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Occupational Injuries and Illnesses Under the 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Exploring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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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劳工移民工人数量迅速增加，而韩国的高死亡率与此并存。本研究探讨了在就业许可制度（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EPS）下就业的移民工人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状况。研究人员通过对11名经历过职业伤害和疾病的EPS移民工人进行深度访谈收集数据，
临时劳工移民工人数量迅速增加，而韩国的高死亡率与此并存。本研究探讨了在就业许可制度（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EPS）下就业的移民工人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状况。研究人员通过对11名经历过职业伤害和疾病的EPS移民工人进行深度访谈收集数据，并以官方政府指南、行政手册及相关立法等二手数据作为补充。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第一，关于移民工人对导致职业伤害和疾病的工作场所环境的感知，确定了四个子主题：获取EPS工作场所信息受限；被分配到小型工作场所；安全培训不足；安全检查仅流于形式。第二，关于阻止移民工人对其职业伤害和疾病作出适当应对的情境，出现了三个子主题：医疗服务不可及；工人赔偿制度（Workers’ Compensation System）的制度性障碍；缺乏工作场所调动权利。基于研究结果，本研究强调了将职业健康与安全政策与劳动力迁移政策联系起来的重要性。
全球劳动力迁移持续增长，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约有1.677亿移民工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4.7%。韩国因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政府不断扩大临时就业签证发放。就业许可制度（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EPS）自2004年实施，是韩国主要的临时劳工迁移项目，2024年持E-9非专业就业签证的工人达337,279名，占所有临时就业签证持有人的59.5%。EPS承诺为中小企业提供稳定劳动力，并保障移民工人享有与本国工人同等的法律保护，但实际数据显示，移民工人的职业伤害死亡率为韩国本国工人的2至3倍，职业病人申请数从2017年的174例增至2023年的532例。以往定量研究多关注个体风险因素，却忽视了EPS制度性限制对工作环境和健康后果的结构性影响。尤其是EPS原则上禁止工人自由更换工作场所，雇主掌握调动权，批评者认为这构成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强迫劳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采用质性方法，探索EPS移民工人对工作环境的感知以及受伤患病后的应对策略，以揭示制度设计如何制造健康脆弱性。
研究人员开展了基于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的质性研究，采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通过目的性抽样中的声誉案例选择策略，经由移民领域专家转介招募参与者。入选标准为持E-9签证入境、在制造业经历过职业伤害或疾病的移民工人。最终纳入11名男性工人，其中越南6人、尼泊尔4人、孟加拉国1人；4人因工伤（手部挤压或烧伤）受伤，7人患职业病（以肌肉骨骼疾病为主）。研究指出，所有受访者在初次上岗后6个月内即发生职业伤害或疾病，且均在员工少于30人的小型企业工作。数据收集方式为深度访谈，于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进行，每次90至120分钟，配有母语口译员；访谈录音在转录后删除。同时收集了政府官方文件（如《就业许可制度操作手册》《EPS 20周年白皮书》）作为二手数据。分析过程遵循Braun和Clarke的六阶段框架，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编码，比较后确立初步子主题，并经专家咨询和团队讨论完善，最终形成主题结构。该方法强调研究者主观性作为分析资源，并通过反身性说明研究团队的社会位置和学术背景，以保证诠释的严谨性。
研究结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EPS运行与工作环境导致的职业伤害和疾病”，包含四个子主题。第一，获取工作场所信息受限。参与者在签约时仅获得抽象的工作描述，例如“简单零件加工”或“塑料制造工作”，对具体任务和危害一无所知；工作场所由EPS办公室匹配，而非工人选择。有基础疾病的工人更因无法提前了解环境而陷入危险。第二，被分配到小型工作场所。所有受访者所在企业员工数均少于30人，有的甚至只有一名工人。韩国小型企业事故率是50人以上企业的2至5倍，且人员流动频繁，在职工人需分担离职者留下的任务，劳动强度增大，健康随之恶化。第三，入职安全培训不足。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无法回忆安全培训内容，现场实操培训缺失，即使存在也以韩语进行，部分工人无法理解；工人只能依靠自身直觉识别危险，伤害集中在入职后6个月内。第四，安全检查流于形式。工人缺乏个人防护装备，如仅戴棉纱手套或厨房橡胶手套接触化学品；政府年度检查通常提前通知，雇主可临时清理掩盖真实工作环境。
第二部分为“EPS情境下移民工人伤后健康恢复的障碍”，包含三个子主题。第一，医疗服务不可及。EPS指定工作场所多位于工业密集但医疗设施不足的农村或郊区，工人到提供口译服务的公立医院需往返2至3小时；同时工人普遍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难以请假就医。如一名化学灼伤者延迟一周才就诊，导致组织坏死切除。第二，工人赔偿制度的制度性障碍。多数工人不知晓工人赔偿制度，雇主和同事也不建议申请；即使申请，雇主往往不配合。本研究中5名获得赔偿的参与者均未由雇主代为申请，而是依靠医院、朋友或移民支持组织帮助。第三，缺乏工作场所调动权。受伤患病后，工人若无法获得雇主同意，便不能更换工作场所。行政流程要求雇主提交变更申报，等待期达1至3个月，实际往往更长。在纠纷期间，工人身心症状加重，甚至出现“装病”的指责，导致健康进一步恶化。
讨论部分指出，移民工人的职业伤害风险嵌入EPS制度设计的三个层面：个人层面的知识缺乏、工作场所层面的系统性脆弱性，以及雇主与工人之间的权力不平衡。EPS要求雇主证明招募不到本国工人，因此移民工人往往被分配到本国工人因危险或低薪而回避的小型工作场所；调动权完全由雇主掌握，工人一旦因维权被解雇即丧失居留资格，形成“永久暂时性”状态。研究人员强调，国家层面应将劳工迁移政策与职业安全健康制度有机衔接，所有参与EPS的工作场所必须先满足安全标准，并加强针对全体工人的职业伤害预防措施。结论部分可翻译为：研究发现，劳工迁移项目是导致工作条件恶化并迫使移民工人对职业伤害采取被动且有限应对的关键环境。作为劳动力迁移政策，EPS同时构成一种工人难以改变的固定社会环境，并制造出限制其应对能力的结构性脆弱性。在此条件下，受伤的移民工人必然难以保障自身健康与安全。总之，需要将有效的职业安全健康政策措施与社会保护政策相结合，以保障移民工人在就业期间及受伤后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