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龙江源森林—草地交错带生境变化对蝴蝶多样性垂直格局与群落构建的影响

《Insects》:Impact of Habitat Changes on Butterfly Diversity in the Forest–Grassland Ecotone in the Source of the Bailong River, Western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0日 来源:Insect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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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境类型与海拔梯度是塑造高山山地草地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为探究白龙江源森林—草地过渡带中生境类型对蝴蝶群落的影响及其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研究人员于2022—2024年连续三年开展了样线调查。主要结果如下:(1)蝴蝶群落呈现典型的高山草地组合特征,以

  
生境类型与海拔梯度是塑造高山山地草地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为探究白龙江源森林—草地过渡带中生境类型对蝴蝶群落的影响及其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研究人员于2022—2024年连续三年开展了样线调查。主要结果如下:(1)蝴蝶群落呈现典型的高山草地组合特征,以蛱蝶科(Nymphalidae)为优势类群(占60.0%),灰蝶科(Lycaenidae)占13.0%,粉蝶科(Pieridae)占23.7%,而凤蝶科(Papilionidae)和弄蝶科(Hesperiidae)占比极低,分别为0.7%和0.5%。(2)交错带产生了显著的生境边缘效应,林缘灌丛生境承载了最高的物种丰富度。(3)不同生境间蝴蝶群落的物种组成相似性较低。(4)蝴蝶物种的垂直分布呈现明显的双谷格局。(5)栖息于高海拔高山草甸的绢蝶亚科(Parnassiinae)物种面临气候变化的重大威胁。保护启示:这一高山流域内的蝴蝶保护需要协调生态管理,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特有高海拔蝴蝶物种应作为白龙江源未来生物多样性管理的优先保护目标。
白龙江源森林—草地交错带生境变化对蝴蝶多样性的影响:格局、机制与保护启示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生境丧失与气候变化被公认为改变全球动植物分布与丰度的首要驱动因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已引发生境退化乃至完全丧失,导致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下降。中国超过70%的天然草地存在不同程度退化,其中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地约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30%,严重威胁高山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气候变暖正促使物种向极地和高海拔地区迁移,而生境退化则主导着局地短期物种组合的变化。海拔分布格局是气候变化最直观的体现之一,研究物种沿海拔梯度的分布规律有助于揭示物种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并预测未来分布变迁与灭绝风险。
蝴蝶因其高敏感性、短世代周期及对人为和气候扰动的快速群落响应,被广泛认可为评估环境变化生态响应的可靠生物指示物。边缘效应理论认为,森林、灌丛与草地之间的过渡交错带较均质生境内部具有更高的微生境异质性、更强的光照穿透性和更多变的微气候条件,能够支撑更丰富的寄主与蜜源植物资源,从而维持更高的昆虫多样性。尽管全球范围内关于蝴蝶海拔格局与边缘效应的研究已较丰富,但多数集中于热带、亚热带及低海拔温带山区,对青藏高原东缘高山蝴蝶群落组装及干扰响应的系统研究仍显不足。白龙江源地处西秦岭与青藏高原东缘的过渡地带,高山生态系统脆弱,森林—草地交错带复杂,为探究生境异质性与人为干扰对蝴蝶群落的综合影响提供了理想平台。然而,该流域蝴蝶群落的垂直分布规律、物种相似性格局及驱动机制尚不明确,制约了高山流域生态系统的靶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恢复。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三个核心假设:(1)物种组成呈现典型高山草地特征,蛱蝶科与粉蝶科最丰富,凤蝶科与弄蝶科最稀少;(2)三种生境类型中,森林—草地交错带支撑最高的蝴蝶多样性;(3)蝴蝶物种丰富度随海拔升高呈单调递减趋势。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研究区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交界处的白龙江源头区域,地理坐标102°08′–103°39′E、33°06′–34°20′N,面积约12000 km2,海拔2200–4920 m。研究选取草地、高山草甸和林缘灌丛三种典型生境类型作为野外调查样地。样线设置综合考虑交通可达性、完整海拔梯度覆盖及代表性生境类型,确保每200 m海拔间隔至少设置一条样线。2022年初设40余条200 m固定样线,因旅游开发造成的生境破坏及季节性洪水导致的交通中断,最终保留34条有效样线,覆盖2200–4200 m海拔范围。其中草地生境6条、高山草甸10条、林缘灌丛18条;为平衡三种生境样线分布,进一步筛选各生境6条共18条样线用于生境间比较分析;海拔梯度分析选取河谷从谷底至山顶的16条标准化样线,划分为10个200 m垂直带。
蝴蝶调查采用Pollard标准样线法,于2022–2024年每年5月至8月进行四次野外调查。调查在晴朗无风、气温超过14 °C的天气条件下进行,调查人员以2.5 km/h匀速沿样线行走,记录样线两侧各2.5 m宽、5 m高范围内的蝴蝶个体。可辨识物种现场记录,未知标本以昆虫网采集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形态学鉴定。所有标本保存于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
数据分析方面,采用Margalef丰富度指数(R)、Shannon–Wiener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E)和Simpson优势度指数(D)四个多样性指标反映蝴蝶群落多样性;基于Bray–Curtis相异度开展非参数双因素相似性分析(ANOSIM)和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比较不同生境间蝴蝶群落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检验不同生境类型和海拔间蝴蝶群落组成、物种多样性及蜜源植物密度指数的差异,并以最小显著差数法(LSD)评估组间差异显著性;应用多元置换方差分析(PERMANOVA)综合评价海拔和生境类型对蝴蝶丰度和物种丰富度的影响,辅以置换多元离散度检验(PERMDISP)检验组内离散度同质性;采用Bray–Curtis相异系数比较和聚类不同海拔间蝴蝶群落的差异与相似性;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探究不同生境类型下蝴蝶多样性与蜜源植物之间的相关性。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群落组成
共采集记录蝴蝶9295头,隶属于5科69属134种。蛱蝶科为优势类群,占总物种数的60.0%;粉蝶科占23.7%;灰蝶科占13.0%;凤蝶科和弄蝶科占比极低,分别为0.7%和0.5%。
3.2 三种生境类型蝴蝶多样性指数
林缘灌丛生境的物种数、个体数、Margalef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和Simpson指数均最高,显著高于草地和高山草甸生境的蝴蝶群落,而Simpson优势度指数虽高但未达显著水平。高山草甸的Pielou指数最高,表明该群落内不同物种间个体分布更为均匀,无单一或少数物种绝对主导。
3.3 三种生境类型蝴蝶群落结构相似性
ANOSIM分析显示,草地与高山草甸之间(R=0.46,p=0.002)、草地与林缘灌丛之间(R=0.687,p=0.002)、高山草甸与林缘灌丛之间(R=0.663,p=0.002)的组间差异均极显著高于组内差异,表明三种生境类型间物种组成高度不相似。NMDS分析的应力系数为0.1016,三种生境类型蝴蝶群落在排序图上呈现各自相对聚集的分布,虽有交叉但物种组成重叠度低,可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类群。
3.4 蝴蝶群落垂直分布格局
ANOVA结果显示,物种丰富度、丰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均随海拔升高逐渐下降,但在2800–3000 m和3200–3400 m两个海拔段出现显著下降,形成独特的双谷格局。这两个海拔范围分别对应旅游开发密集区和长期过度放牧区。Pielou均匀度指数则随海拔升高逐渐增加。
3.5 海拔与生境梯度的总体分布格局
PERMANOVA分析显示,海拔与生境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seudo-F=0.448,R2=0.016,p=0.703),采用仅含海拔和生境类型主效应的加性模型。该模型整体显著(pseudo-F=9.187,R2=0.479,p<0.001),共同解释约47.9%的多元变异。控制生境类型后,海拔效应显著(pseudo-F=8.084,R2=0.140,p=0.006),独立解释约14.0%的变异,蝴蝶丰度和物种丰富度均随海拔升高总体下降。控制海拔后,生境类型效应亦显著(pseudo-F=3.874,R2=0.135,p=0.021),独立解释约13.5%的变异。林缘灌丛一般支撑更高的蝴蝶丰度和物种丰富度,草地最低,高山草甸居中。PERMDISP检验显示三种生境类型组内离散度无显著差异(p>0.05)。经Bonferroni校正后,仅林缘灌丛与草地之间的配对差异显著(校正后p=0.030)。
3.6 不同海拔梯度蝴蝶群落结构组成的相似性
Bray–Curtis相异度计算表明,3800 m以上高海拔区域与其他海拔段的相似性指数约为0.1(范围0.04–0.19),相异系数均高于0.75,表明3800 m以上蝴蝶群落与其他海拔段高度不相似。3400–3600 m与3600–3800 m的蝴蝶群落垂直分布相似性最高,相似性指数为0.5606,在相异系数0.4394处聚为一类。3200–3400 m与2800–3000 m在相异系数0.5950处聚为一类,2600–2800 m与2200–2600 m在相异系数0.6044处聚为一类。
3.7 不同生境类型蝴蝶多样性与蜜源植物的相关性
不同生境类型间蜜源植物密度差异显著,高山草甸生境花丰富度和密度最高,林缘灌丛次之,草地最低。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高山草甸生境中蝴蝶群落物种丰富度与蜜源植物物种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蝴蝶丰度与花的种类和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86和0.829)。草地生境中蝴蝶物种数和个体数与花的种类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57和0.845),Simpson优势度指数与花密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0.812)。林缘灌丛生境中蝴蝶群落物种多样性与蜜源植物多样性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白龙江源头地处秦岭最西缘,蝴蝶群落形成与中西秦岭小陇山林区明显不同的高山草地组合特征。开阔的高山草地地形有利于蛱蝶科的长距离飞行和扩散,丰富的禾本科和豆科植物为粉蝶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凤蝶科和弄蝶科主要依赖温暖湿润的低海拔温带阔叶林及其多样寄主植物,在高海拔高山河谷中此类生境稀缺,故占比极低。灰蝶科在两地区保持相对稳定的占比,反映其对山地森林和高山草地生境均具较强适应性。
林缘灌丛生境的Margalef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高山草甸和纯草地,验证了森林—草地交错带的正边缘效应。作为森林与草地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林缘灌丛植物群落复杂、垂直分层明显、微生境异质性高,兼具森林内部的高植物多样性与草地的开阔空间,增加了幼虫寄主植物和成虫蜜源资源的可利用性,支撑了更丰富的蝴蝶组合。此外,林缘灌丛分布海拔较低、微气候更温暖,为蝴蝶活动提供了更好的热条件。
三种生境间蝴蝶群落呈现明显的生境特异性聚集和有限的物种重叠,这种群落分化主要源于蝴蝶生活史各阶段与寄主植物的紧密依赖关系。多数蝴蝶具有强烈的寄主植物特异性,植物提供必需的幼虫食物和产卵场所。蜜源植物的多样性和丰度直接影响蝴蝶的种群动态、移动和空间分布。植被组成和生境结构的差异因此驱动了白龙江源头不同生境类型间蝴蝶群落的显著分化。
蝴蝶物种丰富度随海拔升高逐渐下降,支持面积假说和温度—能量假说。高海拔区域占地面积较小,维持的个体数和物种数较少;降温与可利用能量减少降低了初级生产力、资源供给和变温动物的承载能力。2800–3000 m和3200–3400 m两个海拔段的多样性显著下降无法完全由面积或能量驱动的背景梯度解释,表明存在人为干扰的额外负面影响。2800–3000 m段为旅游重点开发区,密集的休闲活动和生境改造造成严重干扰和植被破碎化;3200–3400 m段以长期过度放牧的高山草地为主。旅游和放牧均退化植被结构,减少寄主和蜜源植物的多样性与丰度,造成蝴蝶多样性的局部下降,形成独特的双谷海拔格局。
白龙江源蝴蝶群落主要受长期过度放牧导致的草地退化和密集旅游开发导致的生境恶化威胁。持续的气候变暖对高海拔绢蝶亚科物种构成严重生存威胁,3800 m以上高山草甸是当地蝴蝶组合分布的上限,气候持续变暖下高海拔绢蝶已无更高海拔生境可供向上迁移,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极为有限。因此,这些特有高海拔蝴蝶物种应作为白龙江源未来生物多样性管理的优先保护目标。该高山流域的蝴蝶保护需要协调生态管理,通过生境恢复、生态监管与适度旅游和畜牧业发展的和谐整合,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与昆虫有效保护。研究人员已在甘肃礼县和甘南州建立了包含50条固定样线的系统监测网络,其中本研究调查了34条,自2016年至2022–2025年连续开展野外调查,积累了蝴蝶群落长期数据集,持续监测将为山地蝴蝶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研究提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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