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Affective and material politics of plastic bags: a follow-the-th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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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日常塑料关系,重点关注塑料袋作为粘性对象(sticky objects),其充满冲突的情感,从感激和宽慰到绝望。研究人员采用物质符号学(material semiotic)与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视角,对芬兰受访者的开放式调查回答(N
本研究探讨日常塑料关系,重点关注塑料袋作为粘性对象(sticky objects),其充满冲突的情感,从感激和宽慰到绝望。研究人员采用物质符号学(material semiotic)与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视角,对芬兰受访者的开放式调查回答(N = 91)进行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揭示了塑料袋的物质属性如何塑造袋子的意义、相关情感反应和日常实践。在方法论上,本文重新定位了跟随物方法(follow-the-thing approach),将其作为组织研究结果的分析框架,追踪袋子从超市收银台到多样后生命的轨迹。结果表明,塑料袋与消费者主体性(consumer subjectivities)在关系性中共同涌现,其特征是多重性,避免了对消费者和塑料的简单刻画。研究结果挑战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环境政治框架,强调塑料的结构性本质。塑料袋不仅仅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一次性物品:它是一个具有伦理潜力的政治挑衅对象,呼吁超越个体消费者行动的抗争和系统性变革。
塑料袋曾是20世纪中叶的购物革命,如今却成为一次性文化、化石资本主义和环境灾难的象征。尽管塑料污染缓解政策(如征税、禁令)常以消费者行为研究为依据,但这类研究鲜少深入分析支撑塑料依赖的社会规范、权力关系和物质文化条件。本研究因此聚焦塑料袋的物质政治,即袋子如何对人产生意义,以及何种情感、实践与主体性与其共同涌现。
研究基于91份芬兰开放式问卷,运用物质符号学(material semiotic)与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视角,进行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并将“跟随物”(follow-the-thing)方法重新定位为分析框架,追踪袋子从超市收银台到多样后生命(afterlives)的轨迹。结果发现,塑料袋与消费者主体性(consumer subjectivities)在关系性中共同涌现,呈现多重性,避免了对消费者和塑料的简单刻画。这挑战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环境政治框架,强调塑料的结构性本质。塑料袋并非微不足道的一次性物品,而是具有伦理潜力的政治挑衅对象,要求超越个体消费者行动的系统性变革。
方法上,数据来自芬兰PlastLIFE项目(支持芬兰塑料路线图)的公民小组,问卷由环境部、芬兰商业联合会及“塑料袋绿色交易”企业合作设计。91名受访者(回复率66%)多为环保意识较强的公民,其中86%为女性、78%受过高等教育、年龄多在41至60岁。分析聚焦13个开放式问题,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结合物质符号学与情感理论,并将“跟随物”方法作为解释框架,通过五轮反复讨论验证解读,用以组织文本描述中塑料袋在空间-时间与情感上的移动和意义转变,无需物理追踪。
研究结果按塑料袋的日常轨迹展开。
(一)收银台处浓缩的消费者道德。通过对购买袋子时的回忆分析发现,塑料袋在匆忙购物中提供便利,但也引发羞耻、内疚和尴尬。购买袋子被视为可持续主体的失败,袋子成为个人与社会紧张的凝聚点,同时作为道德“诱饵”掩盖了袋内其他塑料包装商品的更大系统性共谋。
(二)回家路上——物质性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受访者描述在公共场合携带塑料袋感到尴尬,袋子品牌成为社会经济地位标记。历史比较显示,塑料袋曾象征现代性与地位,如今却被归入不可持续的过去。材料性质的变化(如回收塑料导致袋子更脆弱、有异味)既带来使用上的不满,也因其回收符号而具有道德吸引力。
(三)家庭塑料无处不在中的无力感与能动性。即使不购买塑料袋,袋子也会通过亲友、外卖等途径进入家庭,成为塑料普遍性的体现。多数受访者对塑料既认可其保护作用,又担忧过度消费和污染,感到无力“做够”,但拒绝购买塑料袋成为一项微观抵抗实践,使袋子成为政治行动者。
(四)管理生活与废弃物——创造性再利用与处置伦理。塑料袋因其隔离湿、脏物品的物质属性被多次重复使用,重复使用既是抵抗一次性模式的方式,也减少了购买内疚并反过来维持袋子消费。作为垃圾管理工具,塑料袋与分类回收交织,分类既带来焦虑也产生道德满足感,但部分受访者质疑回收和焚烧无法解决过度生产问题。
(五)袋子的后生命:任性的塑料与跨身体恐怖。袋子逃逸到自然环境中的想象引发愤怒和焦虑,被视为人类疏忽与多物种负担的象征。微塑料担忧呈现为个人身体层面的“跨身体”(transcorporeality)经验,人们意识到塑料分解为微/纳米塑料并进入食物链,挑战了追求洁净和控制的身体边界。另有受访者关注化石来源,呼吁停止使用原生塑料。
讨论指出,塑料袋成为“粘性对象”(sticky objects),被冲突情感(如怀旧、宽慰、厌恶、绝望)所饱和;袋与主体在情境中共同涌现,呈现社会、道德和物质多重性。方法论上,本文贡献在于将“跟随物”方法重新用作解释框架,并成功应用于质性调查材料。研究质疑基于理性消费者模型的环境政策,认为人们并非盲目于塑料,而是受制于结构性障碍;塑料袋作为政治催化剂,其拒绝与重复使用为个体提供了能动性。研究结论可翻译为:通过身体经验与媒介信息,受访者认识到塑料袋不仅是当前消费文化和一次性社会的象征,更是这些现象的物质促成者。塑料袋不仅是一个载体,而是使特定文化和主体性成为可能的基础性物质关系性。因此,它不应被视为消费社会中无足轻重的副作用,而应被理解为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对此,研究者提出一种塑料袋的物质政治,将其视为结构性的多重体,并作为其促成的系统的一部分整体考量。跟随袋子及其相关张力,为消费社会在塑料危机面前所需的更深刻变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