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Advances》：Occurrence and risk assessment of 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 in fish from urban rivers in an Asian megacity: Evidence from Dhaka,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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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首次评估了孟加拉国达卡市城市河流（Buriganga、Turag和Shitalakkha）中三种常见食用鱼（Channa punctatus、Heteropneustes fossilis和Trichogaster fasciata）体内15种全氟和多
研究人员首次评估了孟加拉国达卡市城市河流（Buriganga、Turag和Shitalakkha）中三种常见食用鱼（Channa punctatus、Heteropneustes fossilis和Trichogaster fasciata）体内15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的污染水平与膳食风险。结果表明，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 PFOS）是主要污染物，在所有样品中检出率为100%，最高浓度达4.45 ng/g湿重（ww）。总PFAS（ΣPFAS）浓度范围为2.21–13.54 ng/g ww，其中底栖杂食性鱼类H. fossilis积累量最高，肉食性表层鱼类C. punctatus最低。生物累积因子（bioaccumulation factor, BAF）和生物放大因子（biomagnification factor, BMF）计算显示，PFAS在不同物种间存在显著的生态位差异，且所有河流中BMF>1，表明存在营养级放大效应。膳食暴露评估显示，经鱼类消费摄入的ΣPFAS-4（PFOS、PFOA、PFNA和PFHxS的总和）每周摄入量超出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设定的每周可耐受摄入量（tolerable weekly intake, TWI）5–11倍；蒙特卡洛模拟进一步证实，超过99%的模拟人群摄入量超出TWI。研究表明，达卡城市河流鱼类中的PFAS污染已对当地居民构成潜在健康风险，亟需加强监测与管控。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是一类具有极端环境持久性的合成有机污染物，能够在食物链中蓄积，鱼类消费是人体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孟加拉国鱼类是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日均消费量达67.8 g，占动物蛋白摄入总量的约60%。达卡市被Buriganga、Turag和Shitalakkha三条城市河流环绕，这些河流接纳了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污水，但此前尚无关于该地区鱼类中PFAS污染的研究。因此，研究人员首次对上述三条河流中三种常见食用鱼体内的15种PFAS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明确污染水平、解析物种及空间差异、识别污染来源并评估当地居民的膳食健康风险。
研究人员选取了三种常见且耐受污染的鱼类：C. punctatus（肉食性表层鱼类）、H. fossilis（杂食性底栖鱼类）和T. fasciata（杂食性中上层鱼类）。每条河流每种鱼采集6尾，共54个样品。采用碱性消化-固相萃取结合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HPLC-MS/MS）测定目标化合物，并基于先前报道的河水浓度计算生物累积因子（BAF）和生物放大因子（BMF）。膳食暴露评估采用确定性计算和蒙特卡洛不确定性模拟，分别对成人和儿童进行健康风险表征。结果表明，PFOS是主导污染物，总PFAS浓度为2.21–13.54 ng/g ww；底栖杂食性鱼类累积量显著高于肉食性鱼类；所有河流的BMF均大于1，证实存在营养级放大效应。膳食暴露评估显示，成人和儿童经鱼摄人的ΣPFAS-4每周摄入量超出EFSA TWI 5–11倍，蒙特卡洛模拟进一步确认超过99%的模拟人群摄入量超限，表明当地居民面临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此项研究填补了孟加拉国鱼类PFAS数据空白，为制定污染防控措施与鱼类消费建议提供了科学依据。
### 3.1 Occurrence, concentration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FAS in fish（鱼类中PFAS的检出、浓度与空间分布）
通过HPLC-MS/MS分析，除PFTeDA和PFHxS外，其余13种PFAS均在至少一个样品中检出，PFOS和PFBS检出率均为100%。ΣPFAS范围为2.21–13.54 ng/g ww，最高值出现在Buriganga河的H. fossilis中。种间差异显著，H. fossilis（6.81–13.54 ng/g ww）> T. fasciata（4.70–6.01 ng/g ww）> C. punctatus（2.12–3.69 ng/g ww）。空间上，Buriganga河（7.75 ng/g ww）> Shitalakkha河（5.57 ng/g ww）> Turag河（5.22 ng/g ww）。相关性分析显示，脂质含量与ΣPFAS强正相关（r=0.94），体重与ΣPFAS负相关，体长与PFOS正相关。
### 3.2 Bioaccumulation and biomagnification assessment（生物累积与生物放大评估）
基于BAF/BMF计算，H. fossilis的BAF最高（161.3–264.7 L/kg），C. punctatus最低（51.9–72.2 L/kg），所有河流的BMF均大于1（1.63–4.66），证实PFAS在食物网中发生生物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污染较重的Buriganga河BMF反而较低，提示高浓度水相暴露可能改变优势摄取途径，降低营养级传递效率。
### 3.3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PFAS 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PFAS来源与环境行为的多元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提取4个主成分（累计解释77.81%方差）。PC1（36.11%）反映工业与市政混合来源；PC2（18.70%）体现链长分馏效应，长链PFAS与沉积物相关；PC3和PC4（12.79%和10.20%）表示局部和化合物特异性污染源。
### 3.4 Global contex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全球背景与比较分析）
与全球数据比较，达卡鱼类中的PFOS浓度高于越南、埃塞俄比亚，与波罗的海、塞纳河相当，但远低于意大利、苏丹、南非的严重污染热点。PFBS检出率100%且浓度超过欧美，表明短链替代物已在当地环境中广泛存在。
### 3.5 Dietary exposure and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膳食暴露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通过计算每日摄入量（EDI）和每周摄入量（WI），发现儿童每公斤体重的PFAS摄入量高于成人；基于EFSA的每周可耐受摄入量（TWI=4.4 ng/kg bw/week），所有河流中ΣPFAS-4的WI超出TWI 5–11倍，表明存在健康风险。反推安全消费量（成人65.5–111.4 g/周，儿童27.3–46.4 g/周）远低于实际消费水平。
### 3.6 Probabilistic health risk assessment us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概率健康风险评估）
进行10,000次模拟，结果显示无论成人还是儿童，超过99%的模拟摄入量超过EFSA TWI，且第5百分位数仍高于限值，说明风险覆盖绝大多数消费人群，并非仅部分高危个体。
### 3.7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way forward（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研究仅分析了3种耐受性鱼类，未测定稳定同位素，风险评估仅涵盖4种EFSA有指南的PFAS，采样空间分辨率有限，仅分析肌肉组织，未进行全氟前体物氧化。未来需扩展物种、增加点位、开展全氟前体物筛查和累计风险评估。
讨论部分指出，PFAS在鱼类中的累积受物种生态位、脂质/蛋白质含量、代谢和消除动力学共同影响；污染较轻的河流反而显示更高BMF，说明营养传递效率是决定生态风险的重要因子。与全球数据相比，达卡河流的污染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且大量使用短链替代物，提示监管滞后。膳食风险显著，儿童尤为敏感。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首次对孟加拉国达卡城市河流食用鱼中的PFAS污染进行了全面评估。PFOS是主要污染物，总PFAS浓度最高达13.54 ng/g ww。底栖杂食性鱼类H. fossilis累积量最高，生物放大在所有河流中均被证实。最关键的发现是，成人和儿童经鱼摄食的ΣPFAS-4每周摄入量超过EFSA TWI 5–11倍，蒙特卡洛模拟证实风险遍及整个消费人群。反推的安全消费量（成人65.5–111.4 g/周，儿童27.3–46.4 g/周）远低于实际消费量，儿童面临更高风险。尽管研究存在局限，但中心结论稳健。这些结果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开展长期多物种监测，发布针对高污染物种（尤其是H. fossilis）和河流（Buriganga）的消费建议，并严格管制工业和生活PFAS排放。对PFAS实行类别化管理至关重要，以防再次发生令人遗憾的替代品问题，保护依赖这些河流获取蛋白质的社区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