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TREND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Analytical Platforms for Breast Cancer Liquid Biopsy: from Biomarker Detection to Molecular Stratification and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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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活检平台之间的比较应超越仪器检测限的范畴。本综述从分析性能与临床适用性两个维度,对乳腺癌(BC)主要生物标志物的各类检测平台进行了系统评估。分析前质量控制与基质验证是液体活检临床转化的核心环节。研究对既有分析技术(如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免疫组织
液体活检平台之间的比较应超越仪器检测限的范畴。本综述从分析性能与临床适用性两个维度,对乳腺癌(BC)主要生物标志物的各类检测平台进行了系统评估。分析前质量控制与基质验证是液体活检临床转化的核心环节。研究对既有分析技术(如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免疫组织化学(IHC)、质谱(MS)、二代测序(NGS)、数字PCR(dPCR))与新兴分析技术(如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CRISPR诊断、微流控系统及电化学生物传感器)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并特别以脂质运载蛋白-2(LCN2)电化学传感作为跨平台对比的聚焦案例研究。综述强调,最低仪器检测限并不必然代表最高的临床适用性,分析灵敏度必须结合目标样本基质中的生物标志物浓度、检测精密度、基质效应、分析前变异及预期临床使用场景进行综合解读。通过将生物标志物生物学与分子亚型关联至基质依赖性分析需求,并依据适用目的标准对既有与新兴方法进行基准比较,本综述旨在为乳腺癌液体活检平台的选择、验证与临床转化提供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中最常被诊断的恶性肿瘤,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22年全球约有230万新发病例和67万死亡病例,预计到2050年发病率和死亡率将大幅上升。影像学检查(如钼靶、超声和磁共振成像(MRI))在乳腺癌检测和管理中仍占核心地位,但其性能受组织特征、可及性和判读水平影响,且对肿瘤分子组成、异质性和时间演化提供的信息有限。基于生物标志物的诊断可补充影像学信息,提供肿瘤生物学、异质性、预后、治疗分层和治疗反应等方面的数据。已确立的临床标志物包括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Ki-67增殖指数及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2(BRCA1/2)变异。新兴生物标志物包括循环蛋白(如脂质运载蛋白-2(LCN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循环微小RNA(miRNAs)、细胞外囊泡(EVs)、循环肿瘤细胞(CTCs)和循环肿瘤DNA(ctDNA)。液体活检能够以微创方式重复分析生物体液中的肿瘤来源组分,提供更接近采样时间的动态分子表征,支持肿瘤演化、治疗反应、微小残留病(MRD)和复发评估。本综述旨在回答三个问题:各生物标志物类别内最具信息量的平台比较分析特征;分析成熟度如何转化为临床成熟度;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多重检测和多模态平台在降低检测限之外的优势。本综述为批判性叙述性综述,文献检索覆盖2020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1日发表的文章。
2. 乳腺癌中已确立和新兴的生物标志物
乳腺癌具有显著的分子异质性,不同分子亚型需要不同的生物标志物进行准确诊断、分类、预后和治疗指导。在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疾病中,血浆雌激素受体1(ESR1)突变主要与获得性内分泌耐药相关,而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3-激酶催化亚单位α(PIK3CA)变异可能支持PI3K靶向治疗的选择。在HER2阳性疾病中,组织HER2评估仍是临床参考标准。三阴性乳腺癌(TNBC)缺乏ER、PR和HER2作为定义性治疗靶点,可能需要更广泛的ctDNA、CTC、EV-RNA、免疫或蛋白特征。
2.1 蛋白质生物标志物
最广泛使用的组织蛋白生物标志物包括ER、PR、HER2和Ki-67,主要通过免疫组织化学(IHC)评估。CA15-3、CA27.29和癌胚抗原(CEA)是已确立的循环生物标志物,主要用于晚期疾病和治疗反应的监测,而非主要筛查。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是跨膜糖蛋白,在TNBC等侵袭性亚型中尤为重要,是可溶性PD-L1(sPD-L1)的检测仍处于研究阶段。TGF-β具有双重、分期依赖的作用,在乳腺癌中初期作为肿瘤抑制因子,后期促进上皮-间质转化(EMT)、免疫逃逸和转移。LCN2(又称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主要由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分泌,参与铁稳态、炎症、肿瘤进展、化疗耐药和转移播散,其组织及循环浓度升高与晚期疾病、高组织学分级、Ki-67表达增加、ER和PR阴性及侵袭性乳腺癌表型相关。
2.2 非编码RNA生物标志物
miRNAs是乳腺癌中研究最广泛的非编码RNA(ncRNA)生物标志物,在早期诊断、预后、分子亚型分类和治疗反应评估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miRNA-21在乳腺癌中频繁过表达,与晚期疾病、淋巴结转移、不良预后及对曲妥珠单抗和多柔比星的耐药相关。鉴于乳腺癌的分子异质性,多miRNA特征通常比单个靶标具有更大的诊断潜力,多个组合已实现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超过0.90,但其性能高度依赖研究人群、分析流程和统计模型。
2.3 细胞外囊泡及EV相关生物标志物
EVs及其分子货物是乳腺癌发展、肿瘤侵袭性、治疗耐药和转移进展的新兴生物标志物。外泌体是纳米级EVs,直径通常为30–150 nm,由肿瘤细胞和基质细胞释放至生物体液中,其脂质膜保护货物免受酶降解。EV相关miRNAs有助于区分肿瘤来源信号与异质性循环背景。其他EV相关ncRNAs也在研究中,包括外泌体长链非编码RNA(lncRNAs)如HOTAIR、MALAT1、SNHG16和NEAT1,以及部分环状RNA(circRNAs)。EV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性能同时取决于下游检测和分析前及分离流程。
2.4 循环肿瘤DNA
ctDNA是乳腺癌中研究最深入的液体活检生物标志物之一,代表循环游离DNA(cfDNA)的一小部分,在早期疾病中常低于1%。ctDNA半衰期约为1–2小时,能够动态评估肿瘤演化和治疗反应。ctDNA分析可识别可操作的变异以支持精准治疗:BRCA1/2变异与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敏感性相关;PIK3CA突变可指导PI3K抑制剂(如alpelisib)治疗;ESR1突变提示获得性内分泌耐药。ctDNA在微小残留病检测和早期复发监测方面也显示出潜力,但阴性结果不能排除复发。
2.5 循环肿瘤细胞
CTCs是从原发或转移性乳腺肿瘤释放至血流中的完整恶性细胞。CTC计数升高与早期和转移性乳腺癌的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存期不良相关。与ctDNA不同,CTCs可评估细胞形态、表面标志物表达和功能特征。CTC分离仍具挑战性,因为这些细胞极为稀有且表型异质。FDA批准的CellSearch?系统是基于EpCAM富集后细胞角蛋白阳性和CD45阴性鉴定的最成熟平台,但标志物依赖性富集可能漏检上皮标志物低表达的CTCs。
2.6 机器学习验证的乳腺癌生物标志物
机器学习(ML)和深度学习(DL)架构正快速推进乳腺癌管理,特别是在增强诊断精度、预测疾病演化和生物标志物选择方面。COL11A1是细胞外基质(ECM)的主要结构蛋白,与肿瘤进展和药物耐药相关。TOP2A是细胞分裂必需酶,在HER2阳性和luminal B型乳腺癌中过表达,在评估蒽环类药物耐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EZH2是表观遗传调控因子,EpiSign?平台可检测EZH2突变。MMP1降解I型胶原,促进癌细胞播散和转移演化。
2.7 从单一生物标志物到多重和多模态检测
单一蛋白质难以全面反映乳腺癌的分子异质性和动态肿瘤-宿主相互作用。多重检测指在一个分析平台内同时测量多个靶标,多模态液体活检结合不同生物标志物类别或分析模式,多组学分析则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或代谢组水平整合分子信息。多重检测可整合正交生物信号以提高灵敏度和特异性,但每个新增靶标都会增加样本分配、校准、交叉反应控制、标准化、统计校正和独立验证的要求。
2.8 跨液体活检分析物的分析前要求
分析前标准化必须针对分析物和基质特异性进行。对于ctDNA,应报告采血管和血量、血浆分离前的间隔和温度、运输条件、离心方案、血浆和提取输入体积、储存容器和温度、冻融暴露、溶血评估、cfDNA产量和片段大小分布等信息。标准EDTA管采集的血液应在2–4小时内处理。对于循环RNA和miRNA,应报告血清或血浆类型、采集管、处理间隔、离心条件、残留细胞和血小板污染、溶血、提取方法和回收率、外源性spike-in对照、RNA输入或质量及标准化策略。EV研究应按照MISEV2023和MIBlood-EV指南记录分离和浓缩方法、回收率、残留污染、EV标志物表征等信息。CTC工作流程应报告采集管、血量、处理间隔、富集原理、回收率、纯度、活力及标志物相关选择偏差。
3. 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分析方法
乳腺癌生物标志物的分子多样性及液体活检的扩展产生了单一检测技术无法满足的分析需求。ELISA和IHC等成熟方法在临床实践中仍不可或缺,而质谱(MS)、NGS、数字PCR(dPCR)、表面增强拉曼光谱(SERS)和基于生物传感器的平台提供了更高的分子深度、分析灵敏度和微创监测机会。CRISPR诊断和微流控分离系统解决了低丰度核酸和稀有CTCs相关的特定限制。最低仪器检测限并不一定表示最具临床实用性的平台。
3.1 既有分析技术
3.1.1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
ELISA仍广泛用于定量检测循环乳腺癌蛋白,包括CA15-3、CA27.29、CEA、VEGF、PD-L1和LCN2。常规ELISA提供良好的分析特异性、广泛的可及性和与临床实验室的成熟兼容性,但其灵敏度可能不足以检测极低丰度生物标志物,多重检测能力有限,样本需求量相对较大,多步骤操作和批间变异可能降低分析可靠性。数字ELISA通过将样本分配到大量飞升级隔室并将整体信号转换为数字计数事件,实现极低丰度蛋白的检测,但专用仪器、成本和有限的检测可用性仍限制其更广泛的应用。
3.1.2 免疫组织化学(IHC)
IHC通过评估ER、PR、HER2、Ki-67和选定的免疫标志物,仍是乳腺癌诊断和治疗选择的核心手段。IHC保留组织结构和空间背景,但需要侵入性采样,且对固定、处理、抗体选择、染色和评分敏感。观察者间变异、伪影和非特异性结合可能在临床相关临界值附近产生不一致的分类。
3.2 现代分析技术
多重IHC和免疫荧光可在同一组织切片内实现多个肿瘤和免疫标志物的空间分辨分析。数字病理学和AI辅助图像分析可改善定量评分并减少观察者依赖性变异。卷积神经网络(CNN)用于改善乳腺肿瘤良恶性分类。Galen Breast系统(现更名为Ibex)可将病变分类为良性、不确定或恶性,并识别超过50种组织特征,同时提供ER、PR、HER2(包括低和超低表达)及Ki-67的生物标志物定量模块。
3.2.1 质谱和色谱技术
质谱(MS)为复杂生物基质中蛋白质、肽段、代谢物、脂质等疾病相关特征的鉴定和定量提供广泛的分子覆盖。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Orbitrap质谱、电喷雾电离质谱(ESI-MS)和串联质谱(MS/MS)扩展了临床样本可实现的分子覆盖范围。在乳腺癌液体活检研究中,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已应用于唾液氨基酸谱分析、疾病相关多胺检测和早期乳腺癌中氧化血红蛋白修饰分析。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可分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作为潜在乳腺癌生物标志物。MS的主要优势在于将生物标志物发现与多重分子表征相结合,但常规实施仍受限于广泛的样本制备、基质效应、部分低丰度分析物的灵敏度限制、专用仪器、数据复杂性和实验室间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