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 Behavior, & Immunity - Health》：Association of Anxiety,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Inflammatory Indices with 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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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及五种血细胞源性炎症指标与心血管代谢共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CMM）的关联，并评估心理症状与炎症指标在相乘和相加尺度上的联合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唐山开平区和迁安市社区的5,903名成人
本研究旨在探讨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及五种血细胞源性炎症指标与心血管代谢共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CMM）的关联，并评估心理症状与炎症指标在相乘和相加尺度上的联合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唐山开平区和迁安市社区的5,903名成人样本，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PHQ-9）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分别评估抑郁和焦虑症状，同时计算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 SII）、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比值（lymphocyte-to-neutrophil ratio, LNR）及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比值（neutrophil-to-platelet ratio, NPR）。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焦虑症状（OR=1.15, 95% CI: 1.00-1.28）、抑郁症状（OR=1.25, 95% CI: 1.03-1.53）及五种炎症指标的三分位较高组均与CMM患病风险增加相关，其中LNR最高三分位的OR为3.38（95% CI: 2.73-4.20）。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提示各炎症指标与CMM之间存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相乘交互作用分析发现，抑郁症状与LNR（P=0.025）、NPR（P=0.002）以及焦虑症状与PLR（P=0.055）等存在显著相乘交互，表明心理症状与炎症指标的共存可能协同放大CMM风险；但相加交互指标（RERI、AP、SI）大多未显示一致显著性。亚组分析提示，肥胖（BMI≥28 kg/m2）个体对炎症指标的风险效应更为敏感，45岁以下成年人中NLR波动与CMM关联更明显。敏感性分析显示，在调整常见临床决定因素后，加入炎症比值或血细胞组分对焦虑/抑郁症状的判别能力提升有限（ΔAUC范围为0.001-0.020）。研究结论为：心理症状与全身性炎症状态可能共同刻画CMM高危人群，但炎症指标对心理症状的临床判别价值有限；相关结果为探索性关联，需在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论文解读：焦虑、抑郁症状与炎症指标在心血管代谢共病中的联合关联——基于中国社区人群的横断面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心血管代谢共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CMM）指个体同时存在两种或以上的心血管代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脏病和卒中。CMM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挑战，与高死亡率及生活质量下降密切相关。既往研究提示心理因素与系统性炎症状态均与CMM相关，例如英国生物银行超过40万人的前瞻性队列发现基线抑郁症状可预测后续CMM发生；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的研究也报告了血细胞源性炎症指标如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和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与心血管代谢结局的关联。然而，现有证据存在三点关键不足：其一，多数研究仅关注单一炎症标志物，而由常规血常规计算出的衍生指标可能从不同侧面反映系统性炎症状态；其二，心理症状与炎症指标对CMM的联合关联，特别是相乘与相加交互尺度的区分，尚未得到充分检验；其三，针对亚洲社区人群的证据有限，而心血管代谢流行病学存在显著的人群差异。为此，研究人员利用中国唐山开平区和迁安市的社区横断面数据，旨在评估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及五种血细胞源性炎症指标与CMM的关联，并探索心理症状与炎症指标在相乘和相加交互尺度上是否与CMM存在联合关联，以期为CMM的早期筛查和分层防控提供流行病学证据和假设。
**二、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为“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抑郁社区队列研究”的一部分，纳入唐山开平区和迁安市社区成人共5,903人，排除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甲状腺功能异常未控制、年龄小于18岁、严重精神疾病及近6个月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或大手术者。抑郁和焦虑症状分别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PHQ-9）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评估，均经过中国人群验证。CMM定义为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心脏病和卒中中至少两种共存。炎症指标由空腹静脉血白细胞计数计算得出：NLR、PLR、SII、LNR和NPR。统计方法包括多变量逻辑回归（三个模型逐步调整协变量）、限制性立方样条探索剂量反应关系、相乘交互（回归模型中纳入乘积项）、相加交互（RERI、AP、SI），并进行了年龄、性别、BMI的亚组分析，以及CMM亚型和E值敏感性分析，还利用标准化log(1+x)转换的血细胞组分进行了探索性成分分析和ROC曲线判别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1. 研究人群基本特征：** 共纳入5,903名合格参与者，其中男性2,626人（44.49%），女性3,277人（55.51%）。CMM患病率为15.20%（897例），焦虑症状检出率7.74%（457人），抑郁症状检出率14.11%（833人）。CMM组与非CMM组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BMI、家庭年收入、吸烟、饮酒及部分生化指标上差异显著。CMM组中≥45岁、女性、低教育程度、BMI≥28 kg/m2、家庭年收入低于79,999元的比例更高。
**2. 炎症指标相关矩阵：** 五种炎症指标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范围为-0.19至0.92，部分指标对（尤其共享血液学组分者）相关性较强，说明这些衍生指标反映系统性炎症状态的重叠但非完全相同的方面，不应视为独立的生物学维度。
**3. 焦虑、抑郁症状及炎症指标与CMM的关联：** 单因素分析显示焦虑（P=0.002）、抑郁（P<0.001）及五种炎症指标均与CMM存在关联。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III（充分调整性别、年龄、BMI、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吸烟和饮酒）中，焦虑症状的OR为1.15（95% CI: 1.00-1.28），抑郁症状的OR为1.25（95% CI: 1.03-1.53）。五种炎症指标的最高三分位（T3）均与CMM风险升高相关，其中LNR的OR最大（3.38，95% CI: 2.73-4.20），其次为NPR（2.58）、SII（2.49）、NLR（2.03）和PLR（1.75）。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提示炎症指标与CMM之间存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
**4. 焦虑、抑郁与炎症指标的交互作用分析：** 联合关联分析显示，同时具有心理症状和炎症指标升高者，其CMM风险通常高于单独炎症指标升高者。例如，有焦虑症状且PLR处于T3者的OR为2.98（95% CI: 2.03-4.37），而无焦虑症状者仅1.45；有抑郁症状且NPR T3者的OR为4.34（95% CI: 2.86-6.85），无抑郁症状者仅1.68。正式相乘交互检验发现，抑郁症状与LNR（P=0.025）、NPR（P=0.002）以及焦虑症状与PLR（P=0.055）等存在相乘尺度的显著交互。但相加交互指标（RERI、AP、SI）的95%置信区间大多包含零值，提示相加交互并未得到一致支持。因此，这些结果应视为探索性的统计交互，不能从中得出生物学协同或机制性相互作用的结论。
**5. 亚组分析：** 按年龄（<45岁、≥45岁）、性别、BMI（<24、24-27.9、≥28 kg/m2）分层后，主要关联方向在各亚组基本一致。抑郁症状与CMM正向关联，焦虑趋势相似，炎症指标在多数亚组呈剂量反应模式。但部分年龄和BMI层级的效应量存在差异，特别是SII、LNR、PLR和NLR，提示肥胖个体对炎症指标致CMM风险的敏感性更高，45岁以下成年人可能对NLR波动更敏感。性别未显示明显差异。由于亚组比较数量较多，这些发现需谨慎解读。
**6. 敏感性分析：** 按CMM亚型分析显示，焦虑症状与心血管/脑血管CMM亚型的关联较强（模型III OR=2.00，95% CI: 1.82-2.22），抑郁症状与其他合并CMM亚型关联较强（OR=1.94，95% CI: 1.18-3.20），NPR-T3在心血管代谢CMM中OR为2.93（95% CI: 1.39-6.17）。E值分析提示需要一定强度的未测量混杂才能解释观察到的关联，但无法排除残余混杂或反向因果。基于标准化log(1+x)转换血细胞组分的分析显示，中性粒细胞计数（OR=1.33）和血小板计数（OR=1.22）与CMM独立相关，而淋巴细胞计数无明显关联（OR=1.01）。ROC分析显示各炎症指标对焦虑/抑郁症状的单独判别能力有限（AUC范围0.488-0.574），在常见临床决定因素基础上加入炎症比值或血细胞组分仅使AUC提高0.001-0.020，DeLong检验未提示显著改善。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中CMM的患病率分布与既往报告一致，进一步证实抑郁和焦虑与CMM独立关联。心理症状可能通过行为途径（吸烟、缺乏运动、不健康饮食）和生理途径（HPA轴和交感神经激活、胰岛素抵抗、内皮功能障碍）影响CMM。慢性低度炎症是连接肥胖、胰岛素抵抗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共同通路，但血细胞源性炎症指标可能部分反映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计数的变异而非独立生物学域，且判别分析显示其作为心理症状临床筛查工具的增量价值有限。交互分析是主要贡献之一，但相乘交互显著不等于生物学协同或因果心理神经免疫机制，相加交互指数未一致显著也提示公共卫生意义有限。研究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CMM定义异质性、心脏病和卒中依赖自报、缺乏直接炎症介质（CRP、IL-6、TNF-α）测量、未调整体力活动/饮食/详细用药、多重比较未校正、样本来自唐山社区可能限制外推性。
研究结论：在这项探索性横断面研究中，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和血细胞源性炎症指标与社区人群CMM患病相关。成分分析提示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可能贡献了观察到的关联，但ROC和模型比较分析显示对焦虑或抑郁症状的判别及增量价值有限。这些发现应视为关联而非临床预测、诊断或筛查的证据，需在前瞻性研究中使用直接炎症生物标志物（如CRP和IL-6）加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