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枝菌根真菌与根际细菌协同驱动可持续农业:从共生演化到下一代生物接种剂研发的整合性综述

《Agriculture》:The Hidden Workforce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lant Interactions with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nd Rhizobacter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0日 来源:Agricultur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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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口增长驱动的粮食需求增加,加之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以及现代农业对合成肥料和农药的过度依赖,加剧了人们对既能维持作物生产力又能减少环境影响的可持续策略的探索。植物、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与根际细菌

  
摘要 人口增长驱动的粮食需求增加,加之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以及现代农业对合成肥料和农药的过度依赖,加剧了人们对既能维持作物生产力又能减少环境影响的可持续策略的探索。植物、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AMF)与根际细菌(rhizobacteria, RHZb)之间的有益互作是陆地植物最成功的进化适应之一,并已成为气候智慧型和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本文综合评述了这些互作的进化起源、植物招募、识别及共生与联合关系建立的分子和生理机制,以及支撑共生伙伴间养分交换的结构适应性。综述特别强调了AMF与RHZb在改善养分获取、重编程植物激素网络以及通过协调的生理、生化和分子响应增强生物与非生物胁迫耐受性方面的互补作用。最后,本文讨论了近期案例研究,以证明这些微生物如何在多样化农业系统中助力减少肥料投入、提高作物生产力、增强胁迫韧性并支持生态修复。总体而言,现有证据表明,将AMF与RHZb整合入作物管理实践,提供了一种增强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韧性的稳健生物学策略,为下一代生物接种剂和更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1. 引言
微生物是陆地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维持环境平衡中发挥核心作用。土壤蕴含着极高的生物多样性,每克土壤中可含多达109个微生物细胞及数千个物种,使其成为地球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栖息地之一。这些微生物积极参与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养分循环、有机质分解、土壤结构形成与稳定化以及促进植物生长。
在农业系统中,微生物过程与土壤健康的整合对于维持植物生长和生产力至关重要。据OECD/FAO预测,全球人口预计在2030年达到约85亿。此外,有研究估计2010年至2050年间全球粮食需求可能增长35%至56%。因此,必须日益采用经济可行且环境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系统,尤其是考虑到许多农业投入品(如矿物肥料)来源于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对这些资源的持续依赖对农业生产的长期可持续性构成重大挑战。
促进植物生长的微生物代表了一种减少对合成肥料依赖的有前景策略,因为它们增强了环境中对植物发育至关重要的养分的获取、动员和/或生物合成。在这些有益微生物中,有两类受到特别关注:丛枝菌根真菌(AMF)和促进植物生长的根际细菌(RHZb)。AMF与大多数陆地植物的根系建立共生联合,显著增强养分吸收,尤其是磷,同时改善水分获取并提高对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相比之下,RHZb通过多种机制促进植物发育,包括生物固氮、养分增溶和植物激素产生,从而增强植物生长和生产力。此外,AMF与RHZb之间的协同互作可进一步改善土壤肥力和养分利用效率,带来作物表现的显著提升。
尽管丛枝菌根真菌和促进植物生长的根际细菌有益效应的个体机制已被广泛研究,但这些互作在文献中仍主要被独立考察。相对较少的研究整合了这些关联的进化、生态、分子和生理维度,将微生物招募、共生建立、植物促生机制及其在可持续农业中的应用联系起来。这种碎片化的视角限制了对这些微生物如何在多样化环境条件下协同优化植物表现的全面理解。
因此,本综述综合了农业重要植物、AMF与RHZb之间互作的现有知识。具体而言,讨论了这些关联的进化和生态基础,突出了展示这些微生物赋予植物益处的代表性案例研究,并考察了它们对发展更可持续农业系统的贡献。
2. 共生联合的起源与进化
2.1. 植物–AMF共生的进化历史
植物与微生物的互作是地球生命史上最古老且最具影响力的生态关联之一,在陆地环境拓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即使在植物登陆之前,水生生态系统已存在植物与真菌之间的类菌根共生联合,其历史可追溯至成冰纪,与陆地真菌拓殖的最早证据相吻合。因此,这些生态互作的起源反映了持续的进化特化,这种特化对植物和真菌的共同进化具有根本性意义。
至泥盆纪,属于Glomeromycotina和Mucoromycotina亚门的真菌已与保存在苏格兰莱尼燧石沉积中的早期陆生植物属建立联合,形成了与现存丛枝菌根形态学上可比较的根状结构。证据还表明,真菌与其他光合生物建立了互惠关系,唯一确认的例子是Geosiphon pyriformis,它与Nostoc属蓝细菌形成内共生联合。然而,这种内共生的祖先性质仍存在争议。有研究基于其明显的基部系统发育位置、与原始共生系统的相似性以及早期化石和基因组证据的解释,认为Geosiphon与蓝细菌的联合可能代表Glomeromycotina内的祖先状态。相反,整合系统发育证据、祖先状态重建、时间分析和比较基因组学的更近期研究表明,该真菌嵌套于Glomeromycotina内部,使得Geosiphon不太可能是早于丛枝菌根的原始共生的直接残余。作者反而提出,这种内共生起源要晚得多,可能在中生代与新生代之间而非古生代,代表相对较近的进化创新,而非参与陆地环境早期拓殖的祖先共生阶段。
尽管这些发现反对将现存Geosiphon–Nostoc内共生解释为原始关联的直接残余,但并不排除Glomeromycotina与蓝细菌之间存在更古老进化互作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对Rhizophagus irregularis及其他Glomeromycotina代表的基因组和转录组分析揭示了来自自养蓝细菌的水平基因转移(HGT)证据。在所获基因中包括编码I类核糖核酸酶III的基因,这是一种原核来源的酶,此前尚未在真核生物中发现。核糖核酸酶III家族蛋白参与小RNA调控,并与RNA干扰机制的其他核心组分(如Argonaute/Piwi和RNA依赖性RNA聚合酶)协同作用。至少一个HGT事件在不同丛枝菌根真菌物种间的保守性表明,该获取最迟发生在Diversisporales与Glomerales分化之前。因此,现存Geosiphon–Nostoc内共生看似较近的起源与更古老的HGT信号并不必然矛盾,而可能反映了蓝细菌与Glomeromycotina互作进化史中不同阶段。
尽管如此,人们广泛共识是,基于光合来源碳与土壤来源养分交换的植物–真菌互惠联合是植物在陆地环境扩展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在石炭纪,类丛枝菌根联合在多个植物谱系中确立,包括科达类、种子蕨和石松类。随后,AMF可能通过针叶树和苏铁类植物的联合促进了三叠纪早期裸子植物主导森林的扩展。后来,在白垩纪,AMF通过拓殖基部被子植物以及早期单子叶和真双子叶植物,在陆地植被的生态演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估计约80–90%的陆地植物物种存在AMF共生,使其成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广泛的植物–微生物互作。这些关联显著的进化保守性表明,AMF在植物拓殖多样化异质陆地环境过程中的适应性成功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这些共生的功能可塑性使植物能够在广泛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建立并繁茂生长,包括贫营养环境、干旱地区、高度风化土壤以及暴露于多种非生物胁迫的生态系统。
2.2. 植物–RHZb共生的进化历史
植物–RHZb互作的进化历史尚未像植物与菌根真菌之间的进化关系那样被广泛研究。然而,合理假设是,在约35亿年前首批微生物出现后,若干基本代谢过程,包括生物固氮、磷酸盐增溶、铁载体产生、植物激素生物合成和生物膜形成,最初是作为微生物在原始环境中获取养分、竞争和生存的适应而进化的。
生物固氮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代谢创新之一,可能约35亿年前因早期生态系统中生物可利用氮的逐渐耗竭而起源。随着非生物来源的固定氮不足以维持微生物生物量的扩张,固氮酶的进化使微生物能够利用大气N2作为氮源。仅在数亿年后,随着植物出现并拓殖陆地环境,这些微生物促生机制被逐步招募并通过进化加以精炼,最终形成了当前观察到的植物与促进植物生长的根际细菌之间复杂的互惠联合。
在此进化框架内,约27亿年前蓝细菌的出现和产氧光合作用的进化导致了大气氧的逐渐积累,最终达到大氧化事件。大气O2浓度上升使得臭氧层得以形成,臭氧层吸收了相当比例的入射紫外线辐射,并促成了使陆地拓殖成为可能的环境条件组合。在大氧化事件之前,臭氧层尚未形成时,200–300 nm波长范围内的额外紫外线辐射会对生物体产生致死效应。
在陆地环境拓殖后,植物–细菌联合变得更加密切和多样化。细菌内生的最早直接证据可追溯至约407–400百万年前,当时丝状蓝细菌拓殖了早期陆生植物Aglaophyton major的内部组织,通过气孔进入并占据气孔下室和外皮层细胞间隙。更晚得多,随着被子植物的多样化以及具有结瘤倾向谱系的出现,植物–细菌共同进化产生了特化的根瘤共生。在这些联合中,植物在根瘤内提供高度调控的微环境,使根瘤菌和放线菌Frankia能够高效进行生物固氮并直接向寄主供应固定氮。
根瘤共生代表了一种仅限于属于固氮结瘤(NFN)进化枝的被子植物谱系的进化创新,该进化枝起源于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系统发育证据表明,所有现存结瘤植物都源自具有结瘤遗传倾向的共同祖先。然而,该性状随后的进化仍存争议。一种假说提出,功能性结瘤在该祖先谱系中仅进化一次,随后被独立丢失多次。或者,近期系统发育重建支持多起源情景,即祖先倾向一次性出现,但完整结瘤表型在若干后代谱系中独立进化,随后发生多次次级丢失,估计NFN进化枝内根瘤共生有16次独立起源和10次丢失。因此,当前争论聚焦于结瘤本身是单一起源还是从共享祖先倾向中反复产生。
这种共生能力主要在豆科和大麻科物种中进化,它们与属于Alphaproteobacteria和Betaproteobacteria的根瘤菌建立共生。相比之下,蔷薇目、壳斗目和葫芦目成员主要与Frankia属建立放线菌根共生。人们广泛认为,微共生体识别和根瘤器官发生的分子机制是通过招募丛枝菌根共生中已存在的祖先信号通路而进化的。这一进化情景突显了植物、真菌和原核生物共同进化在互惠共生起源和多样化中的核心作用。
如今,几乎所有陆生植物都与原核微生物维持某种形式的有益互作,共同形成全生物体,其中寄主及其相关微生物群作为一个整合的生态和进化单元发挥作用。这一视角强化了植物适应性成功与其相关微生物长期共同进化密切相关的概念。
3. 有益植物–微生物互作的招募与建立
植物与土壤微生物之间的通讯是建立互惠互作的基本步骤,因为它通过特定化学信号的交换使共生伙伴之间实现分子识别。这些信号事件触发协调响应,最终导致根系拓殖、植物免疫调节以及特化共生结构的形成。
光合作用固定碳的约5–25%以根系分泌物形式释放到根际,突显了植物–环境通讯在植物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重要性。除糖类化合物外,其他几类低分子量初级代谢物也促进根际动态,包括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和脂质。植物还分泌多种特化代谢物,包括类黄酮、独脚金内酯、酚类化合物、香豆素、萜类化合物和生物碱。此外,根系分泌组含有几丁质酶、β-1,3-葡聚糖酶、过氧化物酶、酸性磷酸酶和病程相关蛋白等大分子。除介导与土壤微生物互作外,根系分泌化合物在养分获取、根际理化性质调节、病原防御、化感作用、非生物胁迫耐受、土壤团聚、植物修复和植物间互作调控中发挥重要功能,直接促进植物生长、适应和生存。
总体上,初级代谢物、特化代谢物和根系分泌组大分子构成根沉积的主要组分,并协同和/或互补地增加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度,同时调控微生物信号、植物防御和有益微生物的选择性招募。因此,直接受根系和根沉积影响的狭窄土壤区域表现出强烈的生物活性以及植物、微生物和土壤之间的动态互作,形成根际。
近期研究表明,植物不仅通过根系分泌物招募有益微生物,还根据营养状况、发育阶段以及生物和非生物胁迫动态调节其化学成分。植物根系分泌物的组成随植物营养条件持续重塑。在拟南芥中,铁缺乏诱导香豆素东莨菪内酯分泌显著增加,促进内生真菌的招募。根系拓殖后,该真菌将东莨菪内酯转化为七叶内酯,一种具有高Fe3+螯合能力的邻苯二酚型香豆素,从而增加寄主植物的铁可利用性。这些发现证明了根系分泌物化学成分的特定变化如何选择性调控根际微生物组的组装和功能活性。
类似地,研究表明Pseudomonas simiae WCS417对拟南芥的拓殖激活MYB72/BGLU42调控通路,促进香豆素东莨菪内酯的生物合成和向根际的分泌。这种特化代谢物通过抑制病原真菌Fusarium oxysporum和Verticillium dahliae的生长选择性重塑微生物群落,而有益根际细菌则对东莨菪内酯表现出高耐受性。这些发现共同强调,特化根系代谢物是根际微生物组组装的关键决定因素,促进互惠微生物的选择性招募和建立。
3.1. AMF招募机制
在根际确立为化学通讯的高度动态环境后,植物根系与AMF之间启动复杂的分子信号交换。这些真菌的招募是高度协调的双向信号传导过程,植物和真菌均分泌特定分子介导伙伴识别、定向生长和根系拓殖。
调控AMF招募的主要环境线索是土壤中无机磷酸盐(Pi)的有限可利用性。尽管其他养分缺乏可影响菌根拓殖程度,但磷限制仍是该过程的主要环境调节因子。这主要是因为磷在土壤中流动性极低,主要通过吸附到金属氧化物和黏土矿物上被固定,极大限制其植物生物可利用性。因此,随着植物耗竭根系周围可利用磷酸盐库,形成局部磷耗竭区,增加了探索额外土壤体积以获取养分的选择压力。
响应磷酸盐缺乏,植物激活磷酸盐饥饿响应信号通路。重要的是,细胞内磷酸盐状态并非通过Pi本身直接感知,而是通过肌醇焦磷酸盐浓度,特别是InsP8。在磷酸盐充足条件下,细胞内InsP8水平保持较高,使这些分子结合SPX蛋白,抑制转录因子PHR1的活性。因此,磷酸盐饥饿响应基因的转录被抑制。相反,在磷酸盐缺乏条件下,InsP8浓度下降,导致SPX蛋白与PHR1解离。激活的PHR1随后识别磷酸盐响应基因启动子中的P1BS顺式调控元件,诱导磷酸盐转运蛋白、磷酸酶、根系构型重塑通路和独脚金内酯生物合成基因的表达,从而促进丛枝菌根共生的建立。
独脚金内酯是一类类胡萝卜素来源的植物激素,参与植物生长和发育的多个方面,包括种子萌发、根系构型、叶片衰老和对环境胁迫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化合物在AMF招募中发挥核心作用。一旦释放到根际,独脚金内酯在周围土壤中扩散,被AMF孢子感知,刺激孢子萌发和朝向寄主根系的定向趋化菌丝生长。
多种独脚金内酯作为信号分子启动植物–AMF互作的共生前期,通过触发真菌内快速代谢重编程。该响应以线粒体代谢激活为特征,伴随孢子中储存脂质储备的动员和ATP产生增加。同时发生广泛的转录重编程,包括与能量代谢、细胞呼吸和向共生前期状态转变相关基因的诱导。这些共生前期响应共同 culminate 在孢子萌发、菌丝伸长和广泛菌丝分枝,从而增加与寄主根系物理接触的可能性。
然而,根系分泌物被根际微生物的广泛多样性感知,包括互惠菌、共生菌和潜在病原菌,使得共生伙伴与机会性微生物之间的分子区分至关重要。为此,植物拥有精密的受体系统,主要由含LysM的受体组成,包括LysM受体样激酶(LysM-RLKs),如CERK1、LYK和LYR,以及属于LysM受体样蛋白(LysM-RLP)家族的NFR5样受体。这些受体识别不同的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MAMPs)和共生信号分子(Myc因子),包括几丁质来源的低聚物,如脂质几丁寡糖(LCOs)和几丁寡糖(COs)。
对这些分子的识别触发不同的信号结果,可能激活基础免疫响应,或者启动共同共生信号通路(CSSP)。任一路径的激活取决于所涉及的受体、配体和下游调控网络的特定组合。激活后,CSSP促进位于核被膜上的离子通道协调开放,导致核Ca2+浓度的周期性振荡,即核钙振荡现象。这些钙振荡被钙和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CCaMK)解码,随后激活CYCLOPS等转录调节因子。该信号级联启动负责细胞骨架重组、预穿透装置组装、足细胞分化、丛枝发育以及最终丛枝菌根共生建立的转录程序。
尽管CSSP激活是调控丛枝菌根共生建立的核心分子通路,但其进展依赖于整合发育信号、免疫响应和寄主植物营养状态的复杂调控网络。在此背景下,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s)介导的信号级联作为共生响应的重要调节因子,通过平衡植物防御机制的受控抑制与真菌容纳、丛枝发育和互惠联合维持所需基因的激活来发挥作用。同时,包括miR399、miR171和miR827在内的微小RNA(miRNAs)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参与磷酸盐稳态、磷酸盐饥饿响应和菌根拓殖程度的基因,从而根据养分可利用性和共生进展微调植物响应。
除寄主介导的重编程外,AMF通过分泌菌根效应子小分泌蛋白(MiSSPs)积极强化共生。这些效应分子被转运至寄主细胞,调节植物激素信号通路和植物免疫系统组分,特别是茉莉酸依赖性响应。结果,植物防御响应被减弱,促进足细胞分化、丛枝发育和植物与真菌之间稳定互惠联合的建立。
3.2. RHZb招募机制
与丛枝菌根真菌的招募不同(独脚金内酯在共生前期作为信号分子发挥核心作用),RHZb的招募由多种根系分泌物介导。这些分泌物的组成随养分缺乏、生物和非生物胁迫以及植物发育阶段持续调节,从而实现对不同细菌群的选择性招募。
养分可利用性强烈影响根系分泌物的定性和定量组成。在玉米中,Fe缺乏增加了谷氨酸、葡萄糖、核糖醇和柠檬酸盐的释放,而P缺乏刺激了γ-氨基丁酸(GABA)、葡萄糖、果糖、阿拉伯糖、肌醇、核糖醇和赤藓醇的分泌。相反,K缺乏减少了若干糖类的释放,而N缺乏减少了根系释放的氨基酸量。这些不同的分泌谱表明,植物根据所经历的特定养分限制差异性地调整根沉积。
因此,选择性招募由胁迫依赖性根系分泌物化学成分变化驱动,这些变化产生不同的根际生态位并有利于具有互补功能性状的细菌群。信号分子、初级代谢物和特化化合物相对丰度的变化可影响微生物趋化性、底物利用和竞争性过滤,从而根据植物生理需求重塑群落组成。
研究表明,根相关细菌的丰度在植物整个发育过程中逐渐增加。在大豆中,根际细菌种群从生长早期约5.8 × 109拷贝16S rRNA基因g?1增加到出苗后72天的2.3 × 1010拷贝g?1。同样,根内生圈内细菌丰度在同一时期从1.5 × 108增加到4.7 × 109拷贝g?1,证明根系发育过程中细菌群落的逐渐富集。
在刺激性化合物释放到土壤后,RHZb在根际内的招募通过趋化性、运动性、生物膜形成和根系拓殖的协调序列进行调控。趋化性定义为微生物沿化学梯度的定向运动,当细菌朝向吸引剂移动时为正趋化,当它们远离排斥化合物迁移时为负趋化。
细菌通过称为甲基趋化蛋白(MCPs)的膜结合化学受体感知化学信号。配体与配体结合域(LBD)的结合诱导构象变化,通过HAMP域传递至蛋白互作区(PIR),在此调节组氨酸激酶CheA与衔接蛋白CheW的活性。在缺乏吸引剂梯度的情况下,CheA保持主要活性,利用ATP对其P1域进行自磷酸化,随后将磷酸基团转移至响应调节因子CheY。磷酸化CheY(CheY-P)结合鞭毛马达的FliM组分,促进顺时针鞭毛旋转和频繁的游动方向改变。相反,当细菌检测到化学吸引剂浓度增加时,CheA活性降低,导致细胞内CheY-P水平降低。结果,逆时针鞭毛旋转占主导,允许朝向根表面延长定向游动。
同时,MCPs的敏感性通过趋化适应系统持续调整,其中CheR催化受体甲基化,CheB促进受体去甲基化。这种动态调节持续重置受体敏感性,使细菌能够保持对吸引剂浓度变化的响应性。在具有经典趋化系统的细菌中,磷酸酶CheZ加速CheY-P的去磷酸化,快速终止信号响应并允许后续趋化感知循环。这些机制共同使细菌细胞能够持续比较化学梯度的变化并将该信息转化为定向运动,从而构成细菌运动性的基础。
近期研究表明,植物根系分泌的肌醇不仅作为碳源,还作为能够修饰与根系拓殖相关细菌表型的信号分子。在Pseudomonas中,通过iol基因座对肌醇的感知和代谢增强游动运动性并增加细菌在根际内的竞争力。转录组证据进一步表明,该响应可能涉及转录调节因子DksA的抑制,其活性与运动性降低相关。然而,DksA在该调控机制中的直接因果作用仍有待实验验证。
一旦细菌到达根表面附近,即建立称为根际胜任力的过程。在细菌根系拓殖的背景下,该现象指微生物增殖、执行其生理功能并与根沉积释放资源竞争的能力。细菌优先拓殖根系最年轻区域,因为这些组织表现出更高的代谢活性、更大的分泌速率和比老根组织更低的木质化程度。
与根表面接触后,细菌粘附由包括鞭毛、粘附性菌毛、纤毛、外膜蛋白、孔蛋白和胞外多糖在内的细胞结构介导。这些组分使细菌能够通过促进范德华力、静电吸引和疏水互作等物理化学作用克服细菌细胞与根表面之间的静电排斥。由于这些互作相对较弱,细菌细胞对根表面的初始附着被认为是可逆的,允许微生物在环境条件变化时脱离并拓殖其他有利微生境。
Rhizobium leguminosarum对植物根系的初级粘附是高度复杂的过程,受环境条件特别是土壤pH的强烈影响。研究鉴定了参与该阶段的115个基因,其中22个构成在不同pH条件下细菌粘附所必需的核心基因集。这些基因主要与细胞表面合成和重塑、胞外多糖产生、粘附素、外膜蛋白和胁迫响应机制相关,突显细菌细胞表面完整性是成功初始根系拓殖的关键决定因素。此外,研究表明可逆附着是多种结构和调控因子协调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粘附机制。
在初始附着后,互作可能向高度稳定状态发展,传统上称为不可逆粘附。该转变涉及纤维、粘附素、表面蛋白、脂多糖和胞外基质组分的产生,促进细胞聚集并启动生物膜形成。随着根际细菌组织成生物膜,它们建立由单种或多种细菌物种组成的高度结构化微生物群落。生物膜形成增强根表面的附着稳定性,同时提供增强的抗干燥、抗微生物化合物、环境胁迫和其他微生物竞争的保护。除促进根表面的持久性外,生物膜还促进细胞间通讯、代谢合作和水平基因转移,从而提高根系拓殖的效率和长期稳定性,同时强化有益的植物–细菌互作。
生物膜形成不是组成性的,而是由整合根分泌物和根际环境来源信号的细菌信号网络紧密调控,从而协调运动性和固着生活方式之间的转变。在感知这些环境线索后,膜相关受体激活调控全局转录因子的信号级联。在Bacillus中,响应调节因子Spo0A和DegU作为分子开关,不同的磷酸化水平抑制参与运动性和趋化性的基因,同时诱导负责胞外多糖合成、胞外基质产生和粘附素生物合成的基因表达。在Pseudomonas中,该发育转变主要由转录调节因子FleQ控制,其活性受第二信使环二鸟苷酸(c-di-GMP)调节。细胞内c-di-GMP浓度升高抑制鞭毛基因表达,同时刺激生物膜基质产生,从而促进不可逆附着和微菌落形成。总体上,根际来源信号通过互连的信号转导网络整合,协调从运动生活方式向根表面稳定拓殖的转变。
尽管附着牢固,生物膜仍保持高度动态结构,能够响应环境和调控信号进行主动重塑和分散,从而实现对新生境的重拓殖。研究表明Bacillus subtilis的生物膜分散不仅由胞外基质的酶促降解介导,还通过先前未识别的机械机制介导。具体而言,胞外聚合物聚-γ-谷氨酸(γ-PGA)的产生形成能够产生足够渗透压的水凝胶,将细胞从生物膜内部通过其外层推出,最终驱动其弹出和分散。此外,γ-PGA生物合成的调节被证明可通过促进或抑制细胞分散来调控该过程。这些发现揭示了生物膜重塑和传播的新机制,并确定γ-PGA为细菌群落动态和环境适应的重要调节因子。
最后,与AMF互作中观察到的一样,植物免疫机制也调节与根际细菌的联合。最初,MAMPs,包括鞭毛蛋白(Flg22)、延伸因子Tu(EF-Tu)、脂多糖、肽聚糖和胞外多糖,被模式识别受体(PRRs)识别,主要是富含亮氨酸重复受体样激酶(LRR-RLKs)和LysM受体样激酶(LysM-RLKs),从而激活模式触发免疫(PTI)。该响应涉及胞质Ca2+浓度快速增加、活性氧产生、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级联激活(特别是MPK3、MPK4和MPK6)、胼胝质沉积以及防御相关基因的广泛转录重编程。
有益根际细菌能够通过分泌脂肽、胞外多糖、效应蛋白、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信号分子(如N-酰基高丝氨酸内酯)调节这些免疫响应,减弱PTI强度而不完全抑制它。同时,植物激素,特别是茉莉酸和乙烯,以及较小程度的水杨酸,整合该调控网络,最终导致诱导系统抗性的建立。因此,植物在防御和耐受之间维持精细平衡,允许互惠根际细菌拓殖,同时保留对病原微生物快速免疫响应的能力。
3.3. 根系拓殖与联合和共生结构的发展
在有益微生物的招募和分子识别后,启动根系拓殖过程。随着拓殖的进展,互惠和共生联合得以建立,为植物及其微生物伙伴提供有利条件以受益于该生态互作。
3.3.1. AMF共生的结构特征
孢子萌发后,AMF菌丝朝根表面协调生长。与根表皮接触后,菌丝广泛分枝形成足细胞,这是一种特化结构,既作为附着胞确保真菌牢固附着于根表面,又作为启动根组织侵入的穿透结构。根穿透由预穿透装置引导,这是一种由细胞骨架元件和内质网组分组成的动态植物来源结构,调节Ca2+稳态并引导真菌生长穿过寄主组织朝向根皮层。
穿过表皮后,真菌菌丝最初通过根皮层的细胞间隙增殖,然后侵入皮层细胞,连续分枝最终产生丛枝。根据真菌拓殖模式,丛枝菌根共生被分类为不同的形态类型。在Arum型中,菌丝主要通过皮层细胞间隙扩散,然后在皮层细胞内产生末端丛枝。相反,Paris型以直接细胞间生长为特征,导致与沿这些结构嵌入的丛枝相关的细胞内菌丝卷。最后,中间型在同一根系统内表现出Arum和Paris两种形态的结构特征。
丛枝是高度分枝的结构,构成两个共生伙伴之间养分和碳交换的主要位点。完全围绕每个丛枝的丛枝周空间形成动态的质外体界面,在此双向养分交换与植物和真菌之间的强烈分子通讯耦合。该界面富含受体、信号肽、细胞壁组分和胞外囊泡,调节共生体感知和容纳、调节植物免疫响应并确保共生联合的发育和维持。
重要的是,尽管在细胞内发育,丛枝仍通过高度特化的共生界面与寄主细胞胞质物理分离。每个丛枝分枝保留其真菌质膜和细胞壁,并被植物来源的丛枝周膜(PAM)包围,丛枝周空间(PAS)在真菌壁和PAM之间形成质外体区室。真菌细胞壁在细胞内发育过程中经历显著重塑,朝向细丛枝分枝逐渐变薄且更无定形。PAS还含有松散组织的植物细胞壁相关组分,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和阿拉伯半乳聚糖/富含羟脯氨酸蛋白;该界面基质在丛枝主干周围相对较厚,在细分枝周围变得极薄。此外,PAM在结构和功能上分化为不同区域,包括主干相关区域和富含共生特异性转运蛋白的分枝相关区域,进一步强调丛枝界面的特化组织。
尽管生理活性高,丛枝是短暂结构,寿命仅数天。其形成、维持和退化由寄主植物和真菌来源的复杂分子信号网络紧密调控。此外,由于对寄主的强烈依赖性,AMF被归类为专性生物营养菌。虽然其孢子能够在无寄主植物的情况下萌发并产生菌丝,但非共生生长有限,不足以维持真菌发育和繁殖。
这种专性依赖主要归因于其无法合成足量脂肪酸(脂肪酸营养缺陷型),使AMF在整个共生互作中依赖寄主提供的脂质和其他碳化合物。在分子水平上,所提出的通路在转录上与丛枝发育耦合。通过CCaMK–CYCLOPS–DELLA模块的共生信号激活RAM1,其与AM相关WRINKLED转录因子协同作用。这些因子识别MYCS和AW-box顺式元件以诱导脂质生物合成和输出所需的关键基因,包括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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