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ESG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的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Culture, ESG, and Re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1日 来源: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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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于中国证据,考察了文化紧密度(cultural tightness)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绩效。研究发现,位于文化更紧密且

  
本研究基于中国证据,考察了文化紧密度(cultural tightness)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绩效。研究发现,位于文化更紧密且更强调集体主义的地区的企业,其ESG表现显著更优。搬迁至文化更紧密、集体主义更强的省份的企业,其ESG绩效有所提升;而搬迁至文化更宽松、个人主义更盛的省份的企业,其ESG绩效则有所下降。上述积极的文化效应在教育水平更高的地区更为显著,且环境保护投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渠道作用。企业ESG绩效的提升将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的积极效应转化为可衡量的环境收益。具体而言,ESG、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每提升一个单位,分别可使人均污染物排放量减少5.236、0.342和0.251千克。本研究通过论证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能够同时塑造企业ESG绩效与真实环境产出,为企业可持续性的文化基础相关争论提供了新的见解。
**论文解读:文化紧密度、集体主义与企业ESG绩效及环境效应——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宏观背景下,企业环境、社会与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战略及绩效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性的核心议题。然而,ESG实践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根植的文化情境,文化通过塑造社会及组织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深刻影响着企业ESG的决策与执行。既有文化理论对于文化紧密度(cultural tightness)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如何作用于企业ESG绩效,提出了相互竞争的理论预测:一种观点认为,文化紧密度通过强化规范遵从与问责机制,集体主义通过鼓励服务集体目标与社区利益,从而提升企业ESG绩效;另一种观点则指出,文化紧密度可能促使管理者在严厉惩罚失败的规范下隐瞒负面信息,集体主义则可能削弱个体自愿性倡议,从而对ESG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为厘清上述理论分歧,本研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9–2022年共39,15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系统考察了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二者对真实环境绩效的作用,以回应文化基础如何塑造企业可持续性这一重要学术争议。

**二、研究设计、主要结论与贡献**

研究人员首先提出了竞争性的理论假设,并以零假设形式(H1)检验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对企业ESG绩效的净效应。研究发现,文化更紧密、集体主义更强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显著更优;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正向因果效应。企业迁址分析表明,迁往文化更紧密或更集体主义省份的企业ESG绩效显著提升,而迁往文化更宽松或更个人主义省份的企业ESG绩效则显著下降。此外,教育水平对上述文化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环境保护投资则是重要的中介渠道。最终,研究人员将分析拓展至省级污染物排放层面,证实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通过提升企业ESG绩效,切实减少了人均污染物排放量,实现了可衡量的环境收益。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首次将文化紧密度研究延伸至企业ESG绩效领域,表明紧密文化中固有的严格规范遵从可以带来更优的ESG表现;其二,提供了与“集体主义损害ESG”传统观点相悖的新证据,揭示了集体主义通过提升企业ESG绩效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为社会创造正向外部性;其三,回应了关于ESG文化基础的重要研究缺口,并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研究视野,将关注从单纯的经济产出延伸至社会与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估。

**三、关键研究方法与技术**

为实证检验上述假设,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第一,利用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回归模型估计文化维度对ESG绩效的影响,模型中加入行业×年份固定效应(Industry × Year Fixed Effects)以控制行业-年度冲击,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聚类以修正序列相关;第二,采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IV)回归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分别使用清朝对外战争次数(Historical War)作为文化紧密度(Tightness)的工具变量,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农业生态区划数据库中的水稻种植适宜性指数(Paddy Suitability)作为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工具变量;第三,利用企业跨省迁址事件构建准自然实验,通过比较迁址前后ESG绩效变化来强化因果推断;第四,采用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环境保护投资的中介作用;第五,在省级层面分析文化、ESG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并辅以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s)以排除遗漏变量干扰。样本数据方面,文化紧密度数据来源于Chua等(2019)基于31个省份11,662名受访者的调查,集体主义数据采用Talhelm和English(2020)的历史水稻种植面积比例衡量,ESG数据以华证ESG评级(HZESG)为主,污染物排放及省级控制变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公司层面控制变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

**四、研究结果**

**(一)文化维度对ESG绩效的影响(H1检验)**

基准OLS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紧密度(Tightness)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文化更紧密、集体主义更强的地区企业ESG绩效更好,从而拒绝了H1的零假设。工具变量回归中,第一阶段结果显示Historical War对Tightness、Paddy Suitability对Collectivism均有显著正向影响,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分别为1,673和10,001,远超Stock-Yogo 10%临界值16.38,确认工具变量有效性;第二阶段结果证实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对企业ESG绩效的正向效应依然显著。

**(二)企业迁址分析**

企业跨省迁址的准自然实验结果显示:迁往文化更宽松省份的企业在迁址后0–2年内ESG绩效显著下降(系数为-1.103,5%水平显著),而迁往文化更紧密省份的企业在迁址后1–3年和2–4年内ESG绩效显著提升(系数分别为1.557和0.968,均在1%水平显著)。集体主义维度上,迁往更个人主义省份的企业在迁址后0–2年内ESG绩效出现边际显著下降(系数为-0.932,10%水平显著),迁往更集体主义省份的企业在1–3年和2–4年内ESG绩效显著提升(系数分别为1.507和0.970,均在1%水平显著)。这一时序特征表明,迁入紧密或集体主义文化环境的适应成本更高,正向效应呈现延迟显现的特征。

**(三)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H2检验)**

以省份高等教育人口比例(Edu Degree)和中央教育投资占GDP比重(Edu Investment)作为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调节效应分析显示,Tightness × High Edu Degree和Tightness × High Edu Investment的交互项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Collectivism × High Edu Degree和Collectivism × High Edu Investment的交互项系数均在5%水平显著为正。结果证实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够放大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对ESG绩效的正向影响,拒绝H2零假设。

**(四)环境保护投资的中介效应(H3检验)**

通过对企业年度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环境保护支出进行文本分析,构造环境投资变量(Env Investment),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对环境投资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02和0.001,分别在1%和5%水平显著),环境投资对ESG绩效的影响在10%水平边际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168和0.160)。结果表明环境保护投资是文化影响ESG绩效的重要中介渠道,拒绝H3零假设。

**(五)环境后果分析(H4检验)**

在省级层面以人均污染物排放量(Pollutants,为SO?、NO?、NH?和化学需氧量COD之和除以省级人口)为因变量的分析显示:省份平均ESG绩效每提高一个单位,人均污染物排放减少5.236千克(5%水平显著);文化紧密度每提高一个单位,人均污染物排放减少0.342千克(10%水平显著),在加入ESG绩效后传导比例为15.20%;集体主义每提高一个单位,人均污染物排放减少0.251千克(1%水平显著),ESG绩效解释比例为6.37%。结果证实ESG绩效是文化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关键传导机制,拒绝H4零假设。

**(六)稳健性检验**

采用Wind ESG评级(WDESG)与彭博ESG评级(BGESG)作为替代因变量时,文化紧密度与集体主义的正向效应依然稳健;剔除北京和上海样本后结论不变;控制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外资股发行及董事会特征等额外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打乱省级文化指标1,000次后,实际估计系数位于安慰剂分布右尾(经验p值分别为0.023和0.072),排除了遗漏省级混淆因素的解释。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紧密度所蕴含的严格社会规范遵从与集体主义所强调的集体利益优先,能够驱动企业改善ESG绩效,并将ESG的改善切实转化为环境质量提升,体现了文化因素作为企业可持续性深层驱动力的重要性。研究结论在理论上调和了文化理论中关于紧密度与集体主义对ESG影响的对立观点,实证支持了文化正向效应;在实践上提示政策制定者与利益相关者,培育紧密且注重集体福祉的文化土壤,辅以教育投入与环保投资激励,有助于推动企业ESG实践并改善环境绩效。同时,研究也承认其局限性:文化指标基于省级层面而可能忽略企业内部文化多样性;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可能限制结论的外部推广;ESG评分作为指标型度量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实践质量与真实影响。未来研究可尝试纳入企业层面文化测量、开展跨国比较以及利用企业层面排放数据深化证据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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