与生物标志物**

基于活检组织的转录组学分析和分子诊断可揭示内皮活化、干扰素-γ信号、NK细胞和巨噬细胞相关转录本及其他排斥反应相关损伤模式的分子信号。当活检结果与组织学、DSA、C4d染色及临床过程相结合进行综合解读时,这些方法最具价值。其局限性同样重要:可及性参差不齐,不同平台性能存在差异,验证工作尚不完善。与此同时,无创性生物标志物也在不断发展。供者来源游离DNA(donor-derived cell-free DNA, dd-cfDNA)是移植物损伤的敏感标志物,可帮助识别需要进一步评估的患者,但对AMR并非特异。dd-cfDNA应与DSA、肾功能、蛋白尿、感染状态、移植后时间、活检结果及所用检测平台综合解读。单细胞和空间转录组学方法在机制研究中具有价值,但在确立明确的阈值和临床使用场景之前,尚不适合用于常规诊断。

**3.4 非HLA抗体与内皮损伤**

非HLA抗体作为内皮损伤和AMR样表型的潜在贡献因素日渐受到关注。候选靶点包括血管紧张素II 1型受体(angiotensin II type 1 receptor, AT1R)、内皮素受体A型(endothelin receptor type A, ETAR)、MICA(MHC class I chain-related protein A)以及其他内皮或自身抗原导向的抗体。这些抗体可能与血管损伤、微血管炎症和移植物功能障碍相关,尤其在未检测到HLA-DSA的病例中。然而,临床实施仍受制于检测方法的异质性、不确定性阳性阈值、可变的重现性以及致病性的不完全验证。目前,非HLA抗体检测应解读为补充性风险评估,而非整合性组织学、血清学和临床评估的替代手段。支持针对非HLA抗体相关性损伤进行表型特异性治疗的证据仍然有限。

**4 AMR的治疗策略**

AMR的治疗应根据表型、时机和证据确定性进行讨论。血浆置换和IVIG等广泛使用的方案主要基于专家共识和异质性观察性数据支持,而非关于长期移植物存活的确定性随机对照证据。其他干预措施已在随机试验中进行了检验,结果呈中性、阴性或表型特异性,许多新兴疗法仅获得小规模队列研究、病例报告或临床前理论支持。

**4.1 DSA清除的管理**

对于经选择的AMR患者,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 PE)联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被广泛用作物治疗策略,通常联合糖皮质激素并优化维持性免疫抑制方案。该方法旨在降低循环DSA水平并调控Fc受体和补体介导的损伤。然而,各方案在PE次数、IVIG剂量、联合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方面差异显著,显示改善长期移植物存活的稳健随机证据仍然有限。免疫吸附(immunoadsorption)可更选择性地清除IgG,并可能减少非选择性血浆置换的某些并发症,但现有证据主要来源于非随机队列研究和中心经验,其应用也受成本、技术要求和可及性的限制。

**4.2 B细胞清除治疗**

利妥昔单抗可清除CD20阳性B细胞,因此曾被尝试用于AMR治疗,通常与血浆置换和IVIG联合。然而,临床信号并不一致。部分观察性队列和单中心报告描述了在经选择患者中的改善,但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的RITUX-ERAH试验未显示在急性AMR标准治疗基础上加用利妥昔单抗可带来明确的临床或组织学获益。该结果与生物学基础相符:利妥昔单抗不靶向成熟浆细胞或长寿命浆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表达CD20,因此即使在循环B细胞被清除后DSA仍可持续产生。基于此,利妥昔单抗应被视为在经选择AMR情境中的可能辅助治疗,而非能够可靠控制AMR的独立治疗方案。

抗CD38单克隆抗体靶向免疫应答的不同环节。通过靶向CD38阳性的浆细胞以及在某些情境下的NK细胞群体,这些药物可能比利妥昔单抗更直接地应对抗体产生。非扎他单抗(felzartamab)已进入针对晚期或慢性活动性AMR的前瞻性临床评估阶段,而达雷妥尤单抗(daratumumab)在肾移植AMR中的证据仍主要来自病例报告、小规模系列研究和初步经验。因此,这些药物应谨慎引入,其可能获益需与感染、血细胞减少、低丙种球蛋白血症、NK细胞耗竭以及治疗后DSA可能持续存在或反弹的风险相权衡。

**4.3 补体抑制**

在以补体结合性DSA、C4d沉积或早期补体依赖性损伤为特征的AMR表型中,补体抑制在生物学上具有吸引力。依库珠单抗(eculizumab)阻断C5裂解并可减轻末端补体活化,但其效应具有表型特异性,不应推广至所有严重或慢性活动性AMR。在致敏或交叉配型阳性移植中的研究表明,末端补体阻断可能在经选择的高风险环境中减少早期AMR,但在已形成的慢性抗体介导损伤中证据有限且不一致。补体非依赖性机制,包括Fcγ受体介导的NK细胞活化和内皮活化,可能在C5阻断的情况下持续存在。治疗还需谨慎预防和监测脑膜炎球菌及其他荚膜细菌感染。C1酯酶抑制剂靶向近端补体和接触通路,但现有随机证据仍属初步,不足以确立常规应用。

**4.4 抗炎治疗**

IL-6通路参与Tfh细胞功能、B细胞分化、浆细胞存活、炎症及同种免疫损伤。因此,托珠单抗(tocilizumab)和克拉扎珠单抗(clazakizumab)已在慢性活动性AMR或难治性微血管炎症中进行了探索。回顾性研究和小规模临床经验提示,在经选择患者中可能稳定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的下降或减轻炎症活动,但证据仍具异质性,患者选择尚未解决。对已完成和正在进行中的试验,应关注AMR表型、基线慢性化程度、终点指标、感染风险、血细胞减少、肝酶异常、胃肠道并发症及应答的持久性。IL-6通路抑制应被表述为新兴策略,而非既定的标准治疗。

**4.5 浆细胞靶向清除**

蛋白酶体抑制剂靶向抗体分泌浆细胞,已被探索作为降低DSA的治疗手段。早期实验研究、病例系列和小规模观察报告提示,硼替佐米(bortezomib)在某些AMR情境中可能降低DSA或减轻组织学活动性。然而,针对晚期AMR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BORTEJECT试验未显示可预防eGFR下降、降低DSA或改善组织学和分子疾病特征,且治疗伴随胃肠道和血液学毒性。因此,关于硼替佐米的结论应予以实质性调整,尤其对于晚期或慢性活动性AMR。卡非佐米(carfilzomib)具有更高的药理学选择性,毒性谱可能不同,但在肾移植AMR中缺乏优于硼替佐米的稳健比较性临床证据,应被描述为研究性药物,其证据仅限于小规模和以非比较性为主的研究。

**4.6 免疫调节与维持治疗的优化**

优化维持性免疫抑制是预防新生DSA和晚期AMR的核心。在评估出现新生DSA或晚期AMR的患者时,应考他克莫司暴露量、患者内变异度、免疫抑制不足、药物依从性不佳及霉酚酸酯剂量减少等因素。贝拉西普(belatacept)阻断CD28-CD80/86共刺激信号,在经选择临床情境中可能减少新生DSA形成,但该潜在获益需与早期细胞性排斥反应风险以及缺乏支持其常规用于已形成AMR直接治疗的证据相平衡。BENEFIT和BENEFIT-EXT试验的事后分析显示,贝拉西普组新生DSA发生率低于环孢素组,长期观察性数据支持其主要用于维持或转换策略,而非已形成AMR的直接治疗。mTOR抑制剂可能影响B细胞和Tfh生物学,但其作用需与蛋白尿、创口愈合、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 CNI)减量后的排斥风险以及患者特异性免疫风险相权衡。

**5 AMR的未来研究方向**

**5.1 精准免疫分型与个体化治疗**

克服AMR需要两个前提:精准免疫分型和个体化治疗。单细胞组学和空间转录组学等高通量技术使研究人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全面理解AMR期间的局部免疫微环境。对肾移植活检组织转录组数据的系统分析可识别急性和慢性活动性AMR的特异性分子特征,揭示二者发病机制的差异及潜在治疗靶点。从分子角度对患者进行分类可在临床层面区分AMR亚型,为差异化靶向治疗奠定基础。遗传多态性分析在预测治疗反应方面同样具有前景:供受者之间HLA-G的遗传变异与肾移植排斥反应的预后密切相关,尤其涉及HLA-G/LILRB1配体-受体轴的免疫调节作用。人工智能算法已开始在AMR的早期预警和预防干预中发挥作用,通过将临床数据、血清学指标和病理结果整合到统一分析框架中,可构建具有较高预测准确性的AMR风险模型,从而在AMR发生前识别高风险个体,临床医师可据此调整免疫抑制方案或增加监测频率,以延缓或预防疾病发生。

**5.2 新型生物制剂、细胞治疗和基因编辑**

未来策略应与目前有临床证据支持的肾移植AMR治疗明确区分。CD3-CD20双特异性抗体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已确立应用,为双重免疫细胞靶向提供了概念性依据,但当前的淋巴瘤数据不应被表述为AMR治疗的直接证据。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 CAR-T)、嵌合HLA抗体受体T细胞和CAR-Treg方法在移植领域仍处于临床前或早期转化阶段。同样,调节性T细胞治疗在肾移植中主要聚焦于安全性、可行性、耐受诱导或免疫抑制减量,而非已形成AMR的既定治疗。供者HLA的基因编辑可在实验系统中降低同种抗原性,但主要障碍包括NK细胞"缺失自我"应答、非HLA免疫原性、脱靶效应、器官工程化物流、伦理问题及监管要求。

**5.3 多中心临床试验与转化研究**

AMR研究的一个持续性限制是缺乏足够效能、表型特异性的随机试验。未来试验应根据Banff标准界定AMR表型,并报告影响治疗反应和结局解读的因素,包括基线慢性损伤、DSA特征、活检结果、肾功能、蛋白尿、患者及移植物存活、感染事件和患者选择标准。dd-cfDNA可辅助检测移植物损伤并指导活检决策,但不应被视为AMR特异性的替代终点单独使用,其解读应与DSA、组织学、分子检查结果、肾功能、蛋白尿和感染评估相结合。建立将血清、尿液、活检组织、转录组学数据与长期随访相关联的多中心生物样本库,将有助于开发具有生物学基础且在临床研究中具有可检验性的干预措施。

**6 结论**

AMR更适宜被理解为一组相关损伤模式的集合,而非单一的治疗靶点。在具体患者中,DSA、非HLA抗体、补体活化、Fc受体介导的细胞损伤、内皮活化及慢性微血管重塑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Banff分类更新、基于活检的转录组学、DSA精细分析及无创生物标志物使AMR更易于识别,但任何单一检测手段均不能独立判断,仍需与组织学、临床过程和移植物功能综合解读。由于证据基础不均、不同表型的治疗反应各异且随机试验数据仍然有限,治疗仍面临挑战。未来的方向在于更精准的AMR分类、在更明确定义的患者群体中开展临床试验,以及根据表型、慢性损伤程度、主导免疫机制和安全性特征制定治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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