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From exemption to equivalence: Regulating social robots in healthcare after the May 2026 digital omnibus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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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与《医疗器械法规》(MDR)之间的监管接口在六个月内经历了两次方向相反的重新塑造。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案COM(2025) 1023拟将MDR从AI Act附件一A节移至B节,通过第2条第2款的特别法(lex sp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与《医疗器械法规》(MDR)之间的监管接口在六个月内经历了两次方向相反的重新塑造。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案COM(2025) 1023拟将MDR从AI Act附件一A节移至B节,通过第2条第2款的特别法(lex specialis)机制使AI Act从属于医疗器械法律。2026年5月,共同立法者就《人工智能数字综合法案》(Digital Omnibus on AI)(COM(2025) 836)达成协议——该法案此后作为(EU) 2026/1744号条例通过——采取了相反路径,将医疗器械保留在高风险制度内,并通过等效机制(equivalence mechanism)解决双重监管问题,即在部门立法已施加同等义务的情况下限制AI Act的要求,而将B节待遇保留给工业机械。本文认为,对弱势护理接受者的保护不再取决于AI Act是否适用于作为医疗器械的社交机器人,而取决于哪种改革路线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尚未涵盖”(not already covered)的等效测试将如何具体运作。本文将保护缺口分析重新界定为等效审计(equivalence audit),表明人类监督(第14条)和解释权(第86条)方面无法实现等效,基本权利影响评估(第27条)完全处于合格评定整合之外,且具备情感识别能力的护理机器人的双重分类问题仍未解决。结论指出,等效测试的建构以及两条改革路线之间的选择,是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290条保留给共同立法者的基本要素。
论文解读:从豁免到等效——欧盟医疗社交机器人监管的双轨制转型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社交机器人(如PARO、Pepper等)在痴呆症治疗、老年人情感支持和日常护理中的广泛应用,其监管挑战日益凸显。这些机器人兼具医疗器械属性和人工智能(AI)系统特征,需同时受欧盟《医疗器械法规》(MDR)和《人工智能法案》(AI Act)的约束。然而,两项法规之间的接口在短短六个月内经历了两轮方向截然相反的改革。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COM(2025) 1023提案,拟将MDR从AI Act附件一的A节移至B节,使医疗器械几乎完全适用特别法(lex specialis)机制,即AI Act仅作为剩余性补充适用。2026年5月,共同立法者达成的《人工智能数字综合法案》(Digital Omnibus on AI)则采取相反路径,将医疗器械保留在高风险制度内,转而通过等效机制(equivalence mechanism)处理双重监管问题。这一政策分歧导致一个核心问题:对弱势护理接受者的保护水平,不再取决于AI Act是否适用于作为医疗器械的社交机器人,而取决于哪条改革路线最终胜出,以及“尚未涵盖”(not already covered)的等效测试如何被具体解释和操作化。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本文采用法学规范性分析方法,以等效审计(equivalence audit)为核心框架,逐项对比AI Act与MDR在关键保护条款上的实质对应关系。研究人员首先梳理了AI Act下社交机器人的三条分类路径:医疗器械路径(第6条第1款)、独立附件三路径(第6条第2款)和有限风险透明度制度(第50条)。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对两条改革路线——COM(2025) 1023的B节迁移方案与数字综合法案的保留加限制方案——进行制度比较,并运用《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第290条的宪法性授权理论,分析委托立法行为的边界问题。
三、研究结果
3.1 社交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法案分类:从二元范围到等效过滤器
AI Act的风险分类体系对护理社交机器人产生三种相关路径。第6条第1款规定,若AI系统是附件一A节所列产品或其安全组件,且该产品需经第三方合格评定,则该系统自动归为高风险。MDR列于A节,因此作为医疗器械的社交机器人(如PARO)自动触发高风险分类。然而,改革后的等效机制使这一路径不再产生简单的“适用或不适用”的二元结果,而是引入了一个等效过滤器。
3.2 两条改革路线及其分歧
COM(2025) 1023的核心是将MDR从A节移至B节,使制造商主要依据MDR合规,AI Act仅在MDR未覆盖的范围内适用。数字综合法案则保留了医疗器械的高风险地位,但引入等效机制——即特定AI Act要求若已被部门立法涵盖则可予以限制,合规渠道转向部门合格评定。两条路线在同一个问题上给出了互不相容的答案:前者以AI Act要求的退出为默认规则,后者以AI Act要求的适用为默认规则。
3.3 等效审计结果
3.3.1 人类监督(第14条):等效失败
AI Act第14条要求高风险系统应设计为可由自然人有效监督,第26条第2款要求部署者指派具备必要能力、培训和权限的自然人执行监督。MDR的附件一基本要求仅涉及设计阶段的安全性特征,并未规定使用阶段的自然人监督义务。在长期护理普遍人手不足的现实背景下,缺乏人类监督义务将留下实质性保护缺口。
3.3.2 解释权(第86条):等效失败
AI Act第86条赋予个人在被高风险系统做出对其健康、安全或基本权利产生法律效果或类似重大影响的决定时享有解释权。MDR未提供任何类似的个体解释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综合法案的框架下,第86条明确位于第2条第13款的限制权力范围之外,因此不能被等效认定所取代;但在COM(2025) 1023的B节模式下,第86条将因第2条第2款的修改而整体失效。
3.3.3 基本权利影响评估(第27条):完全处于整合之外
AI Act第27条要求某些部署者对依据第6条第2款(附件三路径)分类的高风险系统进行基本权利影响评估(FRIA)。该义务是部署者在使用阶段承担的义务,而非提供方在合格评定阶段承担的义务。由于等效机制和B节特别法均作用于合格评定程序,FRIA完全处于这一整合之外。数字综合法案第2条第13款明确将限制权力限于第9至15条和第17至25条,第27条显然不在其中。
3.3.4 双重分类问题:未解决的交叉点
同时满足医疗器械和附件三情感识别分类的机器人面临最复杂的监管困境。数字综合法案仅规定了此类产品的程序性合格评定路径,但未明确附件三的情感识别分类是否独立触发完整的第三章制度,包括FRIA。研究人员主张,更好的解释是附件三分类应独立维持其保护后果,因为第6条第2款的运作独立于第6条第1款,且数字综合法案并未修订附件三。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人员将保护缺口分析重新界定为等效审计后得出了清晰结论:MDR不包含与AI Act第14条人类监督义务或第86条解释权相对应的规定,因此等效失败,这些保障措施应予保留而非取代;FRIA完全处于合格评定整合之外,必须通过单独的立法规定予以保留;具备情感识别能力的护理机器人的双重分类问题在两条改革路线上均未得到解决;TFEU第290条的宪法性约束意味着等效测试的保护性内容以及MDR方面的任何替代保障措施均属于基本要素,须由共同立法者通过普通立法程序确定,而非通过授权立法行为解决。
研究结论指出,数字综合法案选择了更优的改革路径——对医疗器械采用等效而非豁免的方式。当前的任务是以防止重复但不消除实质内容的方式来解释等效测试,使MDR的平行改革与这一选择保持一致,并通过立法手段保留弱势护理接受者所依赖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