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Lessons from In Utero and Postnatal Exposure to Pesticide DDT: Mechanisms of Chromaffin Cell Vulnerability and Altered Catecholamine Homeostasis
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仍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且最为持久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尽管基于其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致癌性,DDT于1970至1980年代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被禁止用于农业,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于2006年重新批准其用于室内滞留喷洒以防控媒介传播疾病。因此,其环境负荷持续得到补充而非消减。生物监测调查证实,DDT残留几乎普遍存在于全球人群中。人类低剂量DDT暴露主要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发生。DDT的主要健康风险在于其干扰内分泌功能的能力。大量报告显示,DDT对生殖系统、甲状腺和免疫防御具有不良影响。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则研究相对不足。本文阐述了已知的内分泌干扰机制,并总结了低剂量DDT暴露干扰肾上腺髓质的现有数据。本综述聚焦于嗜铬细胞生物学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内分泌功能,包括儿茶酚胺的合成、分泌机制及儿茶酚胺释放入循环的过程;第二是肾上腺髓质的胚胎及出生后发育;第三是生理性细胞更新与细胞群体的维持,这是内分泌干扰的一个新颖且尚待阐明的方面。最后,研究人员提出了整合性的干扰机制,并指出知识空白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 引言
神经和内分泌系统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调节所有内脏功能。其发育障碍以及神经-内分泌调控相互作用的干扰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健康后果。肾上腺髓质主要由嗜铬细胞构成,是交感-肾上腺系统的主要效应器,也是循环儿茶酚胺(尤其是肾上腺素)的主要来源。嗜铬细胞源自胚胎期的神经嵴,表现出独特的神经内分泌表型,作为修饰的交感神经元,在生理或心理应激下直接将儿茶酚胺释放入体循环。嗜铬细胞发育、分化和功能活性的精确调控对于维持心血管稳态、代谢平衡、机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以及对任何应激因子的适应至关重要。
嗜铬细胞的个体发生是一个高度协调的过程,依赖于内在遗传程序与外在微环境信号的复杂相互作用。肾上腺髓质发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皮质-髓质串扰:通过肾上腺内门脉血液系统从肾上腺皮质输送而来的高浓度局部糖皮质激素,对于嗜铬细胞的终末分化至关重要,特别是诱导苯乙醇胺N-甲基转移酶(phenylethanolamine N-methyltransferase, PNMT)的表达,该酶负责将去甲肾上腺素转化为肾上腺素。由于这种复杂的发育轨迹及其对局部旁分泌信号传导的依赖,嗜铬细胞在胚胎期和出生后早期极易受到干扰,这与“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概念相一致。由于嗜铬细胞兼具神经和内分泌特性,其可能是最易受内分泌干扰物影响的细胞类型。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是干扰天然激素合成、分泌、转运、作用或消除的外源性物质,包括数百种具有不同化学结构和暴露途径的物质。
就暴露频率和持续时间而言,最危险的物质是那些存在于食品中的物质,因为人类可能终生暴露于这些物质,并对器官发育和功能产生最显著的影响。内分泌干扰物从环境(例如,引入土壤或先前存在于土壤中的农药残留量)或包装进入食品,或在食品加工和制备过程中产生。前者构成最大风险,因为作为持久性污染物,它们无法从原料或成品食品中去除。
近几十年来,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普遍存在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健康问题。虽然生殖系统和甲状腺轴在内分泌干扰物暴露的背景下已被广泛研究,但这些化学物质对交感-肾上腺轴,特别是对肾上腺嗜铬细胞的影响,仍明显未被充分探索。本综述旨在总结最持久的环保内分泌干扰物——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低剂量暴露对嗜铬细胞发育和功能所引起的变化的数据,以从DDT作用的机制和表现中汲取有益教训,用于未来神经内分泌干扰研究。
2. DDT:持久性、暴露与内分泌干扰特性
DDT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有机氯化学品,具有优异的杀虫特性。它作为一种触杀性杀虫剂作用于神经系统。DDT与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电压门控钠通道结合,使其稳定在开放状态,导致重复、不受控制的神经放电,引起痉挛并最终死亡。低生产成本、高效率以及对人类和动物相对较低的急性毒性使DDT在农业和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1950至1970年代,全球每年使用五十万吨DDT,其中70-80%用于农业。由于其长半衰期和抗生物降解能力,这导致了其无处不在的传播和持久性。在1970至1980年代,DDT在农业中的使用被《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禁止,后来在媒介传播疾病控制中也受到限制。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恢复了在世界上12个国家使用DDT控制疟疾和利什曼病媒介,因为替代DDT的杀虫剂被证明无效,导致这些疾病显著增加。DDT目前存在于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包括海洋。DDT使用的恢复导致其在水体和土壤中浓度下降速度放缓。DDT不仅污染土壤和水体,还在食物链中积累。这解释了其在植物源和动物源食品中的存在。食品中DDT水平受国际和国家法规监管,但实际上反映了其在动植物中的分布,动物产品中含量较高,植物产品中含量较低。食品中DDT最大允许水平平均为植物产品中50 μg/kg至肉和鱼中200-400 μg/kg,DDT及其相关化合物的暂定每日可耐受摄入量为0.01 mg/kg体重。
DDT是一种小分子,具有两种异构体。最常见的是p,p’-异构体。由于低分子量和高亲脂性,两种异构体均易于被肠道淋巴系统吸收并穿透血-组织屏障。DDT代谢物在富含脂质的组织中蓄积,主要是脂肪组织,并长期储存。DDT及其主要代谢物双对氯苯基二氯乙烯(DDE)在人体内可存留数年,DDT的半衰期为3至6年,DDE的半衰期约为6至12年。
由于DDT可穿越胎儿-胎盘屏障并在母乳中蓄积,生命早期的暴露即开始。DDT及其主要代谢物DDE通常在人类胎盘组织中蓄积,报告的水平因地理位置、当地饮食习惯和历史使用情况而差异很大。典型浓度范围从低十亿分率(pg/g或ng/g脂重)到每千克数微克(μg/kg)不等,表明存在持续的经胎盘转移。尽管近几十年来母乳中DDT及其代谢物浓度有所下降,但几乎100%的样本中均检测到其存在,无论居住地区如何。全球监测显示,人类母乳中DDT浓度仍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最低水平出现在欧洲、美国中部地区、俄罗斯、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最高水平出现在东南亚,尤其是印度。胎盘和哺乳传递构成最大的健康风险,因为它发生在最脆弱的时期。产前和产后低剂量DDT暴露与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发育程序的改变相关,并具有显著的长期后果。除了发育和功能干扰外,DDT还被证明可诱导疾病的表观遗传跨代遗传。因此,低剂量DDT暴露对当代和未来几代人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需要系统的方法来确定其后果。
DDT是最早被确定具有内分泌干扰活性的化合物之一。早期研究将DDT的干扰效应与其结合核受体的能力联系起来。DDT及其代谢物被认为是强效的雌激素受体激动剂以及孕激素受体和雄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受体的激活和雄激素受体的抑制增加了雌激素信号传导并使其占主导地位。发育期DDT暴露导致雌性生物体成熟加速和雄性雄性化障碍。大量研究揭示了在DDT被用作作物保护农药或媒介疾病控制的地区,两性性早熟、生殖系统畸形和功能受损的发生率较高,乳腺癌风险也较高。DDT还被发现通过抑制促甲状腺激素受体的激活和内化来干扰其信号传导。DDT的抗甲状腺作用还包括抑制钠/碘同向转运体的产生(该转运体负责将碘离子转运到细胞中),以及损害甲状腺球蛋白的内吞作用和减少甲状腺细胞中溶酶体的形成(这是甲状腺球蛋白裂解所必需的)。因此,DDT创造了一种以雌激素占优势、雄激素和甲状腺激素缺乏的激素背景,导致调节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的激素信号失衡。
除了与核受体相互作用外,DDT及其代谢物还可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它们破坏电子传递链并导致活性氧的过度产生。DDT和DDE被证明会影响电子传递链的复合物II(琥珀酸脱氢酶)和复合物V(ATP合酶),损害细胞呼吸和ATP的产生。能量缺乏和氧化应激是激活凋亡途径的众所周知的触发因素。在多种细胞类型(不仅仅是内分泌细胞)中均报道了DDT暴露后诱导细胞凋亡。
因此,DDT改变了甲状腺和性腺激素信号的平衡,调节形态发生过程,影响离子通道,损害线粒体功能,从而失调细胞器的功能和内分泌细胞的分泌机制。很明显,DDT作用的分子和细胞机制可以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对任何细胞类型(包括神经系统细胞)产生负面影响。第一种是直接干扰细胞功能。第二种是影响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
3. 嗜铬细胞功能的干扰
DDT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毒性潜力——其扰动神经元兴奋性、损害认知和诱导神经行为缺陷的能力——已得到相对充分的表征,甚至有流行病学关联表明,职业性暴露于较高剂量杀虫剂的农业工人脑组织中DDT代谢物积累与帕金森病相关。相比之下,低剂量DDT暴露对外周神经系统,更具体地说是对神经内分泌调节回路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空白。
在这个尚未充分探索的领域中,肾上腺髓质及其构成的嗜铬细胞代表了具有特殊脆弱性和生理重要性的靶标。嗜铬细胞是神经嵴的衍生物,起源于沿节前交感轴突迁移的施万细胞前体,在胚胎发育期间定植于肾上腺原基。它们与突触后交感神经元共享广泛的转录、结构和功能同源性,采用类似的儿茶酚胺生物合成机制和等效的调控性胞吐装置。这种神经元谱系特性赋予嗜铬细胞对亲脂性神经毒物(易分配到其膜和细胞器中)的高度敏感性。在功能上,肾上腺髓质提供高达80%的循环肾上腺素池,使其成为交感-肾上腺应激轴的主要体液效应器。因此,任何外源性物质诱导的嗜铬细胞完整性损害都会威胁全身儿茶酚胺稳态。重要的是,尽管肾上腺皮质对DDT的毒性和干扰作用的敏感性及其三个类固醇生成区的差异脆弱性已受到相当关注,但肾上腺髓质相对被忽视。然而,新兴的实验证据表明,发育期低剂量DDT暴露抑制肾上腺髓质肾上腺素输出,干扰儿茶酚胺合成和/或分泌。在这方面,我们将在文章后面考虑儿茶酚胺合成和释放的机制以及DDT如何干扰这些过程。
3.1 嗜铬细胞中儿茶酚胺的合成与分泌
3.1.1 儿茶酚胺的生物合成与储存
嗜铬细胞中儿茶酚胺的生物合成遵循一条充分表征的酶促途径,起始于通过L型氨基酸转运体从循环中摄取酪氨酸。第一步也是限速步骤是酪氨酸羟基化为L-3,4-二羟基苯丙氨酸(L-DOPA),由酪氨酸羟化酶催化。酪氨酸羟化酶是一种依赖四氢生物蝶呤和铁的单加氧酶,其活性通过cAMP依赖性蛋白激酶A、蛋白激酶C和Ca
2+/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II途径在多个丝氨酸残基(Ser19、Ser31、Ser40)上的磷酸化进行严格调控。这种磷酸化依赖性调节对于持续应激下快速调整儿茶酚胺输出至关重要。酪氨酸羟化酶的长期调控涉及其基因表达。酪氨酸羟化酶基因启动子包含众多转录因子结合位点,使mRNA水平可受到Ca
2+、糖皮质激素、神经元活动、缺氧和应激的调节。然而,许多研究报告了触发因素诱导的酪氨酸羟化酶基因转录、酪氨酸羟化酶mRNA和酪氨酸羟化酶蛋白之间的主要差异。这些差异表明转录后机制在调节酪氨酸羟化酶对应激和其他刺激的反应表达中也起重要作用。酪氨酸羟化酶活性严格依赖于细胞中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终产物儿茶酚胺直接与酶结合,并通过与其天然辅因子四氢生物蝶呤竞争来减慢其速度。终产物的反馈抑制在酪氨酸羟化酶控制中起主要作用。酶抑制的另一个机制是通过泛素-蛋白酶体偶联途径降解酪氨酸羟化酶。
L-DOPA随后被芳香族L-氨基酸脱羧酶脱羧为多巴胺,该酶是一种依赖磷酸吡哆醛的酶,在生理条件下不构成限速步骤。多巴胺随后通过囊泡单胺转运体1(VMAT1)被转运到嗜铬颗粒中,在那里被多巴胺β-羟化酶(DBH)转化为去甲肾上腺素,DBH是一种依赖铜和抗坏血酸的单加氧酶,与儿茶酚胺、ATP和阿片肽共同包装在颗粒腔内。
最后一步,也是肾上腺嗜铬细胞所特有的,是将去甲肾上腺素N-甲基化为肾上腺素。该反应由PNMT催化,利用S-腺苷甲硫氨酸作为甲基供体。PNMT表达严格依赖于通过肾上腺内门脉系统输送的高浓度局部糖皮质激素,使肾上腺素合成成为肾上腺髓质表型的标志。垂体切除阻止皮质类固醇产生,可降低大鼠PNMT表达。通过皮质类固醇替代可将表达完全恢复至正常水平,但不能超过此水平,表明糖皮质激素对儿茶酚胺合成的影响。皮质类固醇激素通过翻译后机制控制PNMT活性,间接防止PNMT降解。糖皮质激素介导并维持S-腺苷甲硫氨酸代谢酶(包括甲硫氨酸腺苷转移酶和S-腺苷同型半胱氨酸水解酶)的表达。它们的活性提供足够的S-腺苷甲硫氨酸,既用于催化,也通过掩蔽蛋白质的蛋白水解脆弱区域来稳定PNMT。糖皮质激素控制的另一个机制涉及调节PNMT mRNA的表达。
合成的儿茶酚胺储存在称为嗜铬颗粒的大致密核心囊泡中。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储存在不同的颗粒中。嗜铬颗粒平均直径为200-400 nm,含有高度浓缩的内部基质,由儿茶酚胺(高达0.5 M)、ATP、嗜铬粒蛋白、神经肽和多巴胺β-羟化酶组成。颗粒的酸性内部(pH约5.5)由液泡型H
+-ATP酶维持,为VMAT1介导的单胺摄取提供电化学驱动力,以交换两个质子。
嗜铬粒蛋白是嗜铬颗粒中最丰富的可溶性蛋白质,发挥双重作用:它们作为生物活性肽(如血管抑素、胰抑素)的前激素前体,并作为颗粒基质组织者,促进儿茶酚胺与ATP和钙凝结成渗透失活的形式,适合高密度储存。嗜铬颗粒的生物发生涉及反式高尔基体网络,其中多巴胺β-羟化酶和VMAT1等货物蛋白被分选到未成熟分泌颗粒中,通过酸化和蛋白水解加工成熟。
3.1.2 儿茶酚胺的分泌
肾上腺嗜铬细胞与其他含有分泌颗粒的细胞类型一样,已知通过“亲吻-并-崩溃”和“亲吻-并-运行”机制、斑块状脱粒或分子分泌来分泌合成产物。胞吐作用,即颗粒膜与质膜融合,打开融合孔将内容物释放到细胞外空间的过程,被认为是儿茶酚胺释放的主要途径。
肾上腺髓质受节前交感胆碱能纤维支配,将乙酰胆碱释放到嗜铬细胞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上,主要是α3β4亚型。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的激活导致快速的Na
+内流和膜去极化,进而打开电压门控钙通道(VGCC),在牛和啮齿动物嗜铬细胞中主要为N型、L型和P/Q型。由此产生的钙内流触发嗜铬颗粒与质膜的胞吐融合。升高的细胞外钙离子浓度以钙浓度依赖性方式将胞吐的首选模式转变为“亲吻-并-运行”机制。
嗜铬细胞中胞吐的分子机制已使用这些细胞作为调节性分泌模型系统进行了广泛表征。核心SNARE复合物由质膜上的突触融合蛋白-1和SNAP-25(t-SNARE)以及颗粒膜上的突触泡蛋白-2(VAMP2)(v-SNARE)组成。钙传感器突触结合蛋白-1锚定在颗粒膜上,以低亲和力和高协同性结合钙离子,在钙进入后毫秒内触发最终融合步骤。Neher及其同事使用牛嗜铬细胞膜片钳电容测量进行的开创性工作揭示了胞吐至少以两个动力学上不同的阶段发生:一个是在质膜对接的快速可释放颗粒池,在数十毫秒内融合;另一个是慢速可释放池,需要数秒至数分钟的启动和补充。这种双相释放在生理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允许嗜铬细胞在持续应激期间提供即时的儿茶酚胺激增和持续的分泌反应。
胞吐后,颗粒膜通过网格蛋白介导的内吞或批量内吞回收,颗粒被重新酸化和重新加载儿茶酚胺,这一过程称为“亲吻-并-运行”或全塌陷回收,取决于刺激强度。这种颗粒回收对于在重复或持续刺激期间维持嗜铬细胞的分泌能力至关重要,其破坏代表了外源性物质毒性的潜在靶标。
嗜铬细胞分泌受多种自分泌和旁分泌机制调节。尼古丁和其他烟碱激动剂产生双相反应:初始刺激后受体脱敏,这一现象具有相当大的毒理学相关性。从嗜铬颗粒共释放的阿片肽激活同一细胞上的μ-阿片受体,提供抑制儿茶酚胺进一步分泌的负反馈。
3.2 嗜铬细胞分泌对内分泌干扰的脆弱性
上述生理框架确定了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的多个脆弱靶标:(i)儿茶酚胺生物合成的酶机制,特别是酪氨酸羟化酶(其活性对氧化修饰敏感)和PNMT(其分泌受肾上腺皮质细胞激素控制);(ii)VMAT1功能和颗粒酸化,可能受到线粒体毒素的损害;(iii)VGCC,是包括DDT在内的几种有机氯农药的直接分子靶标;(iv)SNARE依赖性融合机制,需要精确的钙微域信号传导。后续章节将研究DDT及其代谢物如何特异性地干扰这些过程。
3.3 DDT干扰肾上腺髓质分泌的已确定机制
体内研究表明,暴露于食品最大允许水平内的低剂量DDT导致血液中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逐渐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在产前和产后以及仅产后暴露的动物中均记录到血液肾上腺素下降,表明肾上腺髓质嗜铬细胞功能障碍。唯一的区别是下降开始的时间。当暴露从产前开始时,下降更快。因此,暴露开始时的个体发育阶段并不关键。
免疫组织化学评估显示,暴露动物肾上腺嗜铬细胞中催化儿茶酚胺合成的酶出现细胞质酪氨酸羟化酶免疫反应性进行性降低,并出现一个几乎酪氨酸羟化酶阴性的嗜铬细胞亚群,该亚群在对照髓质中基本不存在。由于酪氨酸羟化酶同时是儿茶酚胺生物合成的限速酶和终末嗜铬细胞分化的典型标志物,其丢失可能表明分化细胞中的酶下调、终末分化失败或成熟细胞去分化。
低剂量发育期DDT暴露以剂量和时间窗口依赖性方式抑制酪氨酸羟化酶的产生。当暴露从出生后开始时,这种效应最为显著,在大鼠成年髓质中产生高达23-28%的酪氨酸羟化酶阴性细胞。由于酪氨酸羟化酶催化儿茶酚胺产生的第一步,其缺陷解释了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下降。与肾上腺素不同,血液池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来源于交感神经元。报道的血液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联合下降表明DDT对不同类型的儿茶酚胺产生细胞具有干扰作用。令人惊讶的是,暴露动物血液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下降比肾上腺素水平更显著。这表明可能涉及与增强再摄取导致的突触间隙递质溢出减少相关的额外机制。DDT抑制酪氨酸羟化酶合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抑制效应在青春期后显著增加,无论暴露始于产前还是产后。
儿茶酚胺从细胞分泌也可能是内分泌干扰物的靶标,因为它是一个多组分且通常耗能的过程。儿茶酚胺释放主要通过分泌颗粒的钙依赖性胞吐进行,这需要线粒体的参与。在嗜铬细胞中已鉴定出两个功能不同的线粒体群体:核周和质膜下;后者通过缓冲释放位点的局部钙瞬变直接支持胞吐。DDT暴露大鼠的嗜铬细胞显示总线粒体数量减少,损失不成比例地发生在质膜下群体中,而这正是形成颗粒融合所需局部钙微域的区室。存活的线粒体表现出基质肿胀和嵴破坏。它们的拓扑结构向核周区域移位。细胞质中含儿茶酚胺的分泌颗粒数量及其电子密度也降低。所有这些发现表明儿茶酚胺产生减少和分泌机制受损。一种替代分泌途径——斑块状脱粒,其中颗粒内容物溶解并以分子形式释放而不完全胞吐,在DDT暴露和衰老的嗜铬细胞中增强,似乎部分补偿了胞吐失败。
4. 嗜铬细胞发育的干扰
已知DDT与类固醇激素核受体结合的能力表明,它在胚胎和出生后个体发育中改变了细胞生长和分化的平衡。
4.1 嗜铬细胞的胚胎发育及其调控
肾上腺嗜铬细胞起源于神经嵴,这是一个在早期胚胎发生过程中出现在神经板和非神经外胚层边界处的瞬时多能细胞群体。它们来源于神经元相关的多能细胞,也称为施万细胞前体。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嗜铬细胞前体经历复杂的迁移途径。它们首先通过体节向腹侧迁移形成交感神经节,随后这些细胞的一个子集侵入发育中的肾上腺皮质形成肾上腺髓质。细胞迁移由趋化吸引信号(包括neuregulin-1及其受体ErbB3)以及排斥线索(如semaphorins和ephrins)的组合引导。迁移的精确定时和协调至关重要,因为干扰可能导致异位嗜铬细胞簇或肾上腺髓质发育不全。
施万细胞前体分化为嗜铬细胞在人类胚胎发育第11.5天开始,而在大鼠中,嗜铬细胞分化始于产前第18天,并持续到出生后第10天完成。
神经嵴来源前体分化为成熟嗜铬细胞受转录因子的层级网络控制。其中最关键的包括配对样同源结构域转录因子PHOX2B、碱性螺旋-环-螺旋因子MASH1(也称为ASCL1)和HAND2,以及LIM同源结构域因子ISL1。PHOX2B被认为是自主神经元发育的主调节因子,对嗜铬细胞前体的存活和分化至关重要;PHOX2B突变与先天性中枢性低通气综合征和先天性巨结肠病相关,这些疾病通常伴有肾上腺髓质功能障碍。MASH1和HAND2在指定儿茶酚胺能表型方面发挥互补作用。MASH1是初始定向到交感谱系所必需的,而HAND2对嗜铬细胞祖细胞的维持和扩增至关重要。这些转录因子激活下游靶标,包括酪氨酸羟化酶、多巴胺β-羟化酶和囊泡单胺转运体VMAT1,这些是儿茶酚胺合成和储存所必需的。
肾上腺嗜铬细胞发育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对邻近肾上腺皮质局部旁分泌信号的依赖性。与保持主要为去甲肾上腺素能的交感神经节神经元不同,肾上腺嗜铬细胞通过表达PNMT获得合成肾上腺素的能力。这一终末分化步骤严格依赖糖皮质激素。通过连接肾上腺皮质和髓质的肾上腺内门脉血液系统输送的高浓度糖皮质激素激活嗜铬细胞中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后者直接结合PNMT基因启动子中的糖皮质激素反应元件,诱导其转录。这种皮质-髓质串扰确保肾上腺素产生与肾上腺功能成熟紧密耦合,并且主要发生在啮齿动物晚期胎儿和早期出生后发育阶段,或人类妊娠晚期。无论通过嗜铬细胞中糖皮质激素受体的遗传消融、手术垂体切除还是暴露于改变肾上腺类固醇生成的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来破坏这种旁分泌轴,都会导致PNMT表达急剧降低,并转向主要为去甲肾上腺素能的表型。
4.2 发育期对内分泌干扰物的脆弱性
嗜铬细胞的发育程序依赖于迁移、转录调控和旁分泌信号传导的精确时空协调,这使得这些细胞在关键易感窗口期特别容易受到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的影响。胚胎期和出生后早期代表高度可塑性阶段,在此期间内分泌干扰暴露可诱导嗜铬细胞数量、表型和功能能力的持久甚至永久改变。
因此,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干扰嗜铬细胞发育:(i)通过改变引导线索信号传导直接影响神经嵴细胞迁移和存活;(ii)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如DNA甲基化或组蛋白修饰)调节转录因子活性;(iii)破坏肾上腺皮质中糖皮质激素的合成和信号传导;以及(iv)诱导氧化应激,这可损害线粒体功能并触发分化中嗜铬细胞的凋亡。“发育重编程”的概念表明,在这些关键时期的内分泌干扰暴露可能不会引起明显的形态学异常,而是诱导交感-肾上腺系统设定点的细微转变,使机体易患改变的压力反应性、代谢功能障碍或晚年心血管疾病。
4.3 DDT对嗜铬细胞发育的影响
环境研究和实验数据未显示DDT暴露动物出现肾上腺畸形或嗜铬细胞异位。发育期暴露似乎对出生后生活中的肾上腺皮质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肾上腺皮质增生。肾上腺的正常解剖和组织学表明,产前DDT暴露不影响肾上腺原基的形成、神经嵴细胞的迁移或其转录调控。对暴露实验动物的组织学评估显示肾上腺髓质生长变化,表明低剂量DDT暴露的真正健康风险是发育程序的改变和增殖模式的改变。在完整大鼠中活跃的青春前期和青春期髓质生长,在DDT暴露动物中因嗜铬细胞增殖率降低而减弱。嗜铬细胞的增殖与造血表达同源盒(Hhex)的表达紧密相关,Hhex是一种转录因子,已知为细胞分裂抑制剂。DDT暴露大鼠在青春期显示嗜铬细胞中Hhex表达升高,成熟后Hhex表达显著下调。Hhex的抑制激活细胞分裂,这补偿了延迟的生长,但也增加了增生的风险。暴露开始的个体发育阶段也很重要。从出生后第一天开始的低剂量DDT暴露导致增殖障碍更深刻的变化。这大概可归因于活性分化阶段,该阶段持续到出生后个体发育第10天。由于增殖和分化是连续过程,对前者的较高抑制可能表明DDT干扰细胞成熟。
Shinomiya和Shinomiya首先证明DDT在低于明显细胞毒性的浓度下损害嗜铬细胞谱系分化。他们发现o,p’-DDT和p,p’-DDT均抑制神经生长因子刺激的PC12嗜铬细胞瘤细胞分化,涉及p44/42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刺激参与抑制分化。我们上述研究结果,即长期暴露于低剂量DDT导致正成红细胞样嗜铬细胞中酪氨酸羟化酶表达进行性丧失,表明成熟细胞可能去分化。去分化是特化的、产生激素的细胞失去其成熟特征并恢复到更简单的祖细胞样状态的生物学过程,该状态可表达干细胞标志物并可能重新进入细胞周期。特化丧失是出生后个体发育期间细胞群体自我更新和维持的关键生理机制,也可能成为内分泌干扰的靶标。
5. 嗜铬细胞更新的干扰
嗜铬细胞的生理性和修复性再生能力较低;然而,它们终生都在更新其细胞群体。目前的证据支持三种非排他性途径,通过它们可以维持或恢复嗜铬细胞群体。
5.1 分化嗜铬细胞的自发分裂
最简单的机制由增殖标志物与嗜铬细胞抗原的共定位支持,即一部分成熟细胞保留了有限的自我更新能力。报道的数据表明,该途径主要在新生儿期具有数量意义,此后变得次要。
5.2 胶质型多能祖细胞
最重要的最新进展涉及支持细胞——外周胶质样细胞群体,长期以来仅被赋予支持作用。单细胞转录组分析鉴定了一个缺乏嗜铬细胞标志物但表达与胚胎施万细胞前体部分共享的祖细胞特征的簇,包括Plp1、Sox10、S100b、Gfap,以及在此背景下先前未报道的Sox2。遗传谱系追踪随后证明,出生后SOX2
+细胞作为来自胚胎施万细胞前体的独特群体出现,在成人人类髓质中持续存在,并在体内和体外产生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谱系的嗜铬细胞。还鉴定了第二个旁分泌功能:SOX2
+细胞通过分泌WNT6维持嗜铬细胞增殖,在干细胞区室和周围实质中的经典Wnt信号传导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机制联系。
5.3 成熟细胞的去分化
第三种途径假设高度分化的嗜铬细胞可以部分逆转其表型,下调终末标志物并重新进入细胞周期。我们的发现表明,当肾上腺完成生长且细胞增殖活性下降时,高度分化的嗜铬细胞改变其转录谱。除了高酪氨酸羟化酶表达外,一些细胞开始激活经典β-连环蛋白/Wnt信号传导和Sonic hedgehog通路。经典Wnt信号传导参与众多过程,包括基因转录、细胞增殖、迁移和分化的变化。它对细胞命运决定至关重要。Sonic hedgehog信号通路参与胚胎发育期间的神经发生和出生后生命中神经组织的修复。除了形态发生素的激活外,成年嗜铬细胞还表现出多能性因子Oct4的上调,该因子控制多能状态的维持。因此,肾上腺髓质产生了一个准备进一步去分化的高度分化嗜铬细胞池。
研究表明,发育期DDT暴露破坏了更新机制的平衡。DDT对β-连环蛋白(经典Wnt信号传导的关键介质)的产生及其向核的转位产生负面影响。经典Wnt信号传导的变化与嗜铬细胞增殖模式的改变无关,而Sonic hedgehog通路和Oct4则与其增殖率密切相关。DDT诱导的青春期嗜铬细胞增殖抑制与较高数量的Sonic hedgehog激活细胞和Oct4阳性细胞相关,而伴随的增殖增加与Sonic hedgehog和Oct4表达细胞的较小增加相关。因此,DDT耗尽了细胞更新的来源。
6. 表观遗传重编程作为长期效应的机制
过去十年内分泌干扰物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是认识到DDT等化学物质的暴露可诱导稳定的表观遗传修饰,这些修饰在初始暴露停止后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传递给后代。这种现象被称为“发育重编程”或“表观遗传遗传”,为DOHaD概念提供了分子机制,并解释了短暂的环境暴露如何产生终生的健康后果。
表观遗传修饰包括三种主要机制:(i)DNA甲基化,主要在CpG二核苷酸处;(ii)组蛋白翻译后修饰(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和泛素化);以及(iii)非编码RNA表达,特别是微小RNA(miRNA)和长链非编码RNA(lncRNA)。这些修饰在不改变潜在DNA序列的情况下调节基因表达,并可通过细胞分裂稳定维持,使其成为介导环境对基因表达长期影响的理想候选者。
Nilsson等人揭示了环境毒物DDT诱导卵巢病理以及颗粒细胞表观基因组和转录组改变的跨代表观遗传遗传。Sadler-Riggleman等人证明,暴露于DDT的大鼠F3代支持细胞中关键基因通路(如丙酮酸代谢通路)发生改变。这些观察表明,祖先暴露于环境毒物促进支持细胞的跨代表观遗传遗传以及与睾丸异常相关的表观遗传和转录组改变。因此,DDT引起雌性和雄性生殖系统内分泌细胞的跨代变化。目前,关于其对神经系统细胞表观遗传调控的影响尚无令人信服的数据,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阐明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增殖和分化、神经介质释放的可能变化,以及DDT暴露对前几代人对记录的抑郁和行为障碍发病率增加的影响。然而,在成人疾病胚胎起源的背景下,DDT及其类似物是晚年病理的关键触发因素。这强调需要正式承认持久性内分泌干扰物是这些慢性疾病的确定原因。
7. 嗜铬细胞脆弱性的整合机制
本综述系统检查了DDT及其持久性代谢物对肾上腺嗜铬细胞发育和功能的影响,揭示了分子、细胞和表观遗传机制的复杂网络。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酪氨酸羟化酶的抑制。体内最可重复的发现是嗜铬细胞质中酪氨酸羟化酶免疫反应性的进行性丧失,同时出现一个在对照髓质中不存在的酪氨酸羟化酶阴性亚群。由于酪氨酸羟化酶催化儿茶酚胺生物合成的限速步骤并同时定义终末嗜铬细胞身份,其耗竭本质上具有模糊性。这可能反映了完整细胞中的转录下调、新生成细胞的终末分化失败或成熟细胞的去分化。尚无研究通过在暴露髓质中同时测量酪氨酸羟化酶基因转录本和蛋白质来区分这些可能性,这仍然是一个核心实验空白。可以说该效应不是细胞死亡的继发现象:在这些暴露水平下未报道显著的嗜铬细胞凋亡或坏死。
线粒体耗竭和氧化应激。DDT在体外的细胞毒性通过活性氧的过度产生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降低,伴随线粒体通透化来进行。在体内,结构对应物是基质肿胀、嵴紊乱和线粒体丢失,其中质膜下池不成比例地耗竭。这在机制上具有决定性:质膜下线粒体塑造门控颗粒融合的局部Ca
2+微域;因此,它们的选择性丢失损害颗粒释放并导致血液儿茶酚胺水平降低。
分化干扰。DDT在神经生长因子诱导的嗜铬细胞瘤细胞中体外阻断分化表明旁分泌调节的破坏。这些发现需要体内确认,并进一步研究对内分泌干扰敏感的旁分泌刺激。
发育和更新转录的干扰。发育期暴露扰乱肾上腺组织中经典Wnt/β-连环蛋白信号传导、Oct4和Sonic hedgehog的年龄相关动态,并干扰出生后髓质生长和细胞更新的转录调控。DDT暴露引起发育延迟和细胞周转储备形成不足。
在图4中,我们提出了DDT作用于嗜铬细胞的整合模型,指出了某些事件的证据强度,并表明需要在动物实验中研究和验证体外数据以及新出现的假设。
8. 知识空白与挑战
尽管在理解DDT的干扰作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几个关键的知识空白。
人类相关性:大多数机制研究使用啮齿动物模型或细胞系(PC12和原代嗜铬细胞培养物)。这些发现转化为人类肾上腺髓质功能的程度仍不确定,特别是考虑到肾上腺解剖结构和DDT代谢的物种差异。
混合物效应:人类暴露于复杂的内分泌干扰物混合物,而非单独的DDT。DDT与其他有机氯农药、邻苯二甲酸盐、双酚类和全氟化合物之间潜在的协同、相加或拮抗相互作用,在肾上腺功能背景下基本上未被探索。
性别特异性效应:初步证据表明DDT诱导的肾上腺效应存在性别二态性;然而,其潜在机制(激素、代谢和表观遗传)及其对性别特异性疾病易感性的影响仍然知之甚少。
9. 未来研究方向
解决这些知识空白需要多方面的方法。
纵向队列研究:具有详细暴露评估(母体和儿童DDT水平、代谢物谱)以及重复肾上腺功能测量(唾液皮质醇、血浆儿茶酚胺和心血管反应性)的前瞻性出生队列对于建立人类因果关系是必要的。整合表观遗传谱(DNA甲基化和miRNA表达)将有助于识别机制联系。
跨代研究:在动物模型中精心设计的多代研究,严格控制暴露时间、剂量和途径,对于阐明表观遗传遗传机制和识别关键易感窗口至关重要。这些研究应包括母系和父系传递途径。
系统生物学方法:使用网络分析和机器学习整合转录组、表观基因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数据,可能揭示新的途径并识别可作为治疗靶标的关键调控节点。
干预研究:测试抗氧化疗法、表观遗传修饰剂或生活方式干预(饮食和运动)在逆转或减轻DDT诱导的肾上腺功能障碍方面的功效的临床前研究具有直接的临床相关性。
野生动物监测:评估暴露于DDT和其他有机氯的野生动物种群中肾上腺功能和应激反应性的生态学研究,可以为种群水平后果提供见解并为保护策略提供信息。
10. 最终考虑
肾上腺髓质以其独特的发育轨迹、复杂的调节和在应激适应中的关键作用,既代表内分泌干扰的脆弱靶标,也是敏感指标。本文综述的研究表明,低剂量DDT暴露,无论从产前还是产后开始,均可深刻改变嗜铬细胞发育、功能,甚至可能的表观遗传编程,其后果可延续数代。很难确定个体发育中最易发生器官病理过程的时期;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