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汗液生物传感器用于炎症生物标志物(CRP、IL-6与TNF-α)检测:一项系统评价的分析与临床证据

《Biosensors》:Wearable Sweat Biosensors for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CRP, IL-6 and TNF-α):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nalytical and Clinical Evidenc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1日 来源:Biosensors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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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专业翻译 背景:可穿戴汗液生物传感器作为一种有前景的非侵入性炎症生物标志物监测方法而出现,为重复采血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本系统评价评估了汗液中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检测用于感染和炎症性疾病监测的现有

  
摘要专业翻译 背景:可穿戴汗液生物传感器作为一种有前景的非侵入性炎症生物标志物监测方法而出现,为重复采血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本系统评价评估了汗液中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检测用于感染和炎症性疾病监测的现有证据。方法:遵循PRISMA 2020指南(PROSPERO:CRD420261371221),检索了PubMed/MEDLINE、Scopus、Web of Science、IEEE Xplore和Google Scholar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2026年4月。纳入使用可穿戴或基于生物传感器的平台测量汗液中CRP、IL-6或TNF-α的人体研究。采用改良版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检查表和GRADE框架分别评估偏倚风险和证据确定性。结果:共纳入13项研究(2020–2025年,5–80名参与者)。CRP显示出最一致的汗液-血清一致性(r = 0.844),并在一个炎症性肠病队列中表现出良好的诊断性能(AUC = 0.845)。TNF-α在一项纵向研究中显示出最高的诊断准确性(AUC = 0.962),而IL-6显示出中等的汗液-血清相关性(R2 = 0.60–0.72),但诊断区分能力有限。IL-6和TNF-α在被动收集的外分泌汗液中检测更为一致,尽管在一项研究中IL-6也通过毛果芸香碱离子电渗疗法成功测量。大多数研究的方法学质量为中等。结论:基于汗液的CRP、IL-6和TNF-α测量在分析层面可行,可用于非侵入性炎症生物标志物监测。然而,当前证据仍受限于样本量小且异质性高的研究,这凸显了制定标准化方案和开展更大规模前瞻性临床验证的必要性。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早期识别感染和全身性炎症仍是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挑战。炎症反应识别延迟可能导致疾病进展、治疗延误、住院时间延长和临床结局恶化。除急性感染外,炎症性肠病(IBD)、肝硬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需要重复监测炎症活动以指导治疗决策。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是广泛用于评估炎症活动的生物标志物,但其测量仍主要依赖血液采样。可穿戴生物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使汗液成为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替代生物体液,具有非侵入性、可连续采集等优势。已有研究证实CRP、IL-6和TNF-α可通过可穿戴平台在人体汗液中检测,部分研究报告了汗液与血清浓度之间令人鼓舞的相关性。然而,现有证据仍然分散,多数研究涉及相对较小的队列、不同的汗液采集方法和不同的传感平台,难以进行直接比较。汗液采集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学考量因素,新兴证据表明IL-6和TNF-α在被动表达的外分泌汗液中比在离子电渗诱导的汗液中检测更为一致。本系统评价的新颖之处在于整合了三个通常被分开考虑的元素:汗液作为生物诊断基质、生物传感器架构与分析性能,以及CRP、IL-6和TNF-α临床验证的强度。

2. 材料与方法

本系统评价按照PRISMA 2020声明设计和实施,并在开始前于PROSPERO平台前瞻性注册(注册号:CRD420261371221)。研究选择依据基于PICO框架的预定纳入标准。纳入标准包括:直接测量人体汗液中的CRP、IL-6或TNF-α;涉及临床、观察性或体内研究设计的人体参与者;以英文发表的全文原创研究文章;研究感染、炎症或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评估可穿戴、基于生物传感器、微流体或电化学汗液检测平台。排除标准包括仅评估非目标生物标志物、仅在血液或血清中测量目标生物标志物而无汗液分析、无人体参与者的体外/台式/动物研究、仅评估生理参数、缺乏可获取全文,以及聚焦行为、神经或衰老相关疾病的研究。检索策略涵盖PubMed/MEDLINE、Scopus、Web of Science、IEEE Xplore和Google Scholar数据库,检索时间从建库至2026年4月,使用MeSH词和自由文本关键词组合。两名评审员独立进行标题和摘要筛选及全文评估,分歧通过讨论解决。数据提取使用预先制定的标准化提取表。方法学质量采用改良版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检查表进行评估,包含11项标准,涵盖选择、可比性和结局/暴露三个领域。由于纳入研究在人群、平台、采集方法和结局指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未进行定量荟萃分析,而是采用叙述性综合。证据确定性采用GRADE框架评估。

3. 结果

3.1 研究选择

通过系统检索共识别240条记录,去除20条重复记录后,220条独特记录经标题和摘要筛选,排除135条,剩余85篇文章进行全文评估。根据预定纳入标准排除72篇报告,最终纳入13项研究进行定性综合。

3.2 纳入研究的特征

13项纳入研究发表于2020至2025年间,其中10项发表于2023至2025年。大多数研究在美国进行(n = 8),其次为中国(n = 4)和瑞典(n = 1)。样本量从5到80名参与者不等,最大队列由Tu等人报告(n = 80)。研究设计包括前瞻性观察性研究(n = 5)、观察性研究(n = 3)、分析或临床验证研究(n = 3)和概念验证研究(n = 2)。研究人群包括健康志愿者和IBD、肝硬化、COPD、心力衰竭、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活动性感染、COVID后状态和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汗液采集方法以被动外分泌汗液采集最为常用(n = 6),其次为离子电渗诱导汗液采集(n = 2)、Macroduct辅助采集(n = 2)、运动诱导出汗(n = 1)和自动化汗液采集系统(n = 2)。CRP和IL-6各在6项研究中被评估,TNF-α在5项研究中被评估。

3.3 汗液生物标志物发现

3.3.1 C反应蛋白(CRP)

CRP在6项研究中被评估,涉及健康参与者以及IBD、肝硬化、COPD、心力衰竭、活动性感染和COVID后状态患者。健康个体汗液CRP浓度范围为0.05–3 ng/mL,IBD患者为525–1175 pg/mL。三项研究报告了定量的配对汗液-血清比较:Tu等人报告Pearson相关系数r = 0.844;Hirten等人报告R2 = 0.5278,在血清CRP ≤ 10 μg/mL的参与者中升至R2 = 0.883;Davis等人报告R2 = 0.392。Jagannath等人仅报告了定性比较。Fu等人报告传感器与ELISA之间具有极好的一致性(r = 0.961),但未进行配对血清验证。临床研究中,Hirten等人报告IBD患者汗液CRP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区分疾病的AUC为0.845,敏感性82%,特异性70%。Davis等人观察到汗液CRP浓度随肝硬化严重程度加重而升高。

3.3.2 白细胞介素-6(IL-6)

IL-6在6项研究中被评估。Hirten等人报告总体相关性R2 = 0.60,在血清IL-6浓度较低的参与者中升至R2 = 0.72。Jagannath等人报告汗液IL-6测量与ELISA之间具有极好的一致性(r = 0.99),分析准确性超过90%,特异性大于95%。Chu等人开发的可穿戴织物生物传感器检测限为280 fg/mL。Bj?rkenheim等人使用Olink?邻位延伸分析(PEA)量化IL-6,报告归一化蛋白表达(NPX)值而非绝对汗液浓度。Hirten等人报告使用汗液IL-6区分IBD患者与健康对照的AUC为0.62。Jagannath等人报告IL-6在被动收集的外分泌汗液中可检测,而在离子电渗诱导的汗液中不易表达。相反,Bj?rkenheim等人通过毛果芸香碱离子电渗联合Macroduct采集成功测量了汗液IL-6,但未观察到显著组间差异。

3.3.3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TNF-α在5项研究中被评估。Hirten等人报告了最高的汗液-血清相关性(R2 = 0.72),AUC为0.962,敏感性90.9%,特异性91.7%,用于区分IBD患者与健康对照。Jagannath等人报告分析准确性超过90%,特异性大于95%,与ELISA具有极好的一致性。Huang等人开发了基于可再生的场效应晶体管(FET)的可穿戴生物传感器,检测限低至10 fM,支持连续TNF-α监测。Davis等人观察到汗液TNF-α浓度随肝硬化不同阶段而升高。

3.4 汗液生物体液、生物识别与生物传感器转导

13项研究采用了多种可穿戴和实验室辅助生物传感器平台,电化学传感是主要分析方法。非法拉第电化学阻抗谱(nf-EIS)是最常用的传感技术(7/13项研究),其次是方波伏安法(SWV)(2/13)、差分脉冲伏安法(DPV)(1/13)、场效应晶体管(FET)传感(2/13)和邻位延伸分析(PEA)(1/13)。报告的检测限范围从TNF-α的10 fM到CRP的8 pM和IL-6的280 fg/mL。

3.5 偏倚风险与方法学质量评估

方法学质量评分范围为4至7分。13项研究中12项被归类为中等偏倚风险,1项(Hirten等人)被归类为高偏倚风险。没有研究达到低偏倚风险评级。最常见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缺乏评估者盲法、代表性抽样有限、缺乏疾病对照组以及分析参数报告不完整。

3.6 证据确定性(GRADE)

CRP检测准确性和汗液-血清相关性的证据确定性评为低,是评估结局中最高的确定性水平。IL-6检测准确性、TNF-α检测准确性、临床感染检测和传感器分析性能的证据确定性评为极低。降级主要基于偏倚风险、不一致性、间接性和不精确性。

4. 讨论

本系统评价综合了13项研究的证据。总体而言,炎症生物标志物可通过多种电化学传感平台在汗液中测量,但各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证据水平存在显著差异。CRP拥有最大的证据基础,跨炎症性疾病的评估范围最广,汗液-血清一致性最稳定。IL-6与血清浓度的一致性中等,诊断性能不一。TNF-α在有限数量的临床研究中显示出极好的诊断准确性,但证据基础相对较小。汗液采集方法学成为影响分析准确性的关键因素,IL-6和TNF-α在被动收集的外分泌汗液中检测一致,而离子电渗诱导的汗液结果有限。CRP的较强表现具有生物学合理性,因为其作为主要由肝细胞在IL-6刺激下合成的稳定急性期蛋白,在全身性炎症期间循环浓度升高持续时间较长。IL-6可能更适合监测动态炎症反应而非作为独立诊断生物标志物。电化学平台主导当前研究,因其具有高分析灵敏度、低功耗、相对简单的微型化以及与连续可穿戴监测的兼容性。研究提示汗液生物传感的主要瓶颈可能正在从分析灵敏度转向分析前和生物界面相关挑战。被动外分泌汗液采集一致地实现细胞因子检测,而离子电渗诱导的汗液对IL-6和TNF-α的性能有限。汗液组成的生物学变异性、缺乏标准化临床参考范围以及需要严格的多中心验证研究是临床实施的主要障碍。

5. 优势与局限性

本评价的优势包括:首次系统评价CRP、IL-6和TNF-α作为汗液炎症生物标志物,整合生物传感器技术、分析性能、汗液-血清关系、方法学质量和证据确定性;遵循PRISMA 2020指南;在PROSPERO前瞻性注册;采用结构化偏倚风险和GRADE评估。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11/13项研究[84.6%]纳入少于30名参与者)、研究设计异质性、汗液采集方法多样、分析报告不一致、缺乏独立重复验证、方法学异质性阻碍定量荟萃分析,以及仅限英文发表文献可能引入语言和发表偏倚。

6. 未来方向

未来研究应优先开展大型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使用标准化采集方案和统一分析方法评估不同感染性和炎症性疾病中的汗液生物标志物。建立经临床验证的汗液CRP、IL-6和TNF-α参考范围应被视为研究优先事项。技术层面,未来可穿戴平台应从单一生物标志物检测转向多重系统,同时监测炎症生物标志物和皮肤温度、心率、出汗率等生理参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整合可能增强连续生物标志物数据的解读。未来研究应更加重视独立外部验证、长期设备稳定性、监管要求、成本效益和现实世界实施。

7. 结论

本系统评价证明了使用可穿戴和基于生物传感器的平台测量人体汗液中CRP、IL-6和TNF-α的分析可行性。然而,当前证据不足以确立临床诊断效用,因为研究规模小、异质性高,且证据确定性为低至极低。未来研究应优先考虑标准化汗液采集、配对汗液-血液验证、充分把握度的前瞻性队列以及与临床有意义结局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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