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经验:间质性肺病患者中三种呼吸困难问卷与疾病严重程度及进展指标的相关性
《BMJ Open Respiratory Research》:Real-world experience: correlation of three dyspnoea questionnaires with measures of disease severity and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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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9月21日
来源:BMJ Open Respiratory Research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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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呼吸困难是间质性肺疾病(ILD)和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重要的临床和研究终点。我们评估了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呼吸困难量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呼吸困难(UCSD)问卷和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与ILD和IPF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指标的相关性。
摘要
背景 呼吸困难是间质性肺疾病(ILD)和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重要的临床和研究终点。我们评估了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呼吸困难量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呼吸困难(UCSD)问卷和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与ILD和IPF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指标的相关性。
方法 我们对所有ILD患者在初始评估(基线访视)、3–6个月(访视2)和9–12个月(访视3)时应用这三种问卷。我们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校正年龄、性别、肺动脉高压、ILD诊断和用力肺活量(FVC)),估算问卷与基线访视时肺功能检查、6分钟步行试验(6MWT)参数及主观呼吸困难之间的相关性(疾病严重程度)。我们评估了基线访视与随访访视之间呼吸困难问卷变化值(Δ)与功能变量变化值之间的相关性(疾病进展)。
结果 我们纳入151例ILD患者,其中57例为IPF。基线时,所有问卷与FVC%、肺总量(TLC%)、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和6MWT指标均显著相关。访视1和访视2之间,MRC-Δ与TLC%-Δ和主观呼吸困难-Δ相关,UCSD-Δ与主观呼吸困难-Δ相关。访视1和访视3之间,MRC-Δ与FVC%-Δ和6MWT距离-Δ相关;UCSD-Δ与TLC%-Δ相关。SGRQ-Δ在多变量分析中与任何变量均无相关性。
结论 所有问卷在基线时均与ILD/IPF疾病严重程度呈良好相关性,但与疾病进展不相关。ILD患者需要更完善的问卷。
关于该主题的已知情况
间质性肺疾病(ILDs)常共同表现为呼吸困难症状,这是衡量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呼吸困难加重是疾病进展的标志。目前已设计和验证了多种问卷来测量某一时间点的呼吸困难;然而,此前尚无对这些问卷随时间推移有效性的评估。
本研究新增内容
我们调查了三种常用呼吸困难问卷在测量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方面的有效性。我们证明这三种问卷与多种疾病严重程度指标显著相关,但与疾病进展不相关。因此,我们揭示了问卷应答的变化与肺功能检查的变化之间不存在关联。
本研究可能如何影响研究、实践或政策
本研究的成果影响医生对呼吸困难问卷应答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解读方式。此外,它揭示了在可靠测量疾病进展的问卷方面存在的缺口。
引言
成人中最常见的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ILD)包括慢性过敏性肺炎、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结缔组织疾病(CTD)相关ILD、药物相关ILD和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其特征为呼吸困难和肺功能的进行性恶化。1
在ILD中,尤其是IPF,呼吸困难是最常见的症状,也是导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QOL)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2 3 因此,呼吸困难是这些疾病临床评估和治疗试验中的重要终点。
在各种研究中使用了一系列呼吸困难评估问卷,包括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呼吸困难量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呼吸困难(UCSD)问卷、基线呼吸困难指数和博格量表。还有包含呼吸困难评估在内的生活质量测量工具,如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4–8 然而,只有SGRQ在IPF患者中得到验证,9–11 且尚无研究比较呼吸困难问卷在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方面的实用性。呼吸困难指标的变化是否能预测肺功能的临床显著变化或疾病进展仍不清楚。
本研究的目标是评估三种常用问卷——MRC呼吸困难量表、UCSD问卷和SGRQ与IPF及其他IL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的客观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设计与设置
这是一项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健康科学中心间质性肺疾病门诊确诊的ILD患者前瞻性收集临床数据的回顾性分析。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所有符合国际指南诊断标准的ILD患者1 12,且收到了三份呼吸困难问卷并在12个月内参加了基线访视和另一次ILD门诊预约的患者均纳入本研究。
我们常规采用标准化问卷,在患者门诊预约前邮寄给他们,并附有书面说明,要求在下次门诊就诊前填写。在每次门诊访视时,我们的ILD护士确保患者尽可能完整地填写问卷。我们还常规进行临床和实验室评估,包括支气管镜检查及支气管肺泡灌洗(在必要时),以调查慢性过敏性肺炎、药物和CTD作为ILD/肺纤维化的病因。高分辨率CT(HRCT)按照预先设定的方案在本机构常规进行,并由我们的胸部放射科医生根据现行指南进行判读。1 12 我们纳入在HRCT上呈现不确定或不同于UIP模式12的患者(或2018年之前UIP模式不一致的患者1),这些患者接受了手术肺活检并在我们的间质性肺疾病多学科讨论会上确诊。
排除标准
我们排除了疑似ILD/IPF急性加重、肺癌诊断、伴肺转移的恶性肿瘤或预期生存期<6个月的疾病状态的患者。
研究描述及关注变量
我们在初始门诊访视(基线访视/访视1)及随后3–6个月(访视2)和9–12个月(访视3)的门诊访视中评估患者。
呼吸困难问卷:我们评估了MRC呼吸困难量表、UCSD问卷和SGRQ。问卷在患者初始门诊访视前及每次后续门诊访视前邮寄给患者。患者被要求在家中的门诊就诊前填写问卷。问卷的完成情况会定期评估,必要时由我们的ILD护士在每次门诊访视时与患者及其陪同人员一起验证其准确性。然而,我们没有记录需要ILD护士在门诊协助完成问卷的患者人数。
疾病严重程度/功能障碍:在初始访视时,我们评估了用力肺活量(FVC%)、肺总量(TLC%)和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均为对应性别、年龄和身高的预测值百分比。
我们还评估了6分钟步行试验(6MWT)中行走的距离,以及6MWT开始和结束时通过脉搏血氧仪测量的血氧饱和度(SpO2)和博格呼吸困难量表。肺功能检查和6MWT在门诊就诊当天进行(在可行的情况下),否则在门诊就诊前1周内完成。
疾病进展:在三次门诊访视中的每次访视,我们评估了FVC%、TLC%、DLCO%、6MWT距离和SpO2,以及6MWT开始和结束时的博格呼吸困难量表。此外,我们要求患者与上次访视相比,将自己的呼吸困难感受评为更好、更差或不变。我们将临床上显著的疾病进展定义为:ΔDLCO>15%;ΔFVC>10%;Δ6MWT距离>30 m或ΔSpO2>3%。
统计方法
我们计算了关注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中位数/范围,用于描述性分析。为确定三种问卷(MRC、UCSD和SGRQ)获取的呼吸困难在初始访视时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我们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评估呼吸困难问卷与肺功能检查及6MWT之间的偏相关,同时校正年龄、性别、肺动脉高压(PHN)和ILD类型(IPF与非IPF-ILD)。线性、同方差性、残差正态分布和共线性假设均已检查并确认。
为评估IPF患者与其他ILD患者之间的结果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检验了ILD诊断与问卷结果之间的交互作用。
为确定三种问卷在评估疾病进展方面的实用性,我们采用多因素回归估算偏相关,同时校正年龄、性别、ILD类型、FVC%和基线呼吸困难(对应问卷)在基线访视与访视2–3之间的变化。所有分析的P值<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我们在模型中包含所有受试者进行多变量分析。
结果
本研究纳入151例ILD患者;其中57例为IPF,50例为PHN,141例至少有一种合并症(见在线补充材料表1)。平均年龄70岁(范围38–94岁),58%为男性,42%为女性。如图1所示,所有患者在其基线门诊访视期间完成了三份呼吸困难问卷。17例患者在第一次访视后未返回,导致134例患者完成了两次问卷。23例患者未返回参加第三次访视但未死亡。22例患者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访视之间因疾病进展(n=9)、缺氧性脑损伤(n=1)、转移性癌(n=2)、肺癌(n=2)、髋部骨折(n=1)或原因不明(n=7)而死亡。因此,89例患者参加了全部三次访视。
图1 患者应答流程图
在线补充表1显示了各次门诊访视中患者的特征和关注变量。
在基线访视时,28例患者被诊断为CTD,14例患者患有HP(均呈纤维化表型),12例患者患有NSIP(细胞型、纤维化型或混合型),40例患者被归类为"其他",其中包括未分类ILD(n=32)、吸烟相关ILD(n=1)、放疗后纤维化(n=1)、药物诱导ILD(n=3)、肺气肿(n=1)、嗜酸性粒细胞性肺气肿(n=1)和石棉肺(n=1)。
在基线访视时,23%的患者为MRC 1级呼吸困难(仅在剧烈运动时出现呼吸困难),其余患者为MRC 2–5级呼吸困难。平均UCSD呼吸困难评分为33分(范围0–115分)。平均SGRQ评分为39分(范围0–84分)。
平均FVC为预测值的79%(范围35%–127%);平均TLC为78%(范围42%–120%);平均DLCO为预测值的59%(范围24%–104%)。基线时,71%的患者为轻度限制性通气障碍(TLC ≥70%预测值),15%为中度限制性通气障碍(TLC 60%–69%预测值),11%为重度限制性通气障碍(TLC 50%–59%预测值),3%为极重度限制性通气障碍(TLC <50%预测值)。
11例患者(7%)在使用补充氧气。其他治疗方案总结于补充材料(在线补充表1)中。
疾病严重程度/功能障碍
多因素回归分析的显著校正相关性显示在图2中,所有相关性显示于补充材料中的在线补充表3。三种呼吸困难问卷在基线访视时与FVC%、TLC%、DLCO%、6MWT行走距离、6MWT结束时博格呼吸困难量表、6MWT结束时SpO2或6MWT前后SpO2的差值呈弱至中度的13统计学显著相关性(图2)。
图2 以年龄、性别、肺动脉高压和ILD类型进行多因素回归校正的相关性。DLCO,一氧化碳弥散量;FVC,用力肺活量;ILD,间质性肺疾病;6MWT,6分钟步行试验;MRC,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SGRO,圣乔治呼吸问卷;TLC,肺总量;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IPF患者与其他ILD患者之间的相关性无差异(ILD诊断与呼吸困难问卷对肺功能检查和6MWT结果的所有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20)。
疾病进展
访视2时,134例患者完成了MRC问卷,110例完成了UCSD问卷,48例完成了SGRQ。访视3时,89例患者完成了MRC问卷,72例完成了UCSD问卷,30例完成了SGRQ。基线访视与访视2和访视3之间的多因素回归分析相关性(校正年龄、性别、ILD诊断、基线FVC和对应问卷的基线呼吸困难)显示于在线补充材料表4和表5中。
图3显示了多变量分析中访视1和访视2之间的显著相关性。MRC Δ与TLC% Δ呈统计学显著但弱度13相关(r=?0.246),与主观呼吸困难 Δ呈中度相关(校正r=?0.522);UCSD Δ与主观呼吸困难 Δ呈弱相关(r=?0.358);SGRQ总分 Δ与任何变量均无显著相关性。
图3 以年龄、性别、ILD类型、肺动脉高压、FVC%和对应问卷的基线呼吸困难进行多因素回归校正的相关性。FVC,用力肺活量;ILD,间质性肺疾病;MRC,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TLC,肺总量;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图4显示了多变量分析中访视1和访视3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MRC Δ与FVC% Δ呈弱相关(r ?0.262),与6MWT距离Δ呈中度相关(r ?0.503);UCSD Δ与FVC% Δ呈弱相关(r ?0.252);总SGRQ Δ在多变量分析中与任何变量均无相关性。图4 请求权限 经年龄、性别、肺动脉高压、ILD类型、FVC%和基线呼吸困难程度(按相应问卷)校正后的相关分析,采用多重回归分析。FVC,用力肺活量;ILD,间质性肺病;MRC,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6MWT,6分钟步行试验;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所有患者肺功能或6MWT结果的变化相对较小(在线补充表1),我们对具有临床显著疾病进展的患者重复进行了多变量分析敏感性分析。我们将疾病进展定义为ΔDLCO>15%;ΔFVC>10%;Δ6MWT距离>30米;或ΔSpO2>3%。为简便起见并增加样本量,我们将分析限定为基线访视与第3次访视之间的差异,结果见在线补充表6。MRC Δ与6MWT距离Δ呈显著弱相关(r ?0.659),与最终SpO2呈显著正相关(r 0.263),但UCSD和总SGRQ与任何变量均无显著相关性。
讨论: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项评估呼吸困难问卷在评估ILD和IPF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方面有用性的研究。我们发现所有问卷在基线时与PFT和6MWT评估的疾病严重程度/功能损伤均呈显著相关。当在多重回归分析中校正其他变量后,MRC在IPF患者和其他ILD患者中与疾病严重程度变量的相关性均最佳。我们的结果与最近一项研究报告的ILD患者中MRC和SGRQ与疾病严重程度呈中度至强相关性一致。14
然而,我们发现这三种问卷与疾病进展(以PFT变化、6MWT变化或12个月随访期内不同时间点的自觉呼吸困难变化来衡量)均无良好相关性。我们发现仅少数评估时间变化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但它们仅为弱至中度相关,且在不同访视间不一致。15 具有能够准确识别疾病进展的问卷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经历疾病进展的ILD或IPF患者,尤其是早期阶段,可能从现有的抗炎和抗纤维化治疗中获益,这些治疗可能减缓疾病进展。16 17
已有研究表明,呼吸困难是决定ILD/IPF患者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18 多项研究表明,基线呼吸困难与生活质量及生存率相关。18–22 时间上的呼吸困难变化已被证实可以预测生存率。23 呼吸困难也已被用作多项评估ILD/IPF患者药物和肺康复疗效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24
一种可靠的呼吸困难问卷能够准确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功能损伤和疾病进展将是理想的,因为问卷是一种实用、简便且廉价的工具,易于在任何临床环境中应用。一些研究报告称,在IPF患者中,MRC呼吸困难量表和SGRQ与肺功能和6MWT相关。9 18 25–27 然而,一项系统综述发现生活质量评估工具与肺功能之间无相关性,但作者指出原始研究存在方法学缺陷。28
此外,关于哪种呼吸困难问卷是ILD或IPF患者临床相关结局的最佳预测指标,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尚无对比研究。目前IPF指南和ILD专家一致认为,呼吸困难是ILD临床试验的重要结局指标,并鼓励使用经验证的工具(如MRC呼吸困难量表、UCSD呼吸困难Mahler基线和过渡性呼吸困难指数以及呼吸困难12指数)进行客观评估。29 我们选择这三种问卷进行比较,是因为它们在临床和研究环境中长期使用。8 13 30
然而,IPF指南也承认,仍需进一步研究以验证评估呼吸困难的最好工具。1 MRC呼吸困难量表,26 31–34 UCSD呼吸困难问卷,7 35 36 和SGRQ呼吸困难问卷10 36–41 已在ILD/IPF患者中得到验证,但仅使用了本研究关注的部分临床结局指标。然而,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对这三种呼吸困难问卷(可以说是临床实践和研究中最常用的问卷)与ILD和IPF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对比评估。
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三种问卷在初步患者就诊时评估ILD和IPF严重程度及功能损伤方面具有临床实用性;然而,这一优势被这些问卷在评估疾病进展(一个非常有用的预后标志和治疗靶点)时的较差表现所掩盖。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答三种问卷的患者人数逐渐减少;在最后一次访视时,仅约五分之一的患者回答了所有问卷。这主要是由于SGRQ缺乏回答,可能是因为问卷的长度和复杂性。这种脱落可能导致发现统计学显著相关性的检验效能降低。通过在办公室提供问卷(当患者由秘书、护士或医生监督时),可减少个别问卷的脱落率。当患者参与研究设计和未来问卷的开发时,也可能提高现实生活中填写问卷的依从性。
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无论分析是否纳入所有问卷的信息,还是仅限制在填写了全部三种问卷的患者中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均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反复使用问卷时预期可获得的信息水平。因此,我们的结果也表明,在纵向评估ILD患者呼吸困难时,使用更简单的问卷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信息。
本研究的另一个潜在局限性是,所有患者在研究期间肺功能的平均下降相对较小,且无法被评估的问卷识别。然而,我们的敏感性分析不支持这一观点,该分析仅使用具有临床显著疾病进展的患者,结果显示相关性整体上并不优于纳入所有患者的情况。
由于PHN患者数量相对较少,我们的结果可能不适用于伴PHN的ILD患者,该人群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使用SGRQ而非IPF特定版本(SGRQ-I),39 是因为后者的验证有限,且原始SGRQ既往使用广泛并在ILD和IPF患者中得到验证。9–11 然而,我们的结果可能不适用于SGRQ-I。我们的研究评估了呼吸困难问卷与IL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进展生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然而,我们的研究并未评估呼吸困难问卷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在测量患者体验方面的有用性作出任何结论。
最近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多种呼吸困难相关问卷(包括MRC、UCSD和King's简明间质性肺疾病问卷KBILD,但未包括SGRQ)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内部一致性。42 该荟萃分析显示所有现有问卷的结构效度证据质量较低。42 尽管如此,KBILD和UCSD的证据质量最高,KBILD的可靠性最高。我们评估MRC、UCSD和SGRQ是因为在我们开始研究时它们被广泛使用,且发表远早于KBILD。43 KBILD测量疾病进展的能力尚不明确,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与本研究评估的问卷进行比较时。
我们的结果为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关于本研究评估的呼吸困难问卷的有用性和局限性的宝贵信息。随着进展性纤维化肺病新疗法的出现,拥有有效的可靠工具至关重要,特别是用于评估呼吸困难随时间的变化,无论是研究试验还是临床环境中。需要承认的是,通过问卷可靠地评估呼吸困难随时间的变化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呼吸困难具有多维特征;因此,问卷可能无法捕捉ILD患者疾病进展引起的呼吸困难变化。
总之,尽管我们研究的三种问卷在基线与疾病严重程度指标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但它们与ILD和IPF患者大多数疾病进展指标均无良好相关性。需要更好的呼吸困难和生活质量问卷来可靠地评估ILD患者的疾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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