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吲哚化合物通过激活NRF2-ARE抗氧化通路和抑制RAW264.7细胞炎症反应的双重保护作用研究

《Molecules》:Oxindole Compounds Induce NRF2-ARE Antioxidant Pathway in MCF7 Cells and Reduce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RAW264.7 Cell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0日 来源:Molecules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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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先前报道的化学结构和合成方法为基础,研究人员制备了一系列共19种氧化吲哚衍生物,并评估了其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及诱导下游抗氧化基因表达的能力。所有19种化合物均能激活NRF2–ARE信号。其中,根据相对较低的半数有效浓度(EC50

  
以先前报道的化学结构和合成方法为基础,研究人员制备了一系列共19种氧化吲哚衍生物,并评估了其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及诱导下游抗氧化基因表达的能力。所有19种化合物均能激活NRF2–ARE信号。其中,根据相对较低的半数有效浓度(EC50)(分别为6.20和4.95 μM)及良好的细胞毒性特征,选取OIC3和OIC15进行进一步研究。两种化合物均以浓度依赖性方式激活NRF2,并在8–24小时内逐渐增加NRF2靶基因HO-1和NQO1的表达。其抗炎活性进一步在RAW 264.7巨噬细胞中进行了评估。量子化学计算确定外环亚苄基碳为最可能的亲电反应位点,而共价对接表明两种化合物的Cys151加合物在结构上可被KEAP1 BTB结构域容纳。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将OIC3和OIC15确定为有前景的NRF2–ARE激活剂,并支持将其作为氧化应激和炎症相关疾病的潜在治疗候选药物进行进一步研究。
**氧化吲哚衍生物通过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发挥抗氧化及抗炎作用的机制研究**

**1. 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抗氧化应答元件(ARE)信号通路是细胞抵御活性氧(ROS)及其他氧化应激源所致损伤的关键防御机制。在静息状态下,NRF2与Kelch样ECH相关蛋白1(KEAP1)结合,通过CUL3为基础的E3泛素连接酶复合物发生泛素化并被26S蛋白酶体降解。当细胞暴露于过度氧化应激时,ROS和亲电体修饰KEAP1的关键半胱氨酸残基(如Cys151、Cys273和Cys288),导致构象改变,使NRF2逃避降解并转位入核,与小Maf蛋白形成异二聚体并结合至靶基因启动子区的ARE序列,从而诱导血红素加氧酶-1(HO-1)和NAD(P)H醌氧化还原酶1(NQO1)等细胞保护基因的转录。

已有多种药物和小分子可激活NRF2-ARE通路,其中富马酸二甲酯(DMF)被批准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复发,奥马沃洛酮(Omaveloxolone)被批准用于治疗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然而,许多现有激活剂存在生物利用度有限、脱靶效应或安全性问题。吲哚类化合物具有诱导NRF2-ARE抗氧化通路的潜力,但已报道的吲哚类NRF2激活剂存在高浓度细胞毒性、选择性不足或药代动力学特性欠佳等局限。因此,研究发现并优化具有更高效力、安全性和NRF2通路选择性的新型氧化吲哚衍生物,对于推动其向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内容与总体结论**

研究人员合成了19种氧化吲哚衍生物,系统评估其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的能力。经筛选,OIC3和OIC15以较低EC50值(分别为6.20和4.95 μM)、良好的细胞毒性谱以及显著的NRF2诱导能力被选为候选化合物。两种化合物以浓度依赖方式激活NRF2,增加HO-1和NQO1蛋白表达。在RAW 264.7巨噬细胞中,两种化合物均浓度依赖性地抑制脂多糖(LPS)诱导的一氧化氮(NO)产生,其中OIC3在保持细胞活力的同时表现出显著抗炎活性。量子化学计算与共价对接揭示了其与KEAP1 Cys151共价结合的分子机制。该研究为氧化吲哚衍生物作为NRF2-ARE通路调节剂用于氧化应激及炎症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3.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该研究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1)Knoevenagel缩合反应合成系列氧化吲哚衍生物,以吲哚-2-酮为起始原料,与多种取代芳醛缩合;(2)基于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的NRF2-ARE激活筛选,使用ARE-LUC编码的MCF7报告细胞(购自Signosis)进行EC50测定;(3)蛋白质印迹法检测NRF2及下游靶蛋白HO-1和NQO1的表达水平;(4)Griess法检测RAW 264.7巨噬细胞中NO的生成;(5)基于密度泛函理论(DFT)的量子化学计算,计算全局亲电性指数(ω)和缩合Fukui函数,评估Michael受体特性;(6)使用CovDock进行共价对接,以KEAP1 BTB结构域与CDDO复合物晶体结构(PDB 4CXT)为受体模型。

**4. 主要研究结果**

**4.1 氧化吲哚衍生物的合成**

通过Knoevenagel缩合反应,以吲哚-2-酮为起始原料合成了19种氧化吲哚衍生物。研究人员选取了19种带有不同取代基的芳醛,其中甲氧基和羟基作为给电子基团,氰基、氟、氯、溴和三氟甲基作为吸电子基团。产物经硅胶柱色谱或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纯化,产率为23%至37%。氧化吲哚骨架中的α,β-不饱和酮结构可能作为亲电反应位点与KEAP1的半胱氨酸残基相互作用,芳醛取代基的电子性质可调节该结构的亲电性,从而影响生物活性。

**4.2 氧化吲哚化合物的NRF2-ARE激活及候选化合物筛选**

在ARE-LUC编码的MCF7报告细胞中,以100 μM至3.1 μM的二倍系列稀释浓度处理19种化合物并测定荧光素酶信号。所有合成的化合物均能诱导NRF2-ARE荧光素酶信号,但部分化合物仅在高浓度下激活NRF2。候选化合物通过比较EC50值选定,优先选择EC50较低且在50 μM浓度下无细胞毒性的化合物。OIC18具有较低EC50值(3.6 μM),但表现出强细胞毒性;OIC6具有相当EC50(6.8 μM),但最大ARE-荧光素酶诱导倍数(14倍)远低于OIC3(71倍)和OIC15(39倍)。OIC3和OIC15具有较低的EC50值,在ARE-MCF7细胞中未显示细胞毒性,且NRF2诱导倍数最高,故被选作进一步研究。构效关系分析显示,含有吸电子基团(如氯和溴)的衍生物比含给电子基团(如甲氧基和羟基)的化合物效力更强,且邻位取代化合物比间位和对位取代化合物效力更高。

**4.3 OIC3和OIC15剂量依赖性地诱导NRF2-ARE信号通路**

在ARE-MCF7细胞中以6.3至25 μM浓度处理OIC3和OIC15 24小时后,NRF2蛋白水平随浓度增加而升高,在50 μM时有所降低但仍高于DMSO对照组。以已知NRF2-ARE信号激活剂tBHQ作为阳性对照,两种化合物诱导NRF2信号水平与tBHQ相当。NRF2靶基因HO-1和NQO1的蛋白水平经两种化合物处理后均显著升高,呈剂量依赖性增加,表明NRF2激活成功诱导了下游氧化应激应答靶基因的表达。

**4.4 OIC3和OIC15激活NRF2-ARE信号通路的时间进程分析**

以EC50浓度(OIC3为6.2 μM,OIC15为5 μM)处理ARE-MCF7细胞,在4、8、12、24和48小时时间点检测蛋白表达。两种化合物在4小时即诱导NRF2蛋白表达,逐渐升高至12小时达到峰值,随后在48小时内下降。HO-1蛋白水平从8小时开始升高,24小时达到峰值,48小时下降。NQO1蛋白水平则从8小时起持续升高直至48小时。结果表明两种化合物在EC50浓度下,从4小时起诱导NRF2蛋白表达,8小时起显著诱导靶基因蛋白表达,后期趋近饱和,表明NRF2-ARE信号通路及其下游靶基因被强烈激活。

**4.5 OIC3和OIC15在RAW264.7细胞中的抗炎作用**

在评估抗炎活性前,先检测了化合物在鼠源RAW 264.7巨噬细胞中的细胞毒性。以50、25、12.5和6.3 μM浓度预处理2小时,随后以LPS(1 μg/mL)刺激22小时。OIC15在50 μM下细胞活力降低约40%,而OIC3在测试浓度范围内保持较高安全性。以地塞米松为阳性对照,LPS刺激显著诱导NO释放,而OIC3和OIC15均以浓度依赖性方式有效抑制NO产生。OIC15的NO抑制活性稍强但在最高浓度下具有毒性,OIC3则在保持细胞活力的同时显著抑制NO产生。

**4.6 氧化吲哚骨架Michael受体性质的计算评估**

通过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评价了全部19种衍生物及四种参考Michael受体的电子结构。缩合Fukui函数f+确定外环亚苄基碳(Cβ)为所有化合物中最易受亲核攻击的位点,氧化吲哚C3位排名第二,f+值约为前者的一半。计算得到的全局亲电性指数ω范围为1.80 eV(OIC6)至2.65 eV(OIC16),所有19种衍生物均处于强亲电体区域(ω > 1.5 eV)。对比参考化合物:甲基乙烯基酮为1.61 eV,未取代母体骨架为1.96 eV,反式查尔酮为2.09 eV,富马酸二甲酯为2.24 eV。在13种对位和间位取代的衍生物中,ω与Hammett取代基常数σ呈线性相关(ω = 0.689σ + 1.975;r2 = 0.823,n = 13,p < 0.001),为该方法的内部一致性提供了验证。邻位异构体ω较低具有位阻起源:所有六个取代基系列中,邻位异构体的优化芳基-乙烯基二面角均大于相应的对位异构体(平均差值7.1 ± 4.3°;配对t检验,p = 0.010)。在氯和溴系列中,邻位异构体的ω为三者中最低,但活性最高,表明该位置效应不能归因于内在巯基反应性的差异。共价对接以KEAP1 BTB结构域与CDDO复合物晶体结构(PDB 4CXT)为受体进行,共结晶配体的重新对接再现了实验结合模式(重原子RMSD为0.53 ?)。OIC3和OIC15均能在无位阻冲突的情况下被容纳,采用基本相同的结合模式,与同一组残基接触:氧化吲哚环与His129、Lys150和His154堆积,芳环与Lys131、Val132、Arg135和Val155接触。两种化合物的氧化吲哚苯环均与His154的咪唑形成平行位移的π–π堆叠相互作用。计算支持Michael受体机制,但表明系列内细胞效力的差异源于内在亲电性以外的因素。

**5. 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支持氧吲哚衍生物中α,β-不饱和酮结构作为Michael受体与KEAP1半胱氨酸残基共价结合的机制,且计算和对接数据与所提出的作用机制一致。需要强调的是,计算和对接结果本身并不直接证明化合物与KEAP1的结合。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量子化学描述符基于气相中孤立分子计算,未考虑溶剂化效应;计算均假设E异构体,而3-亚芳基氧化吲哚在溶液中可在酸性、碱性或光化学条件下异构化,测定条件下异构体组成尚未确定。

研究结论指出,19种氧化吲哚衍生物均表现出NRF2激活活性,其中OIC3和OIC15基于低EC50值、最小细胞毒性和强NRF2激活被确定为最具前景的候选化合物。两种化合物以剂量依赖方式增加NRF2蛋白水平,在转录水平激活NRF2-ARE通路,显著增加下游抗氧化蛋白HO-1和NQO1的表达。OIC3在RAW264.7细胞中无明显毒性且显著抑制NO产生,具有进一步开发价值。这些发现将OIC3和OIC15确定为有效的氧化吲哚类NRF2激活剂先导化合物,证明该化学骨架可用于开发NRF2-ARE抗氧化通路的小分子调节剂,为氧化吲哚衍生物的构效关系优化和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需要开展靶点结合、选择性、药代动力学评估以及体内效力和安全性研究,以确定其治疗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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