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The greenwashing dilemma: Understanding tolerance to sustainability deception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编辑推荐:
漂绿(greenwashing)被定义为“在组织的环境实践或产品/服务的环境效益方面误导消费者、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Delmas & Burbano, 2011, p. 66)。在企业对企业(B2B)情境中,漂绿通常表现为供应链关系中与可持续
漂绿(greenwashing)被定义为“在组织的环境实践或产品/服务的环境效益方面误导消费者、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Delmas & Burbano, 2011, p. 66)。在企业对企业(B2B)情境中,漂绿通常表现为供应链关系中与可持续性相关的披露中的ESG欺骗(ESG deception)。本研究提出漂绿容忍度(greenwashing tolerance)的概念,指在怀疑的、模糊的或存在争议的供应商可持续性欺骗下,买方有意继续维持交换关系。基于对19位欧盟(EU)采购与可持续性管理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并采用溯因混合编码分析(abductive hybrid coding analysis),研究人员识别出塑造漂绿容忍度的五个聚合维度:买方-供应商关系状态、商业环境不确定性、制度环境压力、漂绿意图归因及反应性措施。研究结果揭示,在诊断模糊性(diagnostic ambiguity)条件下,关系嵌入性、运营依赖和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s)会扩大容忍度,而制度审查与利益相关者暴露风险(exposure risk)则压缩容忍度。当买方将可疑的可持续性声明归因于故意误导而非能力不足或沟通不畅时,容忍度会急剧收窄,治理方式从补救性参与转向保护性疏远、制裁或终止。研究人员整合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和六项研究命题(research propositions),阐释漂绿容忍度如何形成、校准、收窄并最终让位于治理再校准(governance recalibration)。该研究将关系营销理论(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eory, RMT)与动态关系观(dynamic relational view, DRV)相结合,推进了对B2B情境下ESG欺骗治理的理解,并为采购管理者在可持续性诚信与供应商连续性之间的权衡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复杂化以及欧盟(EU)等地区对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与信息披露要求的不断强化,买方企业不仅需要对本组织自身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表现负责,还需对上游供应商的可持续性行为承担日益增长的问责压力。然而,供应链的层级化与全球化使得买方在监督供应商ESG实践时高度依赖供应商的自我披露,而这类信息往往存在选择性披露、弱审计认证和缺乏第三方验证等问题。当供应商的可持续性声明引发买方的可信怀疑(credible suspicion),但缺乏确凿证据或可执行的执法手段时,买方企业便陷入一种独特的治理困境:一方面要对供应链的ESG诚信负责,另一方面又面临供应商连续性、成本效率与战略伙伴关系维护的压力。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消费者市场(B2C)中的漂绿感知与反应,或侧重漂绿行为的识别与曝光风险,而对B2B情境下买方如何在诊断模糊性条件下做出持续交换或升级治理的决策机制缺乏系统解释。为此,研究人员提出“漂绿容忍度”(greenwashing tolerance)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买方在怀疑、模糊或存在争议的供应商可持续性欺骗下,有意继续维持交换关系的治理立场。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哪些因素影响B2B买方对供应商漂绿的容忍度;其二,买方如何解释疑似或已识别的供应商漂绿行为,并决定维持交换、寻求补救抑或升级治理反应。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定性研究设计,于2024年5月至2025年7月间对19位来自欧盟(EU)不同行业的采购与可持续性管理专业人员及跨行业可持续性专家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其中15场通过Microsoft Teams在线进行,2场为现场访谈,2场以书面开放式问卷形式完成。样本涵盖金融、制药、化工、能源、汽车、零售、建筑等多个行业,公司规模以大型企业为主。访谈协议包含五个主题板块:暖场与角色背景、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供应链中的漂绿、B2B漂绿的问责压力以及总结性反思。访谈总时长约20小时,最短35分钟,最长2小时42分钟。数据分析采用溯因混合编码策略,结合理论驱动编码与归纳涌现编码,并遵循Gioia方法建立从原始数据到一阶类别、二阶主题和聚合维度的编码结构。研究最终从56个一阶类别中提炼出15个二阶主题和5个聚合维度,并通过理论饱和原则确定停止数据收集。为确保研究质量,研究人员采用同行汇报、负面案例检验和编码人员间一致性复核等策略。
**三、研究结果**
**(一)买方-供应商关系状态**
访谈证据表明,信任、承诺、关系惯性及依赖约束共同塑造漂绿容忍度。高信任水平会降低买方对供应商可持续性声明的事后审查强度,但一旦供应商在谈判或文档中撒谎,信任会迅速瓦解并触发暴露风险评估。承诺具有条件性:当漂绿被揭露时,买方通常显著降低承诺水平,但在运营连续性面临威胁时会维持基本合作。长期关系的“双刃剑”效应突出:熟悉的伙伴关系有助于通过透明沟通加速澄清问题,但也可能导致买方“将某些事情扫到地毯下”,给予受信任供应商更多解释和修复时间。运营依赖显著提高容忍度:当供应商为核心投入品唯一或主导来源时,买方倾向于“损害控制”而非终止合同。买方的可持续性立场(sustainability stance)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解释滤网作用:高可持续性立场的买方更可能将模糊声明视为严重警示并提高证据标准,而低立场的买方则可能将其归因于沟通不良或可管理的不完美。感知的二元分歧(perceived dyadic divergence)也会加速可信怀疑的形成。
**(二)商业环境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冲击、短期供需波动和技术变革通过改变连续性与暴露风险之间的权衡来影响漂绿容忍度。经济危机时期,企业优先考虑流动性与成本,可持续性目标退居其次,可能扩大对模糊声明的容忍;但同时,若暴露风险在危机中更具破坏性,买方也会更加谨慎,从而压缩容忍窗口。短期供需短缺(如电池、芯片等关键原料紧缺)会迫使买方“从任何地方采购”,削弱其要求可验证ESG证据的筹码;而当客户期望增强时,市场逻辑则会反向运作,促使买方收紧容忍度。技术演变方面,区块链溯源和人工智能异常检测被视为扩展买方验证能力的工具,但其采用受到成本、法规和人类解释能力的制约;在技术工具不可用或执行不力的情况下,买方只能依赖基础证据实践,为选择性披露和漂绿容忍留下更大空间。
**(三)制度环境压力**
制度压力通过设定可持续性声明的基线期望和塑造可执行的执法可行性来影响漂绿容忍度。第三方认证被视为市场准入的“入场券”,但只有在标准具备可审计性且难以通过象征性行为满足时,才能有效遏制漂绿容忍;否则认证可能沦为象征性合规的工具。法律与法规主要通过对执法可行性的约束来压缩容忍度:监管框架促使买方确保环境声明的准确性,但执行不均衡和监管漏洞(尤其是中小企业处于监管视线之外)使容忍度反映的是一种对执法可行性的算计而非无知。行业基准与模仿压力同样发挥作用:当领先企业实施可信的高标准实践时,同行倾向于效仿,从而压缩容忍度;但当主流规范本身流于象征性时,模仿压力反而可能维持容忍度。
**(四)漂绿意图归因**
意图归因是买方解释模糊声明并决定容忍是否仍然可辩护的实践阈值。当买方推断供应商存在故意的ESG欺骗(如自创生态标签、虚高的净零承诺、选择性披露)时,漂绿容忍度急剧收窄,后果升级迅速;但当误导性声明被归因于能力不足、标准模糊或数据处理失误时,容忍度则表现为有条件和发展性的,买方倾向于通过教育、纠正行动计划和支持性介入来推动改进。然而,意图归因并非单独决定性因素:只有在与利益相关者暴露风险、法律脆弱性或公众关注结合时,意图归因才成为决定性条件。在高度可见性下,买方会迅速从容忍转向制裁,因为不作为在暴露风险面前更难辩护。
**(五)反应性措施**
当漂绿容忍度让位于行动时,买方遵循一条渐进的反应路径:从澄清与对话,到补救与验证,再到制裁或终止。升级取决于暴露风险的严重性是否超过继续维持关系的收益。轻微错误常被归因于“缺乏可持续性理解”而获得宽大处理,而大规模ESG欺骗则被视为“交易破坏者”,导致停止采购。供应商对质询的回应方式同样影响买方反应:透明和早期接触被视为善意信号,而回避则触发警报。补救行动以纠正行动计划结合控制机制为核心,要求可辩护的证据(如全生命周期评估)。制裁路径包括降低伙伴评级、减少订单、订单转移、供应商多元化,直至合同重谈、财务制裁、列入黑名单或通知监管机构。终止是最后阶段的升级,但受限于执行可行性——“没有切断供应商的奢侈”的情况下,终止可能不可行。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将漂绿容忍度重构为一种关系嵌入的治理立场(relationally embedded governance stance),而非被动的默认或疏忽。在诊断模糊性条件下,信任与承诺可能替代验证机制从而扩大容忍度,但这不是对欺骗的接受,而是将模糊声明视为暂时可工作并延迟对抗的策略性选择。基于动态关系观,容忍度是一种在影子转换成本(shadow switching costs)下的受约束延续,旨在保护关系租金。研究提出买方响应的“升级阶梯”(response ladder),区分了信息不对称导向的“对齐恢复”逻辑与故意欺骗导向的“暴露限制”逻辑。六项研究命题将关系连续性条件、解释校准、情境可行性与问责条件、意图归因、补救治理反应及暴露限制升级系统性联系起来。理论贡献在于:提出漂绿容忍度概念,扩展关系营销理论关于关系强度何时成为治理盲区的讨论;推进动态关系观关于治理再校准如何随接受阈值收紧而重组关系租金保护机制的理解;将研究焦点从消费者情境转向组织间交换,提供可检验的机制连接关系嵌入性、感知机会主义与治理再校准。实践意义在于:企业应通过制度化的诊断例程(如季度“漂绿容忍度-风险”审查)、预定义的验证触发点和可执行的升级阈值,将关系基础转化为嵌入式的保障机制,从而在维护供应商连续性的同时维护ESG诚信。研究局限包括单一买方视角、欧盟监管背景约束、社会期望偏差及横截面设计,未来研究可采用二元组/三元组设计、跨国比较、大样本面板数据和纵向实验等方法来进一步验证命题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