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交媒体平台,如X(原Twitter)和新浪微博,为用户之间或用户与企业之间的实时沟通和信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公共广场(Li et al., 2025, Yuan et al., 2020)。这些平台在促进用户内容生成的同时(Liu & Feng, 2021),也成为企业危机期间负面口碑(NWOM)快速升级的主要渠道(Wu et al., 2018)。特别是,当发生极端自然灾害等外部宏观环境冲击时,往往会引发行业性的系统性服务交付与退票危机(Li et al., 2025)。在这些条件下,合同被中断的用户面临强烈的信息需求和迫切感。当企业恢复渠道成为瓶颈时,这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会溢出至公共品牌社区,将个人投诉转化为线上舆论风暴(Herhausen et al., 2019, Pfeffer et al., 2014)。例如,2023年杜苏芮台风期间,在线旅游代理平台(OTAs)的大规模退票积压引发了毁灭性的线上舆论风暴,损害了企业声誉。有效管理这些风暴需要认识到用户的异质性角色,因此识别最有可能"煽风点火"传播负面口碑的用户至关重要。
尽管已有文献指出个体特征驱动负面口碑传播(Balaji et al., 2016),但在舆论风暴中,不同社会特质的用户行为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社会影响理论(Bhagat and Kim, 2023, Davlembayeva et al., 2025, Xiong et al., 2018),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用户可大致分为两大类:活跃用户,即花费大量时间在线、社会参与度高的用户;以及意见领袖,即吸引大量关注、拥有显著社会影响力的用户。传统社交媒体研究假设高影响力意见领袖通过广泛的受众触达主动扩散信息,形成影响力驱动的放大效应(Olbermann & Schramm, 2025)。然而,情境危机传播理论指出,公众风暴伴随高社会风险和声誉成本(Coombs, 2007, Hansen et al., 2018)。对于高影响力用户而言,激进的负面口碑威胁其社会形象并可能导致粉丝流失,从而使其动机转向形象维护和谨慎态度(Rynarzewska et al., 2025)。相反,高参与度用户受自我呈现和寻求关注的动机驱动(Zheng et al., 2020),他们将高戏剧性的负面口碑视为危机期间获取同伴认同的社会货币(Berger, 2014)。这种分歧在企业危机中造成了用户网络能力与底层社会动机之间的关键冲突。
要解决用户网络能力与情境动机之间的冲突,必须审视那些在危机中重塑用户风险-收益计算机制的互动路径。在线社区存在两种互动路径:一是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垂直互动,体现在企业回应主动性上(Azemi et al., 2020);二是用户之间的水平互动,体现在社会支持上(Kim & Yang, 2017)。主动的企业回应提供权威信息更新,缓解活跃用户的情绪紧迫感,同时强化意见领袖的谨慎立场。相反,水平方向的同伴支持提供即时认同,放大了活跃用户的寻求关注动机,但在声誉意识强烈的意见领袖处遭遇行为边界。这两种力量如何动态改变具有不同社会特质的用户行为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第一,从用户社会特征角度看,谁更有可能传播负面口碑?
第二,垂直机制是否调节用户社会特征对负面口碑传播的影响?
第三,水平机制是否调节用户社会特征对负面口碑传播的影响?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分析了一个实证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2023年杜苏芮台风退票危机期间新浪微博上四大OTA平台的33份官方公告和26,449条用户评论。本研究借鉴调节聚焦理论,考察用户社会特征与双重互动机制如何塑造舆论风暴社区中的负面口碑传播。
我们的研究做出三项关键贡献。首先,通过将用户网络特征解构为行为参与度和结构性影响力,推进了对负面口碑传播的理解。我们表明,高行为参与度驱动负面口碑放大,而高结构性影响力则在企业危机中促使传播克制,从而纠正了影响力线性导致信息放大的传统假设(Bhagat and Kim, 2023, Davlembayeva et al., 2025, Xiong et al., 2018)。其次,本研究通过揭示双重互动路径在不同用户群体间的调节效应,丰富了危机管理文献(Foroudi et al., 2025, Weitzl and Hutzinger, 2017)。研究表明,企业回应主动性普遍缓解负面口碑传播,而社会支持仅放大活跃用户的宣泄行为,由于情境化的形象维护动机,未能改变意见领袖的行为。第三,通过将局部事件概念化为宏观环境冲击所致的系统性服务交付崩溃,本研究表明增强了危机传播模型的普适性(Casey et al., 2024, Li et al.,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