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围产期人群在COVID-19疫情期间的创伤后成长:一项质性研究

《Birth: Issues in Perinatal Care》:Post-Traumatic Growth in a Canadian Perinat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Birth: Issues in Perinatal Car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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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引言: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已在COVID-19相关应激背景下得到研究,但对更脆弱群体(如妊娠期及产后女性)的PTG关注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方法探讨围产期人群的PTG(以“一线希望”(silver lin

  
摘要

引言: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已在COVID-19相关应激背景下得到研究,但对更脆弱群体(如妊娠期及产后女性)的PTG关注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方法探讨围产期人群的PTG(以“一线希望”(silver lining)体验为代表),并了解这些体验在疫情期间的演变过程。

方法:数据来源于“加拿大COVID-19调查”(COVID-19 Survey Canada),该调查在12个月内的三个时间点(2020年5月、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通过网络在线实施(N=1074)。基线时,61名围产期女性(从妊娠期至产后12个月)回答了一道开放式问题,要求参与者报告疫情期间的“一线希望”。研究人员采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对这些回答进行分析,以识别PTG的主题。

结果:研究将“一线希望”体验量化为五个主要主题:(1)联系与支持(子主题:与家人共度更多时光、伴侣居家、建立新的联系方式);(2)日常生活的改变(子主题:节奏/常规变化、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工作条件改善、经济收益);(3)重新建构生活境遇(子主题:远离生活“噪音”的时光、积极视角/感恩);(4)健康与医疗保健的影响(子主题: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5)没有一线希望。

讨论:识别出的主题反映了PTG理论,并表明珍惜新获得的时间(尤其是与家人共处的时间)是围产期女性积极体验的基础性组成部分。这些发现揭示了促进成长的路径,可为未来疫情或围产期女性面临的个体挑战情境下的风险筛查和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COVID-19疫情对全球经济、教育、医疗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加剧了个体在个人、经济、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妊娠期和产后女性在疫情期间不仅要应对疫情带来的普遍性应激源,还要同时经历围产期特有的生活转变与挑战,因此属于更为脆弱的群体。疫情前,围产期应激水平已经较高;在一项针对1522名社会经济背景多样化的产前门诊女性的调查中,84%报告经历过围产期应激。围产期应激与妊娠并发症、不良孕产健康行为及儿童福祉受损密切相关。疫情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既有应激源,并引入了与疫情相关的额外交战因素,如病毒感染风险升高导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早产、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入住和死产等医学妊娠风险增加。已有研究表明,疫情期间围产期个体的抑郁症状患病率高达29%(疫情前为20.7%),焦虑症状患病率升至31%(疫情前为22.9%),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也明显增多。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疫情的消极后果,对潜在积极结果的关注甚少。初步分析显示,85%的加拿大人在疫情初期能够识别出至少一个“一线希望”,提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可能的发生。PTG是指个体在经历重大困境、痛苦或创伤后出现的积极生活改变、认知或感受,包括对生命更加珍惜、改善人际关系、增强个人韧性、投入新机遇和获得更深的精神性。以往研究已在癌症患者、退伍军人以及经历分娩或流产等围产期特定事件的个体中观察到PTG,近期也有研究探讨了与COVID-19相关应激源所引发的PTG。然而,针对围产期人群的PTG质性研究十分有限,且尚无在北美情境下或跨越疫情不同阶段的纵向质性研究。理解该人群的PTG具有重要意义,因为PTG与更好的身心健康、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强的自信以及改善的福祉和功能相关,也与增强同理心和志愿服务等集体性积极结果相关。此外,识别促进围产期女性成长的因素,有助于在未来疫情或其他大规模创伤事件中开发增强韧性等积极结果的干预措施。因此,本研究旨在采用纵向质性设计,通过考察疫情第一年(2020年)中围产期女性报告的“一线希望”体验,探讨其PTG经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加拿大COVID-19调查”(COVID-19 Survey Canada,项目负责人:El-Gabalawy),该调查在三个时间点通过网络实施:2020年5月至7月(T1)、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T2)和2021年5月至7月(T3)。基线调查包含1074名来自加拿大各地的有效参与者。纳入标准为:加拿大居民或公民、年龄≥18岁、能阅读和理解英语、具备互联网访问条件。本研究聚焦于基线时报告处于妊娠期或产后状态(产后12个月内)并回答了开放性问题(n=61)的应答者,并纳入其在T2和/或T3的随访回答。排除在T2或T3才首次报告围产期状态而非基线者,以确保围产期队列定义清晰。数据通过Qualtrics平台在线收集,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式,通过加拿大大学的学术列表和社交媒体平台招募参与者。质性数据通过开放式问题“如果有的话,COVID-19的积极影响(或‘一线希望’)是什么?”收集,该问题源自El-Gabalawy等人的前期工作。为补充质性结果,研究人员使用创伤后成长量表简版(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Short Form, PTGI-SF)量化评估PTG。该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6点李克特评分,总分范围0至50,分数越高表示PTG水平越高;本研究将指导语修改为“请针对每个陈述指出这一变化因COVID-19疫情在你的生活中发生的程度”。分析时,两名研究助理(JB、GL)独立编码全部数据集,并在各阶段之间召开会议讨论主题、解决分歧、减少偏倚并对主题划分达成共识。研究人员采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对开放式回答进行分析,以量化各项主题出现的频率;同时采用纵向质性研究策略,考察各时间点主题的突出程度及整体分布随时间的变化。此外,研究人员创建了主题频率随时间变化的图形表示,并利用SPSS 28.0版本计算基线人口统计学特征和PTG评分的患病率及均值。

三、研究结果

3.1 样本描述

最终样本包含61名女性(平均年龄31.2岁),其中31.1%处于妊娠期,68.9%处于产后。T2时28人(46%)应答,T3时21人(34%)应答。所有参与者均自认为女性;多数为白人(90%)、已婚或同居(92%)、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90%)、年龄在30至39岁之间(64%)、家庭收入超过5万美元(88%)。53名参与者完成了PTGI-SF,总分均值为12.47(SD=8.10)。各维度中,与“珍惜生命”和“与他人关系”相关的条目得分最高,而与“精神性改变”相关的条目得分最低。

3.2 质性分析结果

61名女性在三个时间点共提供了110条开放式回答(T1=61,T2=28,T3=21)。大多数围产期个体(96%)在疫情初期能识别出至少一个“一线希望”。内容分析在每个时间点以及整个数据集上进行,共识别出5个主要主题和11个子主题:(1)联系与支持(子主题:与家人共度更多时光、伴侣居家、建立新的联系);(2)日常生活的改变(子主题:节奏/常规变化、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工作条件改善、经济收益);(3)重新建构生活境遇(子主题:远离生活“噪音”的时光、积极视角/感恩);(4)健康与医疗保健的影响(子主题: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5)没有一线希望。尽管主题随时间保持一致,“联系与支持”在每个时间点均占最大比例,其次是“日常生活的改变”。其余主题由较小比例的参与者报告,其相对突出程度随时间变化。

3.3 主题一:联系与支持

疫情限制使许多加拿大人被限制在家中,与直系亲属共处的时间增加,但维持外部关系出现新障碍。因此,联系与支持的重要性变得高度显著。该主题在随访中最为突出,体现为参与者珍视在家与家人共度的新时间(子主题1:与家人共度更多时光)。许多参与者明确表示其“一线希望”是“更多与直系亲属在一起的时间”。鉴于研究人群为围产期女性,参与者还特别提到在新宝宝到来前与伴侣(有时还有其他孩子)共度时间,或在家享受与新生儿的家庭时光。这一主题也体现了个体找到新的创造性方式与不住在一起的亲友联系,例如“使用技术与不住在同一城市的人联系”(子主题2:建立新的联系方式)。此外,联系与支持也深受工作条件变化的影响。许多工作转为远程办公、工时减少或受临时关闭和裁员影响,这使围产期女性受益于伴侣更多时间在家(子主题3:伴侣居家),从而增加了夫妻共处的质量时间,并在照顾宝宝方面获得更多支持,例如“我丈夫在家帮我照顾我们的新生女儿”。因此,在社会隔离时期,围产期女性认为有意的联系努力和更多家庭时间具有重要价值,带来了实际和情感支持方面的益处。

3.4 主题二:日常生活的改变

疫情完全扰乱了社会日常功能的各个层面,许多个体经历了日常生活的剧烈变化,包括工作结构、业余活动、财务状况乃至生活节奏的改变。尽管劳动力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一线工人风险增加、失业和企业衰退等许多负面变化,但参与者确实描述了工作条件的积极转变(子主题1:工作条件改善)。这主要是由于限制措施导致工作量减少、压力降低和更多居家办公机会。一位参与者指出:“实际上工作压力更小了,因为我平时是护理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被重新部署到一个更安全的区域。工时更短,但工作环境更安全、更轻松。”此外,由于每周日程上的任务减少,参与者表示参与了平常没有时间进行的活动(子主题2:有更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例如阅读、烹饪或完成长期搁置的“项目”。因此,在家时间增多使个体能够探索其他兴趣和完成任务(如“做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时间做的事情”)。额外的居家时间也促进了财务习惯的改变(子主题3:经济收益)。由于孩子停学在家和日托关闭,“没有育儿费用”,外出减少则“省钱,因为不常出门”。因此,由于可去之处有限、义务减少,生活节奏放慢(子主题4:节奏/常规变化)。参与者表示欣赏这种从通常忙碌生活中脱离出来的休息,例如“不用再早上像马拉松一样赶着送女儿上学”。总之,尽管日常生活受到种种干扰,围产期女性也描述了许多意外的益处和新机遇。

3.5 主题三:重新建构生活境遇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活方式的变化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情绪或认知转变。许多参与者表示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境遇以及所得之物,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观念层面。具体而言,COVID-19缓解了日常生活中许多典型的外部压力、应激源和干扰,使人们得以“在没有生活‘噪音’的情况下与孩子共度额外时光”,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放松地在一起,不用担心外出做事或购物”(子主题1:远离生活“噪音”的时光)。此外,面对个人和公共健康威胁,许多参与者表示对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子主题2:积极视角/感恩)。一位参与者说:“明白了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花哨的东西。健康非常重要,我应当感谢自己是个健康的人,因为我不属于COVID-19高风险人群。”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者不仅承认了疫情的损失,而且能够关注自己所获得的东西,例如对健康、家庭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小事”更深层次的珍视。

3.6 主题四:健康与医疗保健的影响

除了对健康产生更深的珍视外,COVID-19还促进了个人层面(子主题1)和社会层面(子主题2)健康相关行为的直接变化。疫情期间,参与者报告采取了个人措施来维持或增进健康与福祉,例如增加锻炼和改善饮食。这既归因于有更多时间照顾自己,也归因于对抗COVID-19的保护性努力。对围产期女性而言,这种影响可能得到加强,例如“能够专注于我的孕期,并比平时工作很多时更好地额外照顾自己”。在个人努力之外,许多围产期女性也承认医疗系统的一些益处,并对更广泛的公共卫生保护措施表示满意。积极影响包括能够进行“虚拟问诊”,以及“医院增加人手和减少患者使得病人护理更加周到”。参与者还强调“人们更讲卫生”,以及通过“社交距离”相互保护。因此,尽管医院在疫情期间无疑承受巨大压力,一些围产期女性仍能够以新的方式优先考虑自身健康,并看到了公共卫生措施带来的益处。

3.7 主题五:没有一线希望

鉴于COVID-19造成的显著且多样的影响,少数参与者不确定自己从疫情中获得任何积极的东西,或者觉得没有“好事”发生。尽管这可以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总体上最不被认可的主题,大多数个体能够报告至少一个“一线希望”。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分析三个时间点的质性回答,在围产期女性中识别出五个反映积极心理和生活改变的主题:“联系与支持”、“日常生活的改变”、“重新建构生活境遇”、“健康与医疗保健的影响”和“没有一线希望”。其中三个主题直接映射到PTG理论,为理解围产期个体在疫情中同时经历妊娠和产后过程时如何体验PTG提供了新颖视角。为将质性发现情境化,研究人员还考察了PTGI-SF得分,发现其总分均值虽低,但与其他疫情期间高风险人群的报告水平相当。量表中得分最高的PTG维度(珍惜生命和与他人关系)与质性主题“联系与支持”和“重新建构生活境遇”一致;得分最低的精神性改变维度也相应未在质性回答中出现,这突出了精神性作为该群体成长来源的有限显著性。最普遍的主题“联系与支持”反映了PTG理论中“改善人际关系”的关键领域,与以往在一般人群和围产期个体中社会支持促进PTG的研究一致。在围产期人群中,社会支持和积极的伴侣关系与更好的围产期心理健康结局相关,表明家庭联系在逆境中可能成为围产期个体的重要保护因素和成长来源。此外,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使参与者能够在放慢的生活节奏中发现价值,与PTG的“新可能性”领域相符,尤其可能缓解围产期通常伴随的财务、时间和工作相关应激。对某些个体而言,疫情引发的身体生活变化促使心态转变,使其更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性,从而更加珍视生命、健康和家庭。健康与医疗保健影响主题则强调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健康维持/改善努力,尽管该主题相对不主导,但参与者报告了更多时间进行自我照顾、锻炼、健康饮食以及围产期相关的益处(如母乳喂养和休息),并满意于卫生措施的加强;这些体验虽不直接映射到PTG领域,但新近质性研究提示与健康相关的生活变化和身体意识也可能是PTG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每个时间点均有一小部分个体报告没有“一线希望”,这与PTG理论一致,即并非所有个体都会在创伤后经历积极转变。其中T2时“没有一线希望”的比例相对较高,可能反映了长期限制和疫苗即将上市所带来的累积负担。总体上,大多数围产期女性能够识别出至少一个积极改变领域,与一般人群的发现一致。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样本相对同质(主要为白人、高学历、高收入),限制了对不同种族和社会人口群体的推广;多数参与者已婚,社会支持可能影响了“联系与支持”主题的突出性;约半数参与者在T1后流失,可能使结果产生偏倚;自我选择进入研究可能纳入应对能力更强或更愿意分享经验的个体。未来研究应招募更多样化和有代表性的样本,特别关注社会或结构性支持较少的边缘化围产期女性,并考虑妊娠和心理健康相关因素对PTG的影响,采用混合方法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本研究结论表明,尽管COVID-19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围产期女性仍在疫情期间经历了有意义的成长和生活改变。识别出的成长主题涵盖关系性、个人性和健康相关改变,并映射到PTG理论的多个层面,展示了围产期个体在疫情中经历积极改变的多种途径。新获得的时间(尤其是与家人共处的时间)是显著的成长促进因素,凸显了家庭关系在逆境中的重要性。鉴于疫情、自然灾害或医疗危机等事件不可避免,这些发现强调了理解促进成长因素的价值,尤其是对脆弱群体而言。对围产期女性来说,家庭联系、社会支持和认知重评与积极体验尤为相关,这些途径可为风险识别提供启示,并可作为韧性训练和积极心理学干预的目标,以在未来更广泛的创伤情境中支持围产期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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