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scale》:Activating the N2 molecule by transition-metal atoms: a high-throughput first-principles computational screeningOpen Access
利用密度泛函理论(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DFT)和高通量筛选方法,研究人员通过采样所有分子取向,研究了3d和4d族过渡金属单体、二聚体及三聚体构成的3680种过渡金属–N2构型上的N2吸附行为。研究发现,基态吸附几何结构和过渡金属的d轨道占据数是控制N2活化的关键因素;侧位(side-on)结合比端位(end-on)结合能实现更强的活化。在单一过渡金属原子中,Zr被发现是活化N2的最佳候选者,而由Sc、Ti、Y和Zr组成的早期过渡金属二聚体对N2分子的活化作用最强,可将N–N键从1.1 ?拉伸至1.6 ?。这一结果源于协同效应:单体和二聚体中的金属原子将电子转移至N2的反键π*轨道,显著削弱了N–N键。然而,这种改善在更大团簇中并未延续。尽管三聚体具有更强的结合能力和更大的电荷转移量,但其活化效率不如二聚体,原因在于金属–金属相互作用与金属–N2成键产生竞争,降低了π反馈捐赠的效率。这些结果为设计高效催化剂提供了简单明了的指导原则。
### 论文解读文章
#### 1. 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氨(NH
3)是工业中重要的化学品,目前主要通过Haber–Bosch工艺从分子氮(N
2)合成,该过程需要高温高压条件。因此,开发能够在较低温度和压力下活化N
2的催化剂具有重大意义。过渡金属因具有部分填充的d轨道,既能接受电子也能捐赠电子,被广泛用于活化小分子。N
2分子是化学性质最惰性的分子之一,其稳定性源于由氮2p轨道重叠形成的强三键(一个σ键和两个π键),表现为短键长(1.10 ?)和高键解离能(约9.8 eV)。活化N
2需要将电子转移至其反键π
*轨道,从而削弱N≡N键。
已有研究确立了催化剂电子结构与氮活化之间的重要关系,例如N?rskov等人建立了过渡金属表面上含氮中间体吸附能之间的标度关系。尽管已有针对均相双金属和三金属体系的研究,但异质金属原子组合在N
2活化中的作用仍不明确,特别是金属身份、吸附几何结构和金属–金属相互作用之间的复杂关联尚未厘清。在实际催化体系(如纳米颗粒和表面)中,不同吸附位点与几何构型、金属–金属相互作用以及催化剂–基底相互作用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识别控制N
2活化的根本因素变得困难。核心科学问题因而十分明确:什么从根本上决定了金属活化N
2的能力?是金属的电子结构、吸附几何构型,还是多金属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 2.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自下而上的策略,从单一过渡金属原子出发,逐步扩展到二聚体和三聚体体系,以分别考察几何构型、协同效应和金属–金属相互作用的作用。所有计算均在密度泛函理论(DFT)框架下使用Vienna Ab initio Simulation Package(VASP)完成,采用投影缀加平面波方法(PAW)和Perdew–Burke–Ernzerhof(PBE)泛函描述交换关联能,并包含自旋极化。平面波截断能为520 eV,真空层厚度至少18 ?以确保有限体系的隔离。初始吸附结构通过系统地将N
2分子放置在预设吸附位点和取向上自动生成,所有构型均无对称性约束地完全弛豫,采用一致的收敛标准(能量收敛10
?5 eV,力收敛0.001 eV ?
?1)。单体、二聚体和三聚体分别考虑了2、12和20种初始吸附几何构型,最低能量优化结构被确定为基态吸附几何。此外,利用LOBSTER代码进行了晶体轨道Hamilton布居(COHP)分析,其积分形式(ICOHP)提供键合与反键相互作用的能量分辨定量度量。研究系统覆盖了3d(Sc–Zn)和4d(Y–Cd)系列的所有可能单体、二聚体组合,以及由Sc、Ti、V、Y、Zr、Nb构成的56种三聚体组合,共计3680个初始过渡金属–N
2构型。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为纯理论计算,不涉及实验样本队列。
#### 3. 研究结果
**3.1 N
2分子的活化**
**3.1.1 单个过渡金属原子对N
2分子的活化**
研究人员首先考察了单个过渡金属原子与N
2相互作用,对每个金属原子考虑了侧位(两个氮原子均与金属原子相互作用)和端位(仅一个氮原子与金属原子结合)两种吸附几何。结果表明,大多数过渡金属倾向于端位构型,其中相互作用主要为σ型,金属d轨道与N
2的π
*轨道重叠有限,导致电子转移较弱、N–N键伸长较小。然而,Mo、Mn和Zr表现出明显偏差,其N–N键长显著增大——这三种金属在侧位几何构型中稳定存在,该构型允许金属d轨道与N
2的π
*轨道实现更强的重叠,使π反馈捐赠更为有效,N–N键长分别达到1.268 ?(Zr)、1.206 ?(Mo)和1.179 ?(Mn)。这表明在单原子层面,吸附几何对N
2活化起主导作用。结合能分析进一步显示,强结合并不总是意味着强活化,尤其是端位吸附中σ相互作用占主导时;侧位结合则增强了与π
*轨道的重叠,导致更强的反馈捐赠和更大的N–N伸长。Mn原子虽然采用侧位吸附几何,但N–N键仅伸长约1.17 ?,结合能仅为?0.08 eV,说明侧位配位本身并不足以实现强N
2活化。
**3.1.2 过渡金属二聚体对N
2分子的活化**
研究人员系统筛选了由3d和4d过渡金属组成的所有二元组合,共生成210个独特二聚体,每个二聚体考虑12种初始吸附构型,共2520个初始结构。结果显示,N
2在二聚体上几乎总是稳定为侧位构型,消除了单原子中观察到的几何限制。然而,大多数二聚体的N–N键长仅缓慢增加,表明仅有侧位几何并不足以强活化N
2。但当二聚体由早期过渡金属组成时,N–N键长出现急剧增加,接近1.60 ?。例如,Y–Y(1.585 ?)、Sc–Y(1.561 ?)、Zr–Zr(1.540 ?)、Y–Zr(1.539 ?)、Sc–Sc(1.538 ?)、Sc–Zr(1.515 ?)、Ti–Zr(1.513 ?)、Ti–Y(1.506 ?)、Ti–Ti(1.498 ?)和Sc–Ti(1.490 ?)。这一结果表明,侧位几何和金属固有电子特性共同作用,当两个条件均满足时产生协同效应。二聚体中两个金属中心可同时与N
2分子相互作用,增强了活化效果。例如,单个Zr原子将N
2活化至约1.268 ?,而Zr
2二聚体在相同侧位构型下进一步将其增加至约1.540 ?。这清楚表明两个金属原子协同工作比单个金属原子更有效。
**3.1.3 过渡金属三聚体对N
2分子的活化**
为探究更大团簇能否进一步提升N
2活化,研究人员构建了56种由Sc、Ti、V、Y、Zr和Nb组成的三聚体组合,为每个三聚体设置了20种初始吸附构型,共1120个结构。结果发现,侧位吸附仍是多数情况下的首选几何,但N
2分子不再与金属框架完美对齐,而是呈现倾斜构型。尽管存在额外的金属中心使得N
2结合更强,但N–N键伸长并未进一步增加,仅限约1.40 ?,表明二聚体中观察到的强协同效应达到饱和。关键原因在于三聚体中出现了显著的金属–金属相互作用:部分金属d电子密度用于稳定金属–金属键,而非转移至N
2的π
*反键轨道,导致π反馈捐赠效率相比二聚体降低。金属–金属成键与金属–N
2相互作用的竞争限制了N≡N键的进一步活化。
**3.2 N
2活化的电子结构与成键分析**
**3.2.1 分波态密度(PDOS)**
PDOS分析揭示了N
2吸附后电子态的演化。在单原子体系中,Sc、Y和Ti的N
2π轨道主要位于费米能级以上,对应未占据的π
*反键态,反映了端位吸附几何导致金属d态与N
2π
*体系轨道重叠差、反馈捐赠弱。相比之下,Zr单原子体系中相当部分的π
*反键态下移至费米能级以下,表明存在显著的金属到N
2的电子转移,这是侧位吸附几何允许更好轨道重叠的直接结果。在二聚体体系中,π
*反键轨道显著下移并被高度占据,几乎无π
*态保持未占据,表明反馈捐赠在二聚体中非常高效,这源于两个金属原子提供更高的d态密度和更好的电子空间分布,同时与N
2分子轨道实现更强耦合。在三聚体体系中,部分π
*反键态重新出现在费米能级以上,表明占据不完全;同时费米能级附近出现大量金属d态,说明强金属–金属相互作用消耗了部分d电子,使其无法参与向N
2的反馈捐赠,导致活化程度略低于最优二聚体。
**3.2.2 电荷密度差与电子局域函数(ELF)**
电荷密度差分析显示,端位吸附体系(如Ti–N
2)的电荷重新分布较弱且不均匀,ELF显示两个氮原子之间仍存在强局域化,说明三键基本保持。侧位吸附体系(如Zr–N
2)则表现出更对称的电荷积累,氮原子间ELF降低,表明N–N键减弱,金属–氮区域局域化增加,表明相互作用增强。二聚体体系中,N
2以侧位构型与两个金属原子同时相互作用,反键区域电荷积累增加且更加离域化,ELF确认氮原子间局域化减弱、金属–氮成键区域局域化增强。三聚体体系中,虽然π
*区域仍有电荷积累,但部分电子密度重新分布于金属原子之间,ELF显示金属–金属区域局域化增强,与向N
2的电子转移形成竞争,导致N–N键减弱达到饱和。
**3.2.3 Bader电荷分析**
Bader电荷分析定量研究了N
2活化中的电子转移。单原子体系中,Sc、Y和Ti向N
2的电荷转移(Δq)分别为0.64e、0.76e和0.52e,N–N键长仅增至约1.15–1.17 ?,对应弱活化。Zr表现出更大的电荷转移(约0.96e)和明显更长的键长(1.27 ?),与其侧位吸附几何和更强轨道重叠一致。二聚体体系中,Ti
2、Sc
2、Y
2和Zr
2的Δq急剧增加至约1.6e–2.2e,与N–N键的大幅伸长(约1.50–1.59 ?)直接相关,定量支持了PDOS和COHP的发现。三聚体体系中,总电荷转移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约1.6e–2.2e),但相比二聚体无显著增加,N–N键长反而略有缩短(约1.36–1.41 ?),表明额外的金属原子未有效贡献于向N
2的进一步电荷转移,部分电子密度重新分配至金属–金属成键中。
**3.2.4 晶体轨道Hamilton布居(COHP)**
COHP分析为键强度提供了直接定量度量。孤立N
2分子的大负ICOHP(?23.0 eV)反映了强σ和π成键贡献。吸附于单个Ti原子时,COHP显示费米能级附近反键贡献有限(ICOHP = ?19.0 eV),端位几何限制了Ti d轨道与N
2π
*轨道的重叠。吸附于Zr原子时,COHP显示费米能级附近反键贡献增加(ICOHP = ?14.1 eV),反映侧位几何实现更强的轨道对称匹配。二聚体体系中,Ti
2和Zr
2的COHP曲线显示费米能级附近反键贡献显著增强,ICOHP分别急剧下降至?7.0 eV和?6.0 eV,表明反键态的大量占据。三聚体体系中,费米能级附近反键贡献强度相比二聚体减弱,较低能量处出现与金属–金属相互作用相关的额外成键特征,ICOHP回升至?9.8 eV(Ti
3)和?9.4 eV(Zr
3),表明N–N键强度部分恢复。
**3.3 讨论部分总结**
研究结果表明,N
2活化并非仅由电荷转移量或结合强度决定,而是由电子有效占据π
*反键轨道的效率所控制。二聚体在轨道重叠和电子捐赠之间提供了最佳平衡:侧位几何保证了两金属原子与N
2的π
*轨道同时有效相互作用,金属间的协同效应最大化地促进了π反馈捐赠,使N≡N键从气态1.1 ?伸长至约1.6 ?。而在三聚体中,金属–金属相互作用与金属–N
2成键产生竞争,部分d电子密度参与稳定金属–金属键而非转移至N
2,导致π反馈捐赠效率下降,N–N键伸长反而受限在约1.40 ?。研究还指出,本工作对孤立过渡金属团簇的计算旨在识别控制N
2活化的本征因素。在实际应用中,催化剂通常负载于基底上,基底会通过电荷转移、轨道杂化、应变和配体效应改变活性位的几何限域和电子结构,因此文中的定量数值不应直接作为负载型催化剂的预测值。然而,由于该研究识别了控制N
2活化的基本描述符——即吸附几何、d轨道占据数以及金属–金属与金属–N
2成键之间的竞争——其定性趋势预期仍适用于负载型催化体系。
**3.4 研究结论**
利用密度泛函理论和高通量筛选,研究人员研究了N
2分子与286个3d和4d过渡金属体系(单体、二聚体和三聚体)的相互作用,以揭示控制N
2活化的基本因素——这是氨合成催化的第一步。研究结果揭示,早期过渡金属是N
2活化的最佳候选者,N–N键长从气态值约1.1 ?增加至某些情形下的约1.6 ?,这种强活化源于早期过渡金属向N
2反键π
*轨道更高效捐赠电子的能力。在单一过渡金属原子中,Zr被确定为最有效的催化剂,N
2以侧位构型与金属中心相互作用,N–N键伸长至约1.3 ?。对于由早期过渡金属组成的二聚体体系,N–N键可进一步伸长至约1.6 ?,两个金属原子同时与两个氮原子以侧位构型相互作用,实现增强的电荷转移和强反馈捐赠。然而,这一趋势并未随团簇尺寸增大而延续,金属–金属相互作用与金属–氮成键产生竞争。PDOS、ELF、Bader电荷分析、电荷密度差和COHP计算一致表明,N
2活化由π
*反键轨道的占据所控制:单原子中π
*态主要位于费米能级以上,反馈捐赠弱;二聚体中大量π
*态下移至费米能级以下并被占据,反馈捐赠强;三聚体中部分π
*态因金属–金属竞争而重新上移至费米能级以上,反馈捐赠减弱。二聚体在轨道重叠与电子捐赠之间提供了最佳平衡,而三聚体中金属–金属相互作用降低了这一效率。这些发现为设计更高效的氨合成催化剂提供了简单而有力的指导原则。研究人员目前正从本研究中选取有前景的候选催化剂,将其负载于最近合成的硼磷烯表面上,开展电催化NH
3生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