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The Role of Mortality Surveillance in Case Detection and Response During the 2025 Sudan Virus Disease Outbreak in U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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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像乌干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控制丝状病毒（filovirus）疫情（如苏丹病毒病（Sudan virus disease, SVD））方面面临挑战。2025年乌干达苏丹病毒病疫情主要影响城市和城郊地区。为遏制疫情，死亡监测（mortality surve
背景：像乌干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控制丝状病毒（filovirus）疫情（如苏丹病毒病（Sudan virus disease, SVD））方面面临挑战。2025年乌干达苏丹病毒病疫情主要影响城市和城郊地区。为遏制疫情，死亡监测（mortality surveillance）被整合到应对策略中。本文描述了死亡监测的实施方式、其对病例发现和触发应对行动的贡献，以及此次疫情期间实施的促进因素和障碍。
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描述性文件审查，分析了事件管理团队（Incident Management Team）在疫情宣布（2025年1月30日）至正式结束（2025年4月26日）期间生成的情况报告、会议记录、技术简报和死亡监测摘要。研究人员描述了2025年苏丹病毒病（SVD）疫情期间死亡监测的实施过程、其对病例发现和应对的贡献，以及实施的促进因素和障碍。
结果：在2025年苏丹病毒病疫情期间，死亡监测被迅速激活并整合到主动监测中。死亡监测系统性地开展，涉及以下内容：社区参与；死亡通知；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接触者追踪、隔离和安全有尊严的埋葬（safe and dignified burials）等控制措施。死亡监测对病例发现作出了贡献：疫情期间登记的14例病例中有3例（21.4%）是通过死亡警报引发的调查而发现的。这些发现为接触者追踪和接触者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提供了信息，可能有助于阻断潜在的传播链。主要促进因素包括强有力的协调和领导、数字化数据工具的使用、能力建设和社区参与。持续存在的障碍包括非正规住区和私人诊所的低报、样本运输的后勤延误，以及疫情期间缺乏死亡监测指南。
结论：2025年乌干达苏丹病毒病疫情证明了将死亡监测纳入疫情发现和应对的潜在价值，特别是在城市和非正规环境中。在面临反复出现的丝状病毒威胁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加强死亡监测系统应被视为流行病情境防范和应对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2025年乌干达苏丹病毒病疫情中死亡监测的实施、贡献与挑战——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苏丹病毒病（Sudan virus disease, SVD）由苏丹病毒（Sudan virus, SUDV）引起，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出血热，其疫情对公共卫生安全、卫生系统和社会经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乌干达是过去二十年间非洲记录到丝状病毒（filovirus）疫情最多的国家之一，曾多次暴发由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virus）、本迪布焦病毒（Bundibugyo virus）和苏丹病毒引起的疫情。2022年，该国暴发了时隔十年再次出现的SVD疫情，考验了国家的流行病情境防范和应对能力。2025年1月30日，乌干达再次宣布暴发SVD疫情。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疫情在坎帕拉市被发现，主要影响城市和城郊地区，包括姆巴莱、瓦基索、福特波特尔、金贾和穆科诺等地区。城市地区由于人口密集、人员流动大、住房拥挤和公共交通拥堵，极易发生快速的社区传播。此外，大量不受监管的私营医疗机构和广泛的非正规住区进一步加剧了快速社区传播的脆弱性。在此次疫情期间，乌干达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MOH）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坎帕拉市议会管理局（Kampala City Council Authority, KCCA）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迅速启动应对行动，并在87天内成功控制疫情。在各项干预措施中，死亡监测（mortality surveillance）被整合到疫情应对策略中。死亡监测是对死亡事件的系统性发现、报告、调查和解读，有助于识别和确定死因，使卫生系统能够适应并有效应对。尽管死亡监测在疫情发现中的作用日益受到认可，但在城市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环境中，关于其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促进病例发现和应对的文件化经验仍然有限。因此，系统描述2025年乌干达SVD疫情期间死亡监测的实施过程、其对病例发现和应对的贡献，以及影响其实施的促进因素和障碍，对于加强流行病情境防范和指导未来疫情应对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概述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描述性文件审查，对2025年1月30日疫情宣布至2025年4月26日疫情正式结束期间，事件管理团队（Incident Management Team）及其技术小组委员会生成的情况报告、会议记录、技术简报和死亡监测摘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死亡监测在疫情期间被迅速激活并整合到主动监测中，通过社区参与、死亡通知、流行病学调查和包括接触者追踪、隔离及安全有尊严的埋葬（safe and dignified burials, SDB）在内的控制措施，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多层级流程。在病例发现方面，疫情期间登记的14例病例中有3例（21.4%）是通过死亡警报引发的调查而发现的，其中包括指示病例（index case）和一名与指示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医护人员继发病例。这些发现为接触者追踪和接触者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提供了信息，可能有助于阻断潜在的传播链。研究还识别了促进死亡监测实施的关键因素，包括强有力的协调和领导、数字化数据工具的使用、能力建设以及社区参与；同时，也发现了持续存在的障碍，包括非正规住区和私人诊所的低报、样本运输的后勤延误，以及疫情期间缺乏死亡监测指南。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证明了将死亡监测纳入疫情发现和应对的潜在价值，特别是在城市和非正规环境中，为面临反复丝状病毒威胁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加强流行病情境防范和应对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的是一项回顾性描述性文件审查，属于操作性分析设计，并非影响评估，不试图量化死亡监测对疫情控制的独立因果效应。主要数据来源为事件管理团队及其技术小组委员会（涵盖监测、病例管理、实验室、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感染预防与控制等领域）在2025年1月30日至4月26日期间生成的官方文件，包括每日和定期情况报告、事件管理团队会议记录、技术简报、警报和呼叫中心日志，以及死亡监测名单和摘要。纳入标准为疫情期间国家或地区应对结构生成且包含死亡或死亡监测相关信息的文件；排除重复文件、已被最终版本取代的草稿以及不含死亡相关信息文件。提取的信息按实施过程、对病例发现和应对的贡献、促进因素和障碍三个主题进行组织，并在不同来源间进行三角验证。研究未使用正式对照组，以往暴发的数据仅作为背景参考，不构成对照比较。因所有信息均来自对官方应对报告的回顾性审查，不涉及直接人类参与者，故无需伦理批准。
四、研究结果
4.1 2025年乌干达SVD疫情期间死亡监测的实施
乌干达在病毒性出血热（viral hemorrhagic fevers, VHFs）包括埃博拉/SVD疫情期间的国家死亡监测框架以《国家综合疾病监测与应对（Integra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IDSR）技术指南》为基础。该指南强调基于事件的监测、社区报告、对不明原因死亡的快速调查，以及与更广泛的流行病情境防范和应对系统的整合。在2025年疫情期间，死亡监测通过多层级流程和工具实施，包括四个关键组成部分：第一，社区参与。卫生部利用社区卫生工作者（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CHWs）、地方领导人和流动快速反应小组（Rapid Response Teams, RRTs），通过社区对话、电台谈话节目和宣传信息、教育和传播（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EC）材料开展参与和宣传活动，重点解决对死后拭子采样和安全有尊严的埋葬的不信任、污名和抵触。第二，死亡通知和警报。在社区层面，家庭和社区成员通过社区卫生工作者或免费热线报告不明原因和非创伤性死亡；在机构层面，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的临床医生、病理学家和太平间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直接向地区埃博拉快速反应小组报告疑似死亡病例。在地区和国家级层面，坎帕拉大都市区、金贾和姆巴莱启动了强化的警报管理系统，数字化警报验证表和呼叫日志，实现了警报与国家监测数据库的实时整合，共产生3757条通知/信号和2700条警报。第三，流行病学程序。快速反应小组在接到通知后进行现场调查，包括与家属或医护人员进行结构化口头尸检（verbal autopsy），记录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暴露史。对疑似SVD死亡病例，由经过培训的人员穿戴全套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进行安全、非侵入性的口腔尸体拭子采样。共采集并安全运送2945份死亡监测样本至参考实验室进行RT-PCR检测，结果通常在24–48小时内获得。确诊病例和可能病例触发流行病学关联调查，通过回顾性重建传播链（包括家庭、葬礼和医疗保健暴露），识别和列入高风险接触者。第四，控制措施。对确诊或可能SVD死亡病例，立即启动回顾性接触者追踪，识别家庭成员、葬礼参加者、医护人员和其他潜在暴露者。高风险接触者每日监测21天，出现症状者被隔离并进行检测和治疗。由专业团队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进行强制性安全有尊严的埋葬。对SUDV检测阴性的死亡病例，遗体在基本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导下交由家属进行有监督的埋葬，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接触者酌情接受监测。疫情期间共进行了167例安全有尊严的埋葬。
4.2 死亡监测对病例发现和控制的贡献
4.2.1 指示病例（2025年）的确认
2025年SVD疫情于2025年1月30日正式宣布，源于指示病例死后样本的苏丹病毒病确认。指示病例为一名32岁男性，于2025年1月19日出现症状，在瓦基索、坎帕拉和姆巴莱地区的多家卫生机构就诊后，于2025年1月29日在坎帕拉的穆拉戈国家转诊医院去世。三家国家参考实验室在数小时内进行的尸检检测确认了苏丹病毒（SUDV），使得疫情得以迅速宣布。
4.2.2 继发病例和接触者的识别
疫情期间共发现14例病例（12例确诊，2例可能）。其中3例（3/14，21.4%）以死亡调查作为其进入监测系统的记录在案的切入点，因此归因于死亡监测。这包括指示病例（死后确认）以及死亡警报触发调查、标本采集和实验室检测时发现的病例，其中有一例是与指示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医护人员继发病例。死亡调查还促进了534名接触者中112名（21%）接触者的列入，并为167例安全有尊严的埋葬提供了信息。对于这些死亡，从死后通知到实验室确认通常在24–48小时内完成。死亡监测与国家及地区快速反应小组的整合，使得口头尸检结果直接输入接触者追踪和病例调查。
4.3 死亡监测实施的促进因素
4.3.1 强有力的协调和领导
乌干达卫生部监测部门负责人的强有力领导和现有协调结构是死亡监测有效实施的首要因素。事件管理系统（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中设立了专门的死亡监测工作台，确保这一功能始终处于应对规划的核心位置。
4.3.2 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实时信息管理
世界卫生组织与卫生部健康信息司合作，在疫情报告后48小时内推出了Go.Data系统用于病例和接触者调查，提高了效率和数据质量。卫生部还使用电子综合疾病监测与应对（Electronic Integra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EIDSR）系统管理死亡监测数据，并启用了电子版的警报验证表和呼叫列表，便于数据整合和提高数据质量。
4.3.3 现有应急小组的能力建设
世界卫生组织动员并部署了129名专家，其中68名直接参与疫情应对。通过培训目标地区的24名病理学家和太平间人员，提高了适当的尸体采样方法技能。此外，还部署了38名国家级和250名地区级快速反应小组专业人员，在受影响地区的所有设施中配备了太平间工作人员，加强了死亡监测方面的能力。
4.3.4 社区参与和投入
积极的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Risk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RCCE）在赢得社区信任和合作方面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在受影响地区雇用了49名RCCE工作人员，为超过150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和363名社区领袖提供了培训，开展了广泛的逐户动员，并聘请人类学家了解和解决社区关切。
4.4 影响死亡监测实施的障碍
4.4.1 非正规和私营部门死亡低报
死亡低报，特别是在非正规住区和不受监管的私营卫生机构中，是一个主要挑战。这些区域卫生保健应对协调不力、监管薄弱，存在监测盲区，可能使哨点事件最初未被发现，从而延误对未检测到的传播链的识别。
4.4.2 样本运输和拭子采样的后勤延误
与检测样本运送相关的后勤延误直接影响检测和病例确认。此外，对死亡通知，因担心疾病相关污名，可能导致对及时拭子采样许可的抵触。在某些情况下，部分通知的拭子采样延迟超过48小时，可能对公共卫生行动产生潜在影响。
4.4.3 疫情期间缺乏死亡监测指南
应对期间没有制定死亡监测指南，造成各地区和实施伙伴之间数据标准的碎片化。由于缺乏统一的社区和机构死亡记录、报告和调查协议，不同团队采用了不一致的病例定义、数据收集方法和验证流程。这种标准化缺失阻碍了死亡率数据的汇总和比较，降低了监测系统的整体敏感性，并延迟了对可能提示持续传播的潜在SVD相关死亡的识别。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表明死亡监测可以支持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发现别的方式无法识别的传播。死亡监测的结构化、多层级实施过程——整合社区参与、社区死亡通知、卫生机构和太平间报告、标准化口头尸检和快速尸检实验室确认——体现了从被动死亡报告向主动、以疫情为重点的死亡监测系统的明确转变。促进因素方面，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和协调、数字化监测工具的部署以及能力建设和社区参与，是死亡监测有效实施的关键支撑。障碍方面，死亡低报反映了卫生和社区系统中更广泛的系统性弱点，包括服务提供协调方面的挑战和监管监督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乌干达国家死亡监测指南于2025年5月才最终确定，即疫情宣布后一个月，因此2025年应对期间的死亡监测依赖临时程序而非正式认可框架，这凸显了在下一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前最终确定、传播和实施国家死亡监测指南的紧迫性。研究局限性包括依赖文件审查而非一手数据收集，描述性分析未量化无死亡监测的反事实情景，死亡监测与主动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和安全埋葬等干预同时实施，其独立效应无法与共同干预区分，且回顾性设计存在事后偏倚风险。研究结论为：2025年乌干达苏丹病毒病疫情证明了将死亡监测纳入疫情防范和应对的潜在价值，特别是在城市和非正规环境中。死亡监测促进了早期病例发现，并触发了及时的接触者追踪和安全有尊严的埋葬，尽管其对疫情控制的具体贡献无法与同时实施的其他干预措施分开。在乌干达和其他面临反复丝状病毒威胁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加强死亡监测系统、最终确定并实施国家死亡监测指南，应被视为流行病情境防范和应对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