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学术界组织沟通隐喻:一场南北对话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Metáforas de la Comunicación Organizacional en la Academia Latinoamericana: Un Diálogo Norte-Su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0日 来源: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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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专业翻译 考虑到传播学领域存在一种以批判性思维和从属视角为特征的拉丁美洲认识论(episteme),并响应对该领域进行去殖民化的呼吁,本研究旨在推动全球北方与南方组织沟通研究之间的一场颠覆性/建设性对话,重点关注组织沟通的隐喻。研究人员将Putnam等人(

  
摘要专业翻译 考虑到传播学领域存在一种以批判性思维和从属视角为特征的拉丁美洲认识论(episteme),并响应对该领域进行去殖民化的呼吁,本研究旨在推动全球北方与南方组织沟通研究之间的一场颠覆性/建设性对话,重点关注组织沟通的隐喻。研究人员将Putnam等人(1996)的开创性框架与当代拉丁美洲学者在组织沟通领域的论述进行对话。由此产生了一个由五种基本隐喻——传输(transmission)、连接(connection)、协调(coordination)、对话(dialogue)、表征(representation)——和五种复杂隐喻构成的类型学。这一类型学对Putnam等人(1996)的导入框架提供了一种情境化且细致入微的重新诠释,突显了传输隐喻的重要性。此外,该类型学还为每种隐喻纳入了目的论维度,作为其在使用中的启发式(heuristic)要素的关键组成部分。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知识生产的全球格局中,北大西洋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导致全球南方的学者主要通过北美和欧洲学者提出的理论与概念来研究传播现象。这种知识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 of knowledge)不仅确立了特定发声场所(locus of enunciation)的特权,还导致了“他者边缘思想”的隐形化。在组织沟通(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领域,这种霸权趋势尤为明显:该领域的奠基与制度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北美学者,而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则基于北美框架来研究本土的组织现象。一个典型例子便是Putnam, Philips和Chapman于1996年提出、后经Putnam和Boys于2006年修订的极具影响力的组织沟通隐喻类型学。尽管拉美学者受益于此类型学,用它来绘制、分类和合法化本地区的组织沟通研究,但其诞生于并为美国语境服务的特性,使其在应用于拉美时存在显著缺陷。西方传播学回应的是工业化北方的社会特征,并推崇现代性所确立的现代理性科学参数,这导致了“实践殖民性”(coloniality of doing),即一种扎根于北方/西方资本主义系统逻辑的特定传播实践与理论化方式,它优先考虑理性、进步、工具化和积累,而非福祉、美好生活(buen vivir)和集体利益。这种做法忽视了世界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知识生产与组织实践的独特性,并使其他构想组织沟通的方式隐形化,从而延续了以北欧为中心的宏大叙事。
鉴于拉美传播学中存在独特的认识论——以批判性思维和从属视角为特征——并遵循去殖民化该领域的呼声,本研究旨在通过聚焦于组织沟通的隐喻,引发一场全球北方与南方组织沟通研究之间的颠覆性/建设性对话。研究所采用的对话方法可以用哥伦比亚短语“在已有基础上建造”(construir sobre lo construido)来描述,该短语源自玛雅及其他中美洲文化用于在新结构之上建造旧结构的建筑技术,要求严格评估下部结构的稳固性与功能性,甚至可能破坏部分下部结构以确保新建筑的可行性。同样,该方法涉及评估西方组织沟通框架的贡献与缺陷,同时批判地质疑和解构其前提与含义。这与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原住民和被奴役人口用来抵抗同化与文化灭绝的一种融合主义(syncretism)形式有关,即将殖民者强加的形象和符号注入新的、服务于其社区的意义与应用。因此,“在已有基础上建造”可被视为一种对抗学术领域中持续存在的霸权(殖民)模式的抵抗行为;这要求将组织沟通的发声场所从全球北方转移到全球南方。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为实现将Putnam等人(1996)的隐喻框架扩展至基于拉美学术研究的类型学这一目标,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三步骤方法论。首先,基于一项前期混合方法研究的数据,评估Putnam等人的框架如何与知名拉美组织沟通学者的观点相契合。该前期研究包含一项针对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多所大学及协会的学者的问卷调查,以及对选定的专家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其次,对这些访谈进行归纳分析,以识别隐喻的解释与应用。最后,通过分析由56篇已发表论文和53篇会议论文组成的语料库(这些论文均来源于拉美学者最常阅读和投稿的期刊及会议,包括《传播与社会》(Comunicación y Sociedad)、《关键词》(Palabra Clave)、《有机体》(Organicom)、《理性与话语》(Razón y Palabra)以及拉丁美洲传播研究者协会(ALAIC)双年会的论文集),对从访谈中提炼出的类型学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

基本隐喻
研究产生了五种基本隐喻:传输、连接、协调、对话和表征。虽然这些隐喻与Putnam等人的类型学表面相似,但在拉美学术语境下获得了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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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不同于Putnam等人的管道(conduit)隐喻,拉美学者将其概念化为中介(mediation),即传播是一个由多元行动者参与并被促进和转化的过程,强调意义和文化过程对思想、内容或信息的生成、扩散、流通和反馈的支持或转化作用。例如,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水平传播,强化了传播作为一个革命性过程的概念,其中活跃的接收者不仅能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信息,还能评论、分享、重新设计乃至创造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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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传播被视为连接组织内部元素与外部动态的桥梁,促进不同系统、子系统或结构间的相互依存。这在拉美语境下尤为复杂,因为许多国家的学术课程中仍存在内部传播与外部传播的显著分离。学者们借鉴了卢曼(Luhmann)、莫兰(Morin)以及马图拉纳(Maturana)和瓦雷拉(Varela)的系统理论,特别是后者关于自创生(autopoiesis)系统的观点,认为传播能够协调行动、人性化组织并在共存中整合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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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传播被理解为组织成员参与或介入的过程,旨在协调和联合努力以建立有效关系。这是一种规范性的协调观,分析关系是否有效,特别是能否促进顺畅的内外沟通,以及利益相关者是否以有助于组织完成使命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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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拉美学者强调对话是社会空间中各种思想和视角为了达成共享意义而互动的空间,而非仅仅作为文本的仪式化对话。这一观点根植于拉美传播促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传统,强调传播在推动组织变革和挑战权力关系方面的作用,并将对话与行动主义、责任和社会正义联系起来,视传播为社会变革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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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征:类似于Putnam等人的符号(symbol)隐喻,但更侧重于通过话语、故事、符号系统等来表征和描述特定的组织身份、品牌、价值观、文化和情境。其目标通常是评估和实施具体组织的传播策略变革,许多学者同时扮演着研究和咨询的双重角色。
复杂隐喻
研究发现,五种基本隐喻并非孤立使用,而是以一种交织的方式相互连接,形成了具有多层含义的复杂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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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性连接:连接与协调的关联显而易见,因为组织环境中的传播连接着过程和个体,而系统与结构间的关系依赖于并源自个体间的联系。两者的结合体现在,内外部过程的衔接对于促进组织公众间的特定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些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组织系统,引发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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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性协调:协调与对话之间存在预期中的紧密关系,因为组织成员之间的承诺和参与是通过对话、交谈等方式发生的。对话和协作对于形成传播必不可少,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传播和组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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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性传输: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组合。通常传输被视为单向和技术性的,与作为水平互动的人文过程的对话相对立。然而,在拉美学者的研究中,两者可以呈现因果关系:传输产生对话,或者对话是特定信息传播形式的产物。例如,数字化环境的媒介化使得层级传播让位于对话性对话,传输被视为创造组织可见性的方式,而对话则是交流、参与和相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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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性协调传输:当传输、协调和对话三种隐喻结合在一起时,对话、倾听、参与和关系成为补充传输的动态因素,后者保留了其信息性质,但增强了与受众的连接和目标的实现。其目的是分散传输的中心地位,并非消除它,而是通过关系、参与和包容多元受众,使其继续作为影响和组织变革过程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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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征性对话传输:在这种三元结构中,传输与对话和表征相结合。信息传播以及与受众的连接与象征框架的建构密切相关,这些框架可以涵盖从叙事到批判、从身份认同到解放等多个层面。这使得传输隐喻变得远比盎格鲁-撒克逊文献所暗示的更为复杂。
隐喻的目的论导向
拉美组织沟通学术界倾向于从其工作的目的论导向出发,关注传播及其在促进组织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意味着隐喻不仅帮助研究者描述和理解其领域,还指向特定的目标或目的。每种隐喻都有其独特的目的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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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旨在传播消息/信息/内容、创建内容、告知利益相关者、连接利益相关者与信息、分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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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旨在连接或整合组织的内外子系统/元素、组织流程以减少熵/混乱、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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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旨在以特定方式关联内外个体/利益相关者、组织人员以减少混乱、规划或决策、包容少数群体和身份以促进组织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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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旨在促进或便利倾听、鼓励对话、支持或培育叙事、增强或推动参与、推动或激发解放或变革、挑战、改变或捍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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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征:旨在表征身份、过程、形象、组织中的任何元素,或象征仪式、身份或组织元素。
这种目的论导向源于四个关键要素:该领域的实践导向性质;战略传播的相关性,使学者将传播视为具有切实影响的战略性实践;规范性强调,即传播在效率、控制和达成预定组织目标方面发挥作用;以及拉美其他重要领域(如传播促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促成了一种将传播视为推动社会变革工具的批判性视角。

结论与讨论

通过将Putnam等人(1996)的隐喻类型学与拉美研究进行对话,研究得出两条主要反思路径。
首先,这一对话性练习重新评估了Putnam等人类型学对拉美组织沟通研究的深刻影响。五种基本隐喻的高度相似性印证了历史性的知识地缘政治影响。一种解读认为这是拉美研究对西方模式模仿与重复的“再生产”或“分析性”研究路径。然而,另一种互补性解读在承认其从属地位的同时,也肯定了其独特的认识论。研究表明,继承自Putnam等人的隐喻被重新赋义和概念化以适应拉美特质。例如,传输隐喻通过中介概念的引入,超越了简单的管道隐喻,加入了意义建构的过程。在复杂隐喻中,大多数都交织了传输隐喻与其他隐喻,显示出拉美学者的隐喻想象具有“连接启发式”(heuristic of connection)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连接启发式甚至在源于对立认识论观点的隐喻(如传输与对话)之间也存在。这或许是因为矛盾在拉美组织中并非隐喻,而是一种鲜活的现象和现实,它塑造了组织的构成并确保了其生存,最终渗透到隐喻中,使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复杂化和互联。此外,研究挑战了北美学术界中信息与传播的历史性对立。拉美的复杂隐喻赋予了信息新的价值和意义,表明对话和信息可以在超越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连接启发式中协同工作,为理解组织沟通提供了创新途径,这与托里科·维拉纽瓦(Torrico Villanueva)所称的“创新”研究路径相符。
其次,目的论维度的中心性是另一重要结论。拉美传播学的认识论驱动着对实践和伦理问题的追问:“传播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超越了认识论立场,处于隐喻构建的核心启发式之中。也就是说,拉美学者的隐喻想象中的类比逻辑——“组织沟通作为”——主要通过一个目的论过程——“为了……的沟通”——来运作。这解释了为何每种基本隐喻都具有明确的目的论维度。与北美和欧洲传统相比,拉美研究不将这一问题局限于特定功能主义或批判性立场,而是使其成为任何组织沟通研究的关键驱动力,这为重新审视传播的角色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实践和伦理影响提供了新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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