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氏综合征患者散瞳前后波前优化屈光比较研究

《Ophthalmic and Physiological Optics》:Comparison of Wavefront-optimised Refraction Determined Pre- and Post-cycloplegia in Individuals with Down Syndrom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0日 来源:Ophthalmic and Physiological Optic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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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比较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 DS)参与者使用COAS-HD波前像差仪在散瞳前和散瞳后测得的指标优化屈光度,以及通过每种屈光度矫正后的视力。 **方法**:21名成人(平均年龄=31±9岁)和21名儿童(平均年龄

  
**摘要**

**目的**:比较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 DS)参与者使用COAS-HD波前像差仪在散瞳前和散瞳后测得的指标优化屈光度,以及通过每种屈光度矫正后的视力。

**方法**:21名成人(平均年龄=31±9岁)和21名儿童(平均年龄=11±4岁)DS患者在散瞳前后分别进行了波前像差测量。研究人员采用数学程序对每只眼的未矫正波前误差施加大范围的球柱屈光度,并计算由此产生的视觉Strehl比(visual Strehl ratio,VSX)。分别从散瞳前和散瞳后的分析中确定提供最佳VSX值的屈光度。参与者在第二次就诊时返回,在通过散瞳前和散瞳后优化屈光度矫正的情况下进行诊室视力测试。分析时,研究人员将屈光度转换为M、J0和J45矢量,并计算散瞳前后屈光度的总屈光力差值。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散瞳前后的视力。

**结果**:儿童右眼和左眼散瞳前与散瞳后屈光度的估计中位数总屈光力差值(Q1,Q3)分别为0.66 D(0.47,1.11)和0.80 D(0.44,1.12),成人右眼和左眼分别为0.90 D(0.41,1.43)和0.74 D(0.42,1.32)。散瞳后儿童和成人的M值均显著偏向远视(p=0.001)。成人和儿童在散瞳前与散瞳后视力测量值之间的单眼或双眼远视力均无显著差异(p>0.14)。

**结论**:散瞳状态显著影响指标优化屈光结果,但对DS成人和儿童的视力无显著影响。虽然散瞳前后测量值的中位数差异约为0.66~0.90 D,但部分个体差异可达数屈光度,提示对于部分个体而言,首次就诊时的散瞳仍然很重要。
# 唐氏综合征患者散瞳前后波前优化屈光比较:一项随机交叉临床试验解读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唐氏综合征(Down syndrome,简称DS)是活产婴儿中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之一。DS患者相较于非DS人群通常表现出更差的裸眼和矫正视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其更高的屈光不正水平和高阶像差(higher-order aberrations)。由于存在高度屈光不正、高阶像差,加之主观验光对认知功能的要求,使得DS患者的配镜处方确定变得尤为困难。因此,针对这一人群,客观屈光测量方法可能更为适宜。

一种用于确定屈光不正的客观方法是指标优化的波前屈光策略。该方法通过三个步骤来确定最佳屈光度:(1)计算在不同球柱屈光矫正下眼睛的残余波前像差;(2)利用残余像差量化光学或视觉质量的某一方面(即单一值指标);(3)确定优化该单值指标的屈光度。其中,空间域的视觉Strehl比(visual Strehl ratio,VSX)是一种与视力密切相关的图像质量指标,最大化VSX的屈光度已被证明可改善视网膜图像质量的模糊、对比度和重影方面。此前已有临床试验研究了这种处方确定方法与DS成人常见临床技术所获处方的比较,结果显示指标优化处方在个体中产生的视力获益等同于或优于传统主观验光技术。

然而,现有实验方法仍存在可改进之处。例如,既往研究中的指标优化屈光度是从参与者瞳孔散大后的像差测量中确定的,这要求参与者在初始视力评估前需返回进行第二次就诊,这一流程不符合大多数临床实践中单次就诊完成最佳矫正屈光度确定的需求。此外,瞳孔大小会影响高阶像差的幅值,尤其对于具有高度高阶像差的DS眼睛,最佳屈光度可能取决瞳孔直径。但既往研究显示,基于4和6 mm瞳孔直径确定的优化屈光度之间的平均差异(0.26±0.50 D)虽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未超过神经典型人群中主观验光技术的重复性。此外,散瞳还会抑制眼的调节(即睫状肌麻痹),而调节能力不良在DS患者中较为常见,因此可能不太容易引发仪器性近视。理想情况下,最佳屈光度的确定应在单次就诊中完成,而非需二次就诊,这符合当前临床标准。散瞳还可能引起暂时不适症状,因此不需瞳孔散大的屈光技术可改善整体患者体验。基于上述证据,研究人员推测对于DS儿童和成人,散瞳可能并非识别指标优化屈光度的必要条件。本研究旨在比较使用COAS-HD波前像差仪在散瞳前后确定的指标优化屈光度,以及通过每种屈光度获得的视力结果。

##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多中心临床试验采用随机交叉设计,经俄亥俄州立大学(OSU)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原则。儿童组测试在OSU进行,成人组测试在休斯顿大学视光学院(UH)进行。共纳入21名成人(≥18岁,平均年龄31.1±9.1岁)和21名儿童(<18岁,平均年龄11.0±3.6岁)DS患者,年龄总范围为5至52岁。排除标准包括眼球震颤、眼内或屈光手术史、妨碍波前测量的角膜或晶状体混浊及眼部疾病。

主要方法和流程如下:散瞳前通过红外 photorefraction(PowerRef 3)测量每名参与者的习惯性瞳孔直径,用于将波前测量值重新调整至每只眼的特定直径。儿童使用1%托吡卡胺后间隔5 min使用2.5%苯福林进行散瞳;成人前17名参与者使用0.5%托吡卡胺和2.5%苯福林,后4名则使用1%托吡卡胺和2.5%苯福林。散瞳后测量在第二滴药物滴入30 min后进行。使用COAS-HD波前像差仪在散瞳前后进行像差测量,目标为每只眼获得3至5张优质图像,并通过质量控制排除不合格图像。像差系数(2至10阶)被导出,并重新调整至每名参与者的习惯性瞳孔大小,然后使用自定义的MATLAB软件Spectacle Sweep进行计算。该程序在参与者平时屈光度周围±4.00 D球镜和±4.00 D柱镜范围内以0.25 D步长搜索,柱镜轴以1度步长全覆盖,对每只裸眼像差施加大量球柱屈光度组合,并计算每种屈光的VSX值,最终选取VSX值最优者作为指标优化屈光度。此过程分别对散瞳前后像差数据进行,从而获得每只眼在两种条件下的指标优化屈光度。远视力在3.72 m距离处使用英国标准字母表或HOTV四字母表测量,测试在暗室中进行,显示亮度为370~410 cd/m2,单眼及双眼依次检测。散瞳前后屈光度比较采用矢量转换(M代表等效球镜,J0代表水平/垂直散光分量,J45代表斜轴散光分量),计算总屈光力差异和散光差异。视力比较在第二次访视中进行试镜架验配测试,由对屈光度类型不知情的检查者进行视力评估,使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进行比较。

## 三、研究主要结果

### 3.1 屈光度比较

散瞳前后指标优化屈光度的总屈光力差异中位数估计值在儿童和成人中为0.66至0.90 D,这一差异主要由散瞳后M值的显著远视位移(p=0.001)所驱动,而非散光成分的实质性改变((经多重比较调整后p≥0.04)。儿童右眼和左眼总屈光力差异分别为0.66 D(Q1,Q3:0.47, 1.11)和0.80 D(0.44, 1.12),成人右眼和左眼分别为0.90 D(0.41, 1.43)和0.74 D(0.42, 1.32)。亚组分析显示仅M值在散瞳后显著增高(儿童和成人均如此),J0和J45在散瞳前后的变化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儿童组右眼和左眼的M值变化分别为0.56 D和0.70 D,成人组右眼和左眼分别为0.56 D和0.01 D。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4中观察到一名52岁高度近视成人(编号22020)的左眼出现极大的屈光度偏移。该参与者的习惯性瞳孔直径极小(2 mm),其波前测量通过2 mm瞳孔获得,可靠性存疑,这提示在使用未散瞳小瞳孔测量波前时,本方法可能存在误差风险。限制最小瞳孔直径约为3.25 mm可排除散瞳前后三个最大的屈光度偏移。

### 3.2 视力比较

27名参与者(成人70%,儿童65%)先进行散瞳前屈光度测试,13名参与者先进行散瞳后屈光度测试,检验未发现测试顺序对视力产生显著影响(p≥0.19)。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通过散瞳前屈光与散瞳后屈光进行单眼或双眼远视力测试,距离logMAR视力的平均值均无显著差异(p≥0.14)。良好的矫正视力结果与此前Anderson等人(0.33 logMAR,95% CI:0.27–0.38)和Little等人(0.33±0.18 logMAR)的报道基本一致,但略低于Martin-Perez等人的发现(0.15±0.10 logMAR),后者使用的LEA符号可能对视力测量产生更高的估计值。

##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确定散瞳是否为DS患者指标优化屈光过程中必需步骤。研究发现,散瞳前后屈光度组中位数总差异为0.66~0.90 D,超过已确立的主观验光技术约0.50 D的重复性,提示差异在临床层面具有一定意义。在矢量化屈光参数中,仅M分量在散瞳后出现0.56~1.01 D的显著远视位移。但个体差异显著,12%(10/82只眼)的M值差值≥2 D,最大可达6.88 D,主要由高度远视患者驱动。虽然散瞳能消除调节并揭示全部静态屈光不正,但其诱发的远视位移在解除散瞳调节恢复后可能使患者难以接受。

在视力方面,散瞳前与散瞳后优化屈光在试架测试中未产生统计显著的视力差异,表明尽管部分患者屈光变化显著,戴镜视觉表现并无明显差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短期试戴过程中患者可能未完全接受附加正镜力量,这或许解释了后散瞳屈光未带来视力优这个现象。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在于采用试架而非磨边镜片进行视力测试,高屈光不正和显著散光条件可能因顶点距离控制困难和透镜表面反射影响分辨率;此外,参与者无法长时间佩戴试验屈光镜。未来工作可考虑为参与者提供镜片并允许其在实验室外长时间佩戴,以评估长期佩戴对视力及日常活动的影响。

综合来看,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大多数DS患者散瞳前后指标优化屈光未见显著差异,但确实存在一部分患者表现出显著的远视方向偏移。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在初始屈光测定时仍应实施散瞳,尤其对已知存在远视偏移或瞳孔较小者。这一研究不仅对波前优化屈光有直接指导意义,对未来各类客观验光方法(如视网膜检影法)在DS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也有借鉴价值。尽管视力在散瞳前后屈光间无差异,但这一发现仅适用于无适应期的诊室内测试,在长期配戴处方镜后可能不能排除调整改变。

结论:许多DS患者散瞳前后指标优化屈光无明显变化,但确有部分个体出现较大偏移,提示初始屈光确定应在散瞳条件下进行。尽管散瞳前后屈光对应的视力并无显著差异,这一发现仅适用于缺乏适应期的诊室测试情境,处方长期配戴的实际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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