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联纪念碑、其移除与种族偏见：基于“人群偏见”模型的多方法因果检验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On Confederate Monuments, Their Removal and Racial Bias

　　

邦联纪念碑（Confederate monuments）的存在及其移除一直是美国社会讨论的常见话题。本研究采取情境视角（即“人群偏见”模型，Bias of Crowds model），考察了某地区邦联纪念碑的存在及其移除是否对该地区人群的种族偏见产生因果影响。通过多项大规模数据分析（N₁ = 1,753,557）、在线实验（N_2a = 1,164，N_2b = 416，N₃ = 537）以及一项实地研究（N₄ = 176），研究人员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邦联纪念碑的存在或移除能够稳定地影响人们的内隐（implicit）或外显（explicit）种族偏见。研究人员讨论了这些发现对偏见的情境模型（situational models of bias）的启示，以及开展地理差异研究的最佳研究实践。

本研究围绕邦联纪念碑（Confederate monuments）的存在与移除如何影响美国社会种族偏见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背景源于美国社会中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遗留：邦联纪念碑作为南方邦联的象征，长期与种族压迫和暴力相关联。尽管2015年以来已有超过150座此类纪念碑被移除，但仍有数百座存留。既有理论如“人群偏见”模型（Bias of Crowds）认为，人们所处环境的特征，例如街道上的符号、媒体内容等，能够通过激活文化刻板印象而影响内隐与外显种族偏见。以往研究也发现，历史奴隶制、落日城镇、大迁徙等区域历史因素与当前偏见水平存在相关。然而，关于邦联纪念碑本身是否直接导致偏见升高，仍缺乏严格的因果证据。先前一项基于大学校园的研究虽发现校园内存在邦联纪念碑与较高内隐偏见相关，但其样本仅涵盖18个校园，且为相关设计，无法排除反向因果或第三变量解释，也难以推广至一般城市和乡镇。因此，研究人员采用多方法、多层面数据，对邦联纪念碑的存在和移除与种族偏见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全面检验。

在方法上，研究1使用大规模观察性数据与因果推断技术。数据来源包括Project Implicit的2015至2022年种族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数据（共175万余名白人参与者）、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SPLC）Whose Heritage项目记录的邦联纪念碑空间位置与移除信息，以及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以通勤区和县为地理单位，采用多水平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一阶差分模型和时间分布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人口密度与黑人人口比例。研究2a（N = 1,161）与研究2b（N = 416）从Project Implicit参与者池招募白人及黑人参与者，通过实验操作同时加入“对纪念碑意义的反思”和“纪念碑图像作为背景”两种暴露条件，使用IAT和温度计测量内隐与外显偏见。研究3（N = 537；白人子样本N = 249）采用情感误归因程序（Affect Misattribution Procedure，AMP），分别考察对白人与黑人的独立及相对偏见。研究4在荷兰蒂尔堡市街头开展实地实验（N = 176），比较在殖民纪念碑和控制纪念碑附近收集的外显态度数据，并操作是否提供纪念碑历史信息。

研究结果方面，Study 1的多水平分析显示，县层面邦联纪念碑数量与内隐偏见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B = –0.002，p = .002），即数量越多偏见反而略低，但该效应在通勤区层面不显著，且改用“是否存在纪念碑”作为预测变量后不显著；外显偏见的结果模式类似但不稳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县和通勤区层面出现方向相反的关联，但一阶差分模型表明，移除纪念碑的当月与下月之间，内隐和外显偏见并无显著变化；时间分布固定效应模型也未显示移除前后12个月内存在系统性变化。因此，观察数据不支持纪念碑存在或移除对偏见的因果效应。Study 2a和2b中，实验组（信息提示加纪念碑背景）与无信息对照组在IAT得分和温度计差异分数上均无显著差异，等价检验进一步支持效应量小于预设最小关心值（d = 0.2）。Study 3使用AMP重复了这一零效应：无论对白人还是黑人的内隐偏好，以及在相对偏见上，实验组与对照组均无显著差异，等价检验排除最小有用效应。Study 4发现，在殖民纪念碑旁作答的参与者，其外显偏见水平与在控制纪念碑旁作答者没有显著差异，提供历史信息与否也不改变结果。综合四项研究，没有任何一项提供可靠证据支持邦联纪念碑会传导为居民种族偏见。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与先前校园研究不一致，可能由三种原因导致：先前研究为假阳性；或存在未测第三变量，例如校园内学生构成和结构性不平等；或大学校园纪念碑与城市公共纪念碑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与显著度。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纪念碑应保留，因为纪念碑作为种族不平等的标记，依然与仇恨犯罪、私刑历史等负面后果相连。理论层面，该结果对“人群偏见”模型构成挑战：物理环境中的孤立符号可能并非把结构性不平等转化为偏见的关键线索，社会文化环境（如人际互动、社区规范）可能更为重要。方法论层面，本研究强调了多方法、多地理边界、多分析模型相结合的必要性，呼吁研究者借鉴经济学和医学中的因果推断技术，并辅以实验与实地研究来检验机制。

结论翻译：本研究通过突出已有工作局限性并展示多方法在全面理解心理现象上的力量，推进了关于偏见情境模型的理论和研究实践。“人群偏见”模型及相关地理模型提出了许多新理论观点；为进一步发展，研究人员建议采用新的方法学进展，并实施来自心理学实验传统的优秀研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